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兒童權利報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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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應該視為基本人權的內容之一。言論自由、人身自由、財產自由的權利價值在法學視域是顯然易見的,但是兒童權利之保障,是上述基本人權歷史中另外並行的一條線索,它將權利觀念複製在人自身的歷史中。對於漢語文化而言,基本人權和兒童權利觀念的絕對匱乏,是相互聯繫、相互支持的兩個範疇,與之對應的是絕對君權和絕對父權。沒有人懷疑,東方專制主義的絕對皇權制是建立在軍隊實力和家長制文化的根基之上的,而孝道則為家長制提供了宗教依據。

壓倒兒童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

最近幾年來,中國當代皇權移情者開始推動一些機會主義知識分子重振「國學」,但無論怎樣用後現代的口紅塗抹,中國文化的三綱六藝和陰陽五行之「精髓」仍然是其根本。而其根本之根本,似乎無外於孝道。梁漱溟、錢穆等撮要以言:中國文化實為「孝的文化」。考 「孝」字,上面為一老人,下面為一小孩。許慎說:「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易言之,中國文化復古主義者,目的之一似乎打算恢復孩子被壓在下面,或者實力壓倒一切的傳統。而兒童被壓制,意味一代一代人將經歷奴僕時代,該文化之政治歷史,因之將以「人上人」為真正哲學原則。

查孝道之起源,誠如王國維之言,孝道似在商周之際勃興,其代表了中國文化在遠古時代的一大轉向。「周公製作」奠定宗法制的「孝」道之根,乃是以人之偶像取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禮記‧表記》)之天性。當然,殷人尋神乃是尋求普遍啟示並將祖先崇拜與「上帝」崇拜混而為一。周人滅商徹底清除了神權觀念,並從此將人或「德」立為中國觀念之基。在父權、君權、夫權-祖先的權威-上帝的權威連續替代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實際上棄絕了神,走上了表面的唯物論道路,而實質上是自我崇拜的驕傲之途。這是空中掌權者與亞當後代的合作。巴別事件之後,他們從示拿平原下來,在遠東重新開始了巴別塔的未盡事業。他們棄絕了聖潔公義者,卻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他們。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質及其歷史。偶像崇拜遭遇最大的懲罰就是中國成為一個災民社會,一些知識精英不得已將社會存續之基建立在血親關係之上,訴諸生理聯繫——孝道是維護災民社會秩序所能求助的最低的道德底線,親子關係因生殖等生理學的理由和養育等經濟學的理由上升成為倫理的核心。這是神的愛和神的公義的雙重見證。在這種絕罰之下,一個民族幾千年來深信把臣民、女人、孩子或「社會勢群體」壓在下面是理所當然的。由於缺乏「在神之下」這一絕對標準,平等和自由成為中國文化的異端情緒,在這裡,文化的核心使命是為不平等和不自由辯護。

中國當代兒童權利問題之所以令人觸目驚心,原因之一是這種「壓倒孩子」的文化並沒有經過共產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洗禮而被減弱,反而在這場以力量為上帝的人類超級自我崇拜運動中強化。1989年之後,由於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危機,也由於權力採取市場手段進行利益分封建制,中國政治文化開始了馬克思、秦始皇與周公旦勾連的新歷史——新老無神論者聯合起來,試圖抵擋神並祂的受膏者。在「希律」掌權的這個時候,首先的受害者仍然是孩子,「拉結」的哀哭成為中國文學或漢語思想核心的題材。在所有的弱者中,孩子是最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的。如果說,文明意味著仰望強者轉為同情弱者,那麼踐踏兒童權利為基本特徵的中國文化及其政治上在當代的公開完成,則是作為野蠻民族的自我表象。因此,為兒童權利辯護也成為祈禱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一種需要。

孝道——一個生物學和經濟學上的倫理

孝道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敬養父母,二是傳宗接代。那麼,中國人為什麼特別強調這樣一種道德倫理呢?我的研究結論是,這和中國人獨特的生存境遇密切相關。

