政治的條件(任不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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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02年的文章,今收集在博客裡,也可以視為自己思想轉變中的一個見證。此次發表時有刪節

政治的條件

1989年以來漢語語境下政治學理論在短暫中斷後獲得了自己的表現方式。如果說經濟學在1978年以後成為顯學,那麼政治學似乎一直處於政治的附庸地位因而成為經濟學的附庸地位而無法自我確證。近年來出現了一些變化應該歸功於漢語思想的民間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知識階層關於」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等內部爭論。諸如此類的討論至少依靠兩種學術資源:一是1989之後的反思(這種反思的結論可能是對立的),一是對西方政治學著述的引證。進入新世紀,漢語政治思想的一條新線索似乎隱約可見:那就是對政治哲學的追溯正被對制度設計的熱情所替代,而這一過程,似乎和西方的」後行為主義」理論迎面撞在了一起。

毫無疑問,中國正在走向一個政治時代,經濟轉型內在資源的枯竭是這個時代的到來的基本標誌和內在動力。但是,對於西方政治學來說–這一點和經濟學一樣–自從它誕生那一刻起,總的說來是和中國無涉的。而以此為學術資源重建中國政治分析,在本體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在方法論上有嚴重的缺陷。簡單地說,中國的」政治」不是」政治學」的對象,它由於缺乏」政治」的條件因而還不是」政治」。在這種意義上,漢語政治思想的當下要務就不是在」政治學」的原則下演繹中國問題,而是建構」政治學」得以存在的邏輯前提。易言之:漢語政治理論應該對這樣一個問題保持敏感:如何使一個非政治的社會進入政治社會,以及在此基礎之上,討論政治哲學、行為技術以及立憲選擇問題–這些第二序列的問題在本體論上是普世性的,在方法論方面要對」中國問題」作出特殊反應。

一、政治和政治學

1、政治的定義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關於政治的詞條是這樣寫的:政治(Politics),是在共同體中並為共同體的利益而作出決策和將其付諸實施的活動。政治首先是為」為共同體的利益」而存在的。接下來關於」政治」的另一個詞條是:政治(Politics),是一群在觀點或利益方面本來很不一致的人們作出集體決策的過程,這些決策一般被認為對這個群體具有約束力,並作為公共政策加以實施。該定義強調政治的四個特徵:分歧、勸說、討價還價和達成最後決定的機制,而其統一的外在特徵是和平的說服方式:」當一個人用槍指著同伴的腦袋強迫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時,他與同伴之間就不存在著政治關係。因此政治排除以武力解決分歧」。(《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 主編。中國政法大學1992年出版。)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是說服,排除武力解決分歧。

關於政治的定義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政治批評理論」強調政治的壓迫性、強制性和機會主義這一面。這種觀點在邏輯上面臨著相對主義的陷阱:如果它打算建立新的政治社會,就面臨同樣的質詢,如果他不打算這樣做,它的批判和它的生活就存在一個二律悖反。因此政治學拒絕這樣一個定義是自然而然的。這種政治理論在國家理論上就表現為」掠奪論」(或剝削論,與此相對是」契約論」),按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1981)的」新古典理論」,國家理論的關鍵是:盡可能地利用暴力實行資源控制(通過決定產權結構以及防止」搭便車」而建立一套意識形態)。而」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在公民之間平等分配就產生」契約性國家」,相反就產生」掠奪式國家」。而」新古典國家」能把」統治者租金最大化」和」社會總產出最大化。」兩種目的統一起來。在諾斯看來,現實存在的國家是這兩種模式的結合。契約理論缺乏經驗根據,也缺乏先驗基礎,這是顯然的。但掠奪理論只是對某些國家的行為特徵作出解釋,它不能說明這樣的國家是如何產生的。而諾斯的理論未能告知」暴力潛能」為什麼存在不同的分配模式。在我們看來,掠奪式國家起源於暴力,而這一系列暴力事件源於資源和人口之間的絕對緊張關係(這表現為產權制度的不穩定性和租金製度墮變為奴隸制度),而掠奪式國家強化了這種關係並可以自我複製。問題不在於」暴力潛能」的分配,而在於它是如何分配的。以暴力的方式分配暴力產生了掠奪性國家,而這種國家不是政治學的對象,也不是經濟學的對象。