中國人生存於一個災變環境中,生存資源的匱乏導致了生存危機。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的危機,一方面是人的生產的危機。第一,經濟危機使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面臨死亡威脅,因此必須通過強調孩子的供養責任來自我保護。第二,必須選擇「多子多孫」的生殖策略才能維持種的延續。最後,在一個為爭奪生存資源而不斷發生動亂和崩潰的社會裡,這個社會的思想精英打算最後依靠生物學上的親情本能來堅守一種秩序底線,以最後的一線希望來重建社會和平。

因此,與其說,孝道倫理是社會文明的結果,不如說是社會未能進入文明的結果。它是一種生物學和經濟學上的偽倫理訴求,而不是宗教上的先驗命令。

但是,這裡面的問題就出現了:孩子同樣是缺乏生存能力的弱者,那麼,為什麼一種呵護兒童的倫理沒有建立起來,至少沒有像「孝道」倫理這樣成為民族文化中的「顯學」呢?這就必須清楚,孝道倫理顯然是成人發明完善的。這就意味著孝道倫理首先是成人的一種自衛行動,是為了成人自身利益的一種自私的道德安排。如果說,孩子沒有能力在社會意識中進行道德自衛,那麼,單一存在的成人道德更可能是一種力量的罪惡。

首先,孝道倫理取消了孩子的主體性,把孩子看作是生存危機中的必須投資的一個「期貨項目」,投資的目的不是基於愛,而是基於回報。其次,它把孩子看作是種危機中的延續工具,生育孩子如果不是出於無計劃的動物需要,就是為了有計劃的延續香火,甚至連夫妻之愛都成為次要的了。在這種倫理制度下,首先,孩子被剝奪了身體自由和精神自由;其次,女人成為生殖工具,成為一夫多妻制的祭品;最後,女童飽受歧視和虐殺。

魯迅先生說:「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人的萌芽。」我們看到,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具「傳種」和「養兒防老」的「危機意識」了。在這種文化中,孩子不是作為獨立的人格來看待來尊重的,而是被當作特殊工具來被「喜愛」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東方社會獲得了文化上的全面勝利。這種勝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尊嚴。當孩子不幸夭折的時候,那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傷痛哭,但總有那樣的成年野獸,他的悲痛首先不是因為對生命的哀悼,而是因為自己可能「斷種絕戶」了。正是這種心理,我們才可能理解這個民族幾千年來對女嬰的殺害、遺棄和虐待,一個敬畏生命而不是對孩子持工具主義態度的人,不可能忠實踐履這種「生命價值不平等」的可怕信條。

「傳宗接代」是中國人所有的倫理教條中最惡貫滿盈的,它見證著中國人愚昧和野蠻所達到的高度,使我們一直遠離一種更人道更正常的人類生活。在今天,可能只有「每個德國婦女有義務為國家生個孩子」這個納粹教條可以和它媲美了。是的,有什麼道德和理性上的理由,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人持這種觀念,僅僅為了讓他們在世的時候已經臭不可聞的肉體基因和精神基因能夠千秋萬代地臭不可聞?

孝道的罪惡需要進一步清算,這是五四以來的未盡事業之一。孝道倫理不僅對孩子進行精神虐殺,而且可能導致肉體殺害。這種對孩子的殺害尤其卑劣,因為它給罪惡塗抹了道德的口紅,甚至對罪惡進行道德審美。不把罪惡當罪惡,而把罪惡當道德,這是中國文化一個獨特的方面,而孝道殺子在這方面尤其突出。不久前,中國兩位學者為此貢獻了一篇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認為孝道是一種殺子文化。他們認為殺子現象在中國古代並不少見,而孝道是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之一。文章也談到:在中國,遇到饑荒年份,殺嬰的現象就更加普遍。由於中國歷史上饑荒頗為頻繁,所以,殺嬰在中國人的集體經驗中是很突出的一件事。也許有人認為,這類行孝的倫理,其根源在於物質上的缺乏。但是,這種說法無法解釋為什麼要犧牲嬰兒,而不是老人。正是孝道將饑荒時的殺嬰合理化。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二十四孝》中的幾個故事,今天讀來仍令人難過。首先是廣泛為人以相反目的引用的「郭巨埋兒」的故事:「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子不敢違巨。巨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官不得取,民不可奪。」 孝道殺子特別熱衷於鼓勵孩子自我犧牲。一個8 歲的孩子為了不讓蚊子咬他的父母,寧願讓蚊子咬他自己;另一個孩子受後母虐待,但是,當後母想吃魚時,他卻不顧天寒地凍,臥冰求鯉;另一個孝子聽從醫生的指示,嘗父親的糞便,以判斷父親的病情,知道父親病危時,就祈禱上天讓他替父親去死;年僅14歲、手無寸鐵的楊香「扼虎救父」,「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何友暉、彭泗清文章標題待查原載《方法》1999年第3 期)