政治(Politics)的詞源產生於一個希臘詞polis,特指城邦。在這種意義上,非城邦模式的政治就不是政治。美國學者肯尼斯-米諾格(Kenneth    Minogue,1995)因此宣稱:政治中沒有專制者的位置:」今天我們將專制主義(連同專政和極權)定義為一種政體,這會使古希臘人大為驚駭,因為希臘人的獨特(也是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正是他們不同於那些聽任專制主義統治的東方鄰居。……政治是專門由新出現的稱作』公民』的人們從事的活動……希臘人毫不動搖地相信:東方的專制主義不是政治。」(《當代學術入門:政治學》(美)肯尼斯-米諾格著,龔人譯。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按這種觀點,政治的否定性的定義是:政治不是專制。

政治學的基本觀念起源於希臘的城邦觀念。因此對政治學理論做一次簡單回顧是必要的。這一歷史追溯旨在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在政治學思想中政治這一對象的基本特徵具有恆定性,第二、當代政治學的興起使這一特徵受到了挑戰,政治出現反政治的危險。

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治》、《政治學》以及修昔底德的《歷史》、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瞭解希臘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必讀書。通過這些文獻我們看到,」公民選舉、法律至上」可以視為希臘政治因而也是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徵。伯利克裡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們自由而且寬容、但在公共事務中我們嚴守法規。這是因為這種法律深使我們心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實際上是對」雅典政治」基本精神的總結。

而政治觀念則是以」善」和」正義」為基本原則的。這是」政治技術」與戰爭技術的主要區別。普羅泰戈拉(公元前481-411)在與蘇格拉底的一次對話時說:」政治的技術」是使人成為善良的公民。」人類……一開始是分散地居住,沒有城市。……他們雖然有食物,但是還沒有政治的技術,戰爭的技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後來自保的要求使他們聚集到了城裡,但那時他們只是住在一起,並沒有政治的技術,他們彼此為害,又陷於分散和毀滅的過程。宙斯恐怕整個人類會消滅,於是派遣赫爾美斯到人間來,帶來尊敬和正義作為治理城市的原則,作為友誼與和好的紐帶。」(《柏拉圖全集》牛津大學1953年版)

根據同樣的原則,柏拉圖認為:哲學家而不是軍人應該領導國家,智慧而不是暴力才是理想國的最高原則。亞里士多德說,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城邦以正義為原則。他在《政治學》中關於政治有一個經典的論述:人是社會的動物或政治的動物。關於這一點,人們往往忘記他論證的根據,那就是人之所以是政治動物,就根源於這樣一個理由: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種善業,而對善的追求正是人類與」惡劣動物」的區別。那麼什麼是政治上的」至善」和」正義」?亞里士多德的一個答案是:」理性生活」。進一步講就是」心靈的主動性」:人類的善,就應該是心靈合於完全德行的活動。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的政治家,首要在於研究德行(而不是權術)。那什麼是德行呢?德行就是」適度」,而暴力和欺詐是惡,是」過惡」。(《尼可馬克倫理學》)

羅馬帝國時期和整個基督教時期,政治實現了從信仰民主到信仰法律、信仰上帝這樣一個轉變。這種轉變並沒有否定政治的希臘含義,而是從政治的古代民主觀念向現代民主觀念持續變革。民主觀念的徹底變革是一個近代事件(對信仰上帝的不同理解先是導致了法國人權宣言的平等觀念,後造就了美國憲法的個人自由理想),其經驗性的成就是美國憲法確立的政治框架:立憲共和政體。

現在到了我們為政治下一個定義的時候了。這種思辯要冒很多風險,降低風險的一種方法是盡可能地做描述性分析。綜合來說,政治的最低原則是和平和法治、中間狀態是民主、現代狀態是憲政共和。在本文中,為免歧義,我們更多使用政治的最低標準定義。從否定方面來說,政治不是暴力和陰謀。政治共同體並不排除暴力,但是,第一、暴力是最後的手段和特殊的手段、第二、暴力要依法使用。也許還有第三:國家不完全壟斷暴力。說服或討價還價可能不光彩的,可能還有欺騙–但欺騙比暴力殺人好。這就是政治的理性主義原則:用最不壞的方法。」人若認為政治或實踐的智慧是最高的知識,這是荒謬的,因為人並不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東西。」(亞里士多德《尼可馬克倫理學》)但人若認為政治或實踐的智慧是最壞的知識,這也是荒謬的,因為人並不是世界上最不完善的東西。

關於政治,可以說著名的聯邦黨人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的定義更符合本文的觀點。漢密爾頓在1787年10月21日《獨立日報》上撰文稱:」時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問題留待我國人民用他們的行為和範例來求得解決: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假使我們選錯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那就應當認為是全人類的不幸。」 (《聯邦黨人文集》)我們有理由向希臘政治致敬,因為漢密爾頓提出的這個問題,古希臘人的回答在一定意義上為免除」人類的不幸」開闢了道路。

2、政治科學–通往反政治之路

當然,沒有人忘記希臘民主和奴隸制之間的衝突,也沒有忘記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這種狀況正是政治哲學進一步發展的歷史前提。對古代政治缺陷的反思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達成了政治哲學的輝煌時期。然而,政治哲學在」政治」標準上的發展在本世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就是所謂以行為主義運動為標誌的」政治科學」的誕生。

今天政治學的學科歷史往往被分成兩大時期:一個舊的或傳統的政治學時期,從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延續到本世紀。二是」現代政治分析」或」行為科學主張」時期,從本世紀30年代的查爾斯-梅裡姆和哈羅德-拉斯維爾,在60年代在政治學上佔居了統治地位。(《自由民主與政治學》Liderai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西瑟JamesW.Ceaser1990)。

行為主義對政治哲學的一個主要指控是:政治哲學缺乏經驗性根據。因此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分析應該從早期的先驗演繹方法、歷史方法和比較方法轉化為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的計量技術。這種思潮是現代社會科學主義信仰的一部分。」行為主義革命」要求按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模式來發展政治科學。到60年代末,政治理論被劃分為三部分:即歷史、規範和經驗理論。但顯然,」經驗理論」成為政治科學的核心問題。分析單位從規範或準則到行為、從道德判斷到科學論證這種實證主義變化,導致了事實與價值的分離。

其實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基本觀念在19世紀就形成了。20世紀不過給它提供了技術手段而已。行為主義的」政治哲學」還可以追溯到馬基雅維利那裡。中國政治是這種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顯然和行為主義缺乏血緣聯繫,但這種影響不能說不在。19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革命的基本價值觀念是唯物主義的和虛無主義的。民族衝突和階級衝突在一定意義上是利益衝突,這使得政治分析轉變為」政治經濟學」。對政治進行經濟分析產生了兩種相反的政治思潮: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前者深化了政治理性,而後者演化為反政治主義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19世紀中後期的馬克思主義。事實和價值的分離在馬克思主義裡面採取了本質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表現方式。事實和價值的分離的邏輯困境是:第一、這種分離同樣是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判斷,是想像的而非實證的。二、當不同的社會成員在事實判斷上發生衝突(利益衝突)而又沒有價值判斷的基本共識,共同體就無法維繫。暴力於是成為政治本身,但由於它對經濟的毀滅力量而導致社會解體。

20世紀的行為主義可以視為反政治主義的第二個高潮。它是在馬克思主義國家存續期間濫觴的,這完全可以理解:政治科學試圖在更廣泛的領域內提供解釋模式。哈羅德-拉斯維爾給政治科學提出的任務是:」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政治學的任務在於闡明情況,而政治哲學則要為政治選擇提供辯護。」他的研究」只限於進行政治分析,闡明情況,而不提出任何選擇意見。」(《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What, When, How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1936。)拉斯維爾的理論可以視為另一種」君主論」或精英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對行為主義的批判大體上也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政治狀態日益明顯的時候出現的,這也不難理解。