《二十四孝》中有很多這樣用來「勾引」孩子倣傚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幾千年來一直是作為美德讀本或啟蒙讀本提供給孩子們的。講這些故事的人的動機,比起那些用糖果勾引孩子到樹林中的罪犯的動機更高尚嗎?

孝道倫理被駁得理屈詞窮的時候,往往就開始破口大罵,比如,孟子常常為此罵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前不久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沙龍聚會上還遇到了幾件這樣的古董,他們在以愛的名義鼓吹孝道。但他們那種緊張得如氣球一樣的狀態使人懷疑他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他們的主張。他們不明白,反對孝道並不反對敬愛父母,或者說,並不反對愛,而是反對「要求愛」,「要求愛」已經不是愛了,而且必將喪失愛的真誠,變得虛偽,墮落為一種成人主導的赤裸裸的經濟交易文化。我們不同意說,在「愛」或道德感上孩子比成人更需要教育,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謊言。因此,以此為借口堅守孝道文化傳統是完全缺乏合理性的,更可能是不誠實的。

他們最後的辯護是:「因為父母生養了你,所以應該敬愛父母。」這實際上提出了孝道倫理的理論基礎問題。首先,它的兒童觀有問題,它認為孩子來自父母。其次,它把父母應盡的責任(責任不要求回報)等同於施恩行為,同時又等同於投資行為,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投資行為就不構成恩情,而如果是恩情,就不可能要求回報。第三,要求「報恩」如果是「恩人」提出來的,而不是受恩人提出來的,那麼在道德上顯然是可疑的,除非在經濟學的交換理論上才可以理解。但問題是,孝道倫理一直是以道德面目出現的。最後,它完全否認父母養育孩子的樂趣和愛孩子的自我需要,彷彿完全是無私的,這只能說明這些遺老們是對現代心理學一無所知。

我們愛孩子,首先不是因為孩子需要父母愛孩子,而是父母自己需要愛孩子。同樣,孩子愛父母並不是因為父母要求孩子愛父母,也不是因為生物學上的被生產行為,而僅僅是因為在共同生活中兩個平等獨立的主體之間產生的愛,僅僅是因為孩子自己需要愛父母。而這種愛,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而不僅僅是長幼之間的愛。「那麼,」有人會反駁說,「如果孩子不自願愛父母呢?」那你不能強制她「愛」你,你只能強制她給你錢,如果你的法律是這樣的話,如果你當初「愛」她就是為了錢的話。但我認為更好的選擇是在你還能賺錢的時候為自己留點錢,如果這個社會的經濟制度不能為個人積累提供經濟機會的話,你們這些大人應該自我總結一下了,這個社會要改革,而不是把社會責任轉移為孩子責任。為什麼我們願意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孩子們身上,而不是寄托在自己身上呢?