反對行為主義的鬥爭也存在兩次高潮。一次是從30年代開始,在60-70年代冷戰期間發展到高潮,為了強調有別於極權主義的思想傳統,政治理論被等同於政治思想史,因此對保守主義的回顧成為政治學的重要任務。進入60年代,包括政治理論史學家施特勞斯和伊斯頓等行為主義者的辯論等學術事件說明,行為主義政治學至少客觀上在為極權政治辯護,他們在解釋政治卻不捍衛民主。(《政治哲學史?Political Philosophy History施特勞斯LedStrauss 克羅波西Joseph Cropsey1986:》)這種批評導致了1969年伊斯頓的」後行為主義革命」:減少科學性關注,開始重視政治學的社會使命、政治問題和公共政策。第二次高潮出現在80年代。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密切相關。政治民主化成為一種全球觀念,政治學發現自己面臨為此說項的迫切任務。現在,削弱實證主義假設在政治理論中的統治地位已經成為一種當代方向。

有人認為:今天政治學由這樣兩個主要支柱來支撐:新規範主義和理性選擇論。(《自由民主與政治學》Liderai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西瑟JamesW.Ceaser1990。)前者是對行為主義的批評,部分恢復規範研究的價值,後者旨在緩解政治學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衝突,同時給傳統政治學補充」理性基礎」(利益最大化)。在這裡理性假設取代政治動物假設。如果說行為主義政治學缺乏規範前提,那麼傳統政治哲學則缺乏經驗基礎,而新的政治學打算在這兩個方向上努力。在這方面,人們可以記住羅爾斯、諾齊克、哈貝馬斯等人的名字。

1989以後,」歷史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福山Francis Fuknyama1989)使行為主義找到了新的復興機會,其表現之一就是世界範圍內的新左派思潮的興起。事實上行為主義的價值虛無態度和左派思潮強烈的價值至上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但二者在」本質主義」這種認識論上產生共鳴。她們因此能夠在解構權威方面形成暫時聯合和共謀關係。然而911事件宣告了政治學新的時代的來臨:恐怖主義的威脅徹底宣告了行為主義的終結–政治全球化及其古典觀念成為政治學在21世紀要處理的首要問題。如果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嚴重分離」導致了阿瑪蒂亞森革命Amartya sen ,1986),那麼,政治學的倫理困境也在呼喚政治學的革命。

另一方面,由於」冷戰」在世界範圍內的結束,使半個世紀以來的兩種對立的政治觀念中國化了,或者說」冷戰」在中國得以延續。因此,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由於自己特殊的問題處境而選擇了向西方傳統政治哲學回歸這樣一種道路。這正是哈耶克在過去堅守的而羅爾斯、諾齊克等人以不同方式復歸的道路。但漢語政治學由於」轉述」這種先天缺陷,往往無視中國政治本身和政治學之間的巨大斷裂,這從上個世紀初就一直是一個」中國問題」。

二、結論:家國政治還不是政治,而是反政治

什麼是家國政治的特點?家國政治的特點就是它不是政治,或者說,它是反政治的。

反政治的原則是暴力,它是歷代王朝的起源和存在方式。反政治靠武力來建立,以恐怖來維繫,秩序的最高原則取絕於君主的個人好惡而不是法律,臣民的唯一任務就是獻媚。這是一種軍事主義性質的偶性統治。我們並不是強調希臘式政治是絕對政治的(沒有人這樣認為),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反政治為什麼是相對非政治的。反政治是戰爭通過另外一種手段的繼續。

「早期國家」是一個」巨大的盜匪團伙而已。」(《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德)羅曼-赫爾佐克Roman Herzog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這形象地說明了災民政治的歷史方位。不過這個早期國家在時間並不是早期的,而是因停滯而延續到今天。它似乎不再是」朝庭國家」了,但它的」動物國家」的」原始特徵」仍然一成不變地保留著,它仍然是」勝利者的統治」(《論國家》Der Staat 奧本海 Franz Oppenheimer 1909),這不是國家。我們只是」國家之前的人們」,我們生活在政治以前。而這些認識使我們警惕:由於它還不是政治學的對象,因此對」反政治」的學術批評可能是對它的一種讚揚,或者,你所援用的」政治科學」的分析符號在這裡是下落不明的……。

(2002年10月1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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