孝與孩子的經濟價值

「父母的孩子」這種觀念,還導致一些父母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對孩子瘋狂的利用。比如「賣兒賣女」,比如以孩子抵債,比如逼迫孩子做童工,甚至把孩子變成太監、乞丐或雜耍的動物來換取食物和金錢,等等。這些醜惡現象不能僅僅歸因於生活貧困,對孩子的經濟利用往往恰恰是源於「父母的孩子」這種道德貧困。

但是,毫無疑問,在災難的環境中,孩子的經濟價值是負的,因此成為驅趕的對象。一個美國學者在追問母愛是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人的天性這一問題時,提出了人類學上的一個相反的例證。伊克族人是被迫居住在烏干達北部邊界上一個貧瘠地帶的遊牧民族,由於飢餓和貧困,為了在殘酷的境遇中求得生存,家庭幾乎已經不再存在,生存型自私使他們拋棄了仁愛,孩子被視為無用的累贅。在這裡,孩子到了3歲的時候,就被趕出父母的棚屋,被迫自尋生路,沒有任何成人的幫助和監護。「當一個小孩不慎跌到火上受了傷,得到的惟一反應就是把人逗樂了;如果來了一個食肉動物把把孩子叼走了,母親就為了正好不用照料他而高興。絕不會看到有父母餵養一個3歲以上的孩子——相反,這樣的孩子被視為掙搶的對手,得把食物藏起來不讓他們發現;如果有人最終死於飢餓,那只是意味著少了一張嘴。」(《母親的使命》P76)

這個例子進一步佐證了我在《災變論》一書中的一個判斷,生存環境的惡劣導致的資源的匱乏,人類因此產生的飢餓恐懼導致了對孩子價值的特殊判斷,孩子的生命價值被降低,降低為工具價值,伊克族人生存環境的災變狀況比中國更嚴重,因此在那裡,孩子連工具價值都沒有了,降低為累贅。

工具價值畢竟是一種價值,但無論如何不是生命價值。我們現在看看對孩子的「正價值」的利用。

相對於溺嬰棄嬰而言,似乎「賣兒賣女」要「人道」一些,這些父母「畢竟」給可憐的孩子找了個「歸宿」,甚至還可能找了個「好人家」,儘管孩子們不這樣認為。從「憶苦思甜」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這種「史實」:「在萬惡的舊社會,窮人賣兒賣女。」事實上,這種悲劇不僅僅發生在饑荒年月或特別的時代,可以說,「孩子市場」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僕人」和「童養媳」中很多就是被賣的兒童。這種狀況因此使奴隸制在中國以特殊的形式長期存在於各個朝代。再比如太監製度,它是奴隸制在東方發展到頂峰的標誌。但是,它得以輝煌,仍然是「從娃娃抓起」 的結果。日本人寺尾善雄寫了一本反映中國太監製度的書,叫《宦官物語》,其中說,有一個很窮的父親為了發財,就將他9 歲的兒子馬德清用刀子「淨了身」,送進宮裡。

近代以來,災變紛紜。買賣孩子已經徹底市場化了。一位作家寫道:「數千年來,中原人市鼎沸」,「鄉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把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帶上門來,這些准丫頭年齡大概都在8 至12歲左右,太小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這也許是最不悲慘的一種人市,因為妓女市場和血肉的人肉(一稱「米肉」)市場正慘淡地普遍存在」(《自由吶喊》石言 主編 海南國際出版中心 1994年10月版 P56)。魯迅也談到,在一些地方,「出賣小孩,只有幾百錢一斤。」(《魯迅雜文全編-下》P.163。)誰說中國的商品經濟不發達?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異化」為商品;而「我的」孩子,無需「異化」,她就是商品。

「賣兒賣女」僅僅是歷史嗎,或僅僅是發生在「萬惡的舊社會」嗎?60年代初大饑荒年代,文革時期,吃人現象復活的同時,賣嬰、棄嬰和甚至「無償」送出孩子的悲劇在局部地區也復活了。再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今天的盛世,我們更加發現,「賣兒賣女」決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導致的。

1999年2月4日和5日《中國青年報》就有「11歲幼女被賣為人妻」和「狠心母親以女抵債」的報導。

1999年2 月26日《南方週末》有一長篇報導《秘訪「販嬰村」》,揭露了山西省沂州市秦城鄉「一些靠出賣自己親生骨肉致富的人」,和「一個規模龐大的販嬰網絡」。報導說:「生孩子賣,在秦城鄉十分普遍,當地人並不認為這是犯法的,而是將其看作是發家致富的手段。」報導還說:「目前,秦城鄉『嬰兒』的行價為:男孩:6000元/名,女孩1000-3000元/名。」報導還披露,販嬰活動已經形成了規模並形成了一定的「交易規範」。

1999 年6 月11日的《中國青年報》公佈了「貴州拐賣人口悲情檔案」,看後尤其令人絕望。

《揚子晚報》一則報道說:2000年8月18日上午,在204國道如皋收費站,某村村民陸某駕駛三輪摩托車,經過收費站時逃費被稽查人員攔截,車主丟下證件後對稽查員說他回去拉人。不久,陸某拉來了自己年僅7歲的女兒,對稽查人員說:「我窮,養不起女兒,我把女兒交給你們。」邊說邊把女兒往車道上推。最後,這位腰間還別著手機的「窮人」丟下親生女兒,揚長而去。

2000年9月29日《市場指南報》訊:「父母狠心離去,親友拒之門外」。一位狠心的母親為了1.88萬元的債務,竟將親生女兒丟給債權人,自己逃之夭夭,而女童在親戚家也到處遭遇白眼,目前只好在債權人家棲身。

更令人髮指的案件發生在河南省濮陽市。2001年春節其間,身為生母的犯罪嫌疑人翟瑞傑為掙錢給自己與姘夫揮霍,竟然逼迫不滿14歲的親生女兒賣淫。

《檢察日報》有一則《賣女兒買摩托》的報道。2000年2月13日,河南省某市的何海剛經人介紹商定以3000元的價格將女兒小姣姣送給劉某;14日12時許,何海剛與劉某完成人、錢交易,何親手將親生女兒送與劉某,並收取劉3000元人民幣;下午,何海剛即用其中的2900元錢購買一輛摩托車騎回家中。

2001年初,我在一網絡媒體上看見這樣一條「新聞」:《狠心父親生下孩子賣700元!》這個案例充分說明了「我的孩子」這種觀念恰恰是「孩子經濟學」產生的基本條件。2001年2月6日,小燕燕降生了。她的生父付東華看到自己的女兒降生後,不但沒有絲毫的興奮,反而叨咕著:「女娃子,值不了多少錢!」3月初的一天,付東華到五常市背蔭河鄉一農戶家,告訴對方有個小女孩要賣,因對方出錢太少,付東華又找到另一農戶,對方應允他,可以給他150公斤大米另加200元錢,但是大米需後支付;付東華又提出將大米折成現金,被對方拒絕,付悻悻地回到平房區平房鎮的家中。3月中旬,經過一番折騰,小燕燕為父親賺了700元錢。

而在雲南,有父母「200元賣了親骨肉」。雲南《滇池晨報》記者於2000年7月底在雲南元陽縣調查發現:被賣的嬰最小的出生僅3天,這些狠心的父母的理由是,這些孩子都是超計劃所生,只好把他們送走或賣出去。記者最後的感慨也是我們的感慨:究竟還有多少孩子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親手賣出?除了這些孩子以外,究竟還有多少孩子的父母因超生而廉價地出賣自己的親骨肉?這些孩子的最終歸宿在何方?

買賣兒童更多是「零售」的方式,比如逼迫孩子乞討,或到街上賣花等等。2000年6月27日《瀋陽晚報》報道了這樣的一個案件。

2000年6月23日,安徽籍賣唱女童何琴琴、何美霞的父親被請進了派出所。其中的一名父親在沈做過木工活兒,現在正四處找活兒,另一名賦閒在家,白天幫孩子做飯,抄寫歌單。這些賣唱女童每天都能賺得百餘元,因此家長將此當成掙錢門路。

不過我們必須明白,利用孩子不僅僅是經濟利用,還有文化和精神上的利用。或者說,孩子還有精神上的使用價值。比如,「耀祖揚宗」這就是對孩子的精神價值的「重視」。在這裡,孩子的成長不是為了自己的精神需求,而是為了生他養他的人的精神需求,特別是為了代表父母完成父母未盡的事業,而不論那事業如何與自己的興趣背道而馳,也不論那事業如何的醜陋不堪。但是,沒有辦法,既然你是我的孩子,那麼,我的快樂就是你的快樂,我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總之,你只能做接班人,而不能做人。

但是,與此同時,父母的興趣發展卻可以不在乎孩子的感受,就像一個賭徒不用在乎門外的坐騎的感受一樣。非但如此,據說,這種事業第一忘妻捨子的勁頭,還被視為「偉人」必備的道德素質之一。有多少「偉大」人物為了「事業第一」而犧牲了自己的孩子?林彪對林豆豆,斯大林對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最傑出的是戈培爾先生,毒死了自己6 個孩子為「千秋帝國」殉了葬。

孩子是誰

現在實質上要回答一個古老的問題:孩子究竟是從哪裡來的?中國先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孩子是父母生的,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這種解釋成為孝道的的理論根據。社會和國家通過文學類比把這一原則照搬到自己的刑場之中。從這種理論中永遠引伸不出孩子的獨立精神和獨立人格,它宣告孩子的權利是不合法的,如果一定有,也是創造者恩賜的。而父母,以及另外兩個繼母(國家與學校)都自認為自己就是生命的創造者,而忘記了自己也是被造的。如果孩子是被父母創造的,那麼,就必然意味著被造者是創造者的所有物,後者對前者擁有主權。這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而是奴隸和主人、財產和主人之間的依附關係。它的政治倫理是感恩,它強調被造者對創造者的感恩和單方面的順從。

上帝是惟一的造物主。人類都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之下的姐妹兄弟。孩子來自上帝,這首先意味著孩子是他自己的,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更不是這地上任何偽先知或世俗機構的所有物。這意味著父母和孩子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靈魂上是平等的,在基本人權上是平等的。這就是說成人必須維護孩子的尊嚴。換句話說,孩子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社會的孩子」,更不是「國家的孩子」。孩子是上帝的孩子。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成人因此沒有養育和照看孩子的責任了,孩子既然是自己的,那麼就自己照顧自己吧?正相反,成人從上帝國那裡接受了撫養和照顧孩子的絕對命令。這裡的責任不是為了回報而照顧,而是為了照顧而照顧。成人也是上帝之下的弱者,上帝愛這個弱者,因此成人「有理由」有責任愛更弱者。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的,這等於上帝把愛也賦予了人,使人具備了能夠愛他人愛弱者的靈魂,具備了愛的可能性。成人世界和孩子的關係不是使用和被使用的關係,而是愛的關係,並且是成人對孩子單向的愛的關係。也就是說,成人對孩子只有責任,沒有權力。現在,我們必須明白,「家長」,其實是一個十分可疑的名詞,它說明著一種權力,而沒有說明愛。愛,意味著放棄權力,包容缺點。

有時候,孩子們可能是「很氣人」。但是讓我們仔細地想一想,如果大人們也很氣人(事實上經常如此),那麼,孩子們怎麼辦呢?孩子們毫無辦法,一方面,他們體力不行,更重要的是,一定是當了父親的孔子和孟子有規定,如果孩子們對父母說不,那就是「無父無母」的「禽獸」。這難道不恰恰是「禽獸」的邏輯嗎?這樣說甚至還侮辱了「禽獸」,因為虎毒不吃子。更重要的是,如何判斷孩子「氣人」呢,或為什麼生氣呢?說到底,是一種自私心和權力慾在做怪,因為你生氣不過就是因為孩子沒有按你的意見辦,沒有像機器一樣複製你的意見和微妙的感情。然而,孩子畢竟不是機器。因為孩子不是機器,所以我生氣了。我生氣並不是因為孩子錯了,而是他妨礙了我,包括妨礙了我的意志。有學者指出:「孩子被虐待時,常常是處於危機時期,而經常只是由於小事。孩子在深夜啼哭,打斷了父母做愛,這是很常見的危機起源,但最常見的煩惱來自餵飯、弄髒衣服(特別是父母的衣服被弄髒),不停地哭等。」(《虐待兒童》P19)父母 「因愛而管教孩子」,這種說法往往是為了掩蓋父母那令人臉紅的小心眼。

什麼叫「恨鐵不成鋼」呢?孩子首先被看作是媽媽身上掉下來的一塊「鐵」,把他「掉下來」惟一的目的就是把他變成「鋼」。父母的職責就是一個鐵匠的職責。好的父母和壞的父母之間的區別就是好的鐵匠和壞的鐵匠之間的區別。那麼,什麼是好的鐵匠呢?就是下手稍微輕一點兒的大個子,但是,在一定要把孩子打製成「鋼」這一點上,他和所有的鐵匠完全一致。

如何對待孩子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這個道理很簡單,對待無助的弱者檢驗著人類的惻隱之心和責任感。「孝敬父母」是一種成人主導的「為成人」的文化,是文化,但尊重孩子是一種文明。尊重孩子意味著敬重他們的生命,平等對待他們,愛護他們的情感,包容他們的缺點和對他們承擔責任;而不是屠殺他們、利用他們、漠視他們和虐待他們。然而,回顧人類的歷史,我卻發現了那麼多施於孩子的殘忍和瘋狂的成人自私;特別在20世紀,成年野獸和國家摩羅勾結起來,以各種「大義名分」的名義,以「傳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義,屠殺、利用和虐待孩子——這是力量對軟弱的傷害,是現在對未來的傷害,是自然法則對道德法則的傷害。

我們現在需要用文明和野蠻的尺子量一量我們的道德高度,量一量我們離開山頂洞的距離。俄羅斯作家梅尼日科夫斯基曾用這把尺子量過俄羅斯的身高,他的測量結果是:俄羅斯位於世界歷史的屁股上。不過今天俄羅斯可能會發現,它的屁股下面還坐著一條總是叫不醒的中國龍。

悲劇何時終結

《中國兒童權利觀察系列評論》是我近年來陸續完成的一組文章。對中國兒童問題的關注,最早始於2000年我發表的《孩子之死》一文,後來在籌編《新語文讀本》的過程中將一些想法深化了,並在中國西部地區參與貧困兒童助學的活動中積累了一些素材和感受。2005年6月下旬,因黑龍江省沙蘭鎮慘案,促使我決定將這個系列完成。這一計劃首先得到了《人與人權》的編輯一平先生和胡平先生的支持。我也逐漸發現,超越政論之上關注中國問題的有識之士大有人在。我在主持《議報論壇》的幾個月時間裡,也看到一些「同事」對中國兒童權利問題的強烈敏感。這一切都成為我決定重新啟動有關寫作計劃的助力。當然,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最後完成該組文章,但重要的是,已經開始了。

事實上,「孩子之死」不是一次性的歷史事件,而形成了中國的歷史結構。歷史的真相是,一代一代的孩子不斷被傷害,而且是已經是孩子的人對正在是孩子的人的傷害,而正在是孩子的人把自己受到的傷害忠實地轉移給即將是孩子的孩子。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歷史循環。

現在的家長們的監禁知識和拷打知識是從何而來?顯然是童年時代被家長的家長傷害後的痛苦記憶,也是複製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人的尊嚴的暴力傷害和侵犯。而現在被虐待、被利用、被傷害的孩子,長大後將進一步虐待自己的下一代,形成代際惡性循環關係。

敏感的學者不難發現,我們這個社會的暴力主義和市儈主義都與虐待兒童有關。受虐兒童形成了一種受傷心理,這種受傷心理表現為報復性、攻擊性、侵略性,以及對愛的迫切渴望、對社會採取一種敵對態度、智力發展滯後,等等。也就是說,虐待兒童在為社會培養暴徒和極權主義分子。此外,有受虐待經歷的兒童對周圍環境充滿敵意,特別是對大人時刻保持警惕,以避免麻煩,或刻意取悅於別人。而恃強凌弱的奴隸和投機取巧的官僚就是這樣「煉成的」。最後,虐待兒童還與社會的普遍麻木不仁以及缺乏創造力有關。經常受懲罰的孩子「他會認為自己所受到的懲罰是完全應該的,父母有權力這樣做。他很怕碰到麻煩,一旦有麻煩,他會認為是自己惹的。他的意識和價值體系已經認為,他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他罪有應得。如果他會惱火,那也是『他的錯』,他認為父母的紀律是扶養孩子的正確方法,因為那是他知道的惟一方法。」(《虐待兒童》P36)孩子已經從肉體到精神被虐待體制徹底征服了,他通過對這一野蠻原則的「自願」接受而向社會投降。從此,他將自我活埋在若有若無的童年小路上——於是,他長大了,或者說,他打算聚精會神地和這世界一起墮落。

然而,也有對虐待體制的極端的反抗。這是一種更為深刻的墮落,孩子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了「自願降低為成人」的反抗方式,而事實上,這一悲劇性的反應仍然是虐待原則本身的勝利。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金華少年殺母事件」。2000年3月初,金華一個17歲的少年,因忍受不了母親一天到晚要他「學習」的嘮叨,竟極其殘忍地殺害了母親。這顯然是一件令人髮指的暴行,對這個少年如何譴責都不過分。但是,這一悲劇後面有很多問題值得人們深深思考。

2000年4月14日,約100名英國孩子遊行到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官邸,要求當局禁止家長以掌摑的方法懲罰孩子。國際媒體報道說,這次遊行是由兒童權利組織第12條款主辦的。遊行的小孩和青少年在給布萊爾的信中要求當局禁止家長用暴力懲罰孩子的風氣。英政府於1860年立法允許家長掌摑孩子。紐卡斯爾市民安得森(16歲)說:「我們要說的是,所有對孩子的體罰,包括掌摑,都不應該受到法律的承認。」英國的學府於1986年禁止體罰,歐洲人權法庭也於1998年裁決,掌摑是非法的;不過,私立學校直到去年9月才禁止體罰學生。英國政府今年1月說,父母仍然有權以掌摑的方法懲罰孩子,不過,父母懲罰子女必須「基於對他們的疼愛」,並不能借助其他用具。

孩子世界終於發起了「自己的」憲章運動,因為他們發現,《人權宣言》僅僅是《成人人權宣言》。我以為「孩子的自由」剛剛開始,這個日子是以 2000年4月14日為標誌的。也許,這是自英國「光榮革命」以來真正的「光榮革命」。

( 2005年進入神學院之前整理)

附錄:相關文章存目

1、孩子之死(已發,榕樹下網站,2001)

2、兩個孩子的十年(已發,北京之春,2003)

3、祭李思怡文(已發,不寐之夜網站,2003)

4、學校:兒童勞改營(已發,議報,2004)

5、黨的孩子(已發,議報,2005)

6、祭沙蘭鎮小學生文(已發,民主中國,2005)

7、家長制與虐待兒童(待發,人與人權,2005)

8、弱肉強食與易子而食(待發,人與人權,2005)

9、兒童貿易大國(待發,人與人權,2005)

10、中國兒童自殺問題述評(待發,人與人權,2005)

11、女童的權利(待發,人與人權,2005)

12、「偉光正綜合症」(已發,議報,2005)

13、孩子,我們在夜裡等你(已發,不寐之夜,2004)

14、給內蒙古豐鎮死難學生家長的公開信(已發,多維新聞網,2004)

15、中國大山裡的女孩子(已發,不寐之夜,2002)

16、祭李文蘭文(已發,不寐之夜,2004)

17、中國大學精神批判(已發,議報,2004)

18、「兒童倫理」與人類的自衛(已發,北京之春,2005)

(以上相關文章可在本博客內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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