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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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魯訊先生在呼喊「救救孩子」的時候是抱有一線希望的,但不久他絕望了,因為「孩子死了」。 沒有人救孩子,孩子更沒有被救活,而且孩子死得那麼悲慘、那麼沒有道理,又那麼「平常」。 如果《藥》可以換一個名字的話,那就是 「孩子死了」。 兩個母親在墓地相遇,她們的孩子一同埋在黑土蓬蒿之下。嘎噶遠去的那只烏鴉,株株僵立的野草,它們見證了「孩子之死」。 如何對待孩子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這個道理很簡單,對待無助的弱者檢驗著人類的惻隱之心和責任感。「孝敬父母」是一種成人主導的「為成人」的文化,是文化,但尊重孩子是一種文明。尊重孩子意味著敬重他們的生命,平等對待他們,愛護他們的情感,包容他們的缺點和對他們承擔責任;而不是屠殺他們、利用他們和虐待他們。然而,回顧人類的歷史,我卻發現了那麼多施於孩子的殘忍和瘋狂的成人自私;特別在20 世紀,成年野獸和國家摩洛(1 )勾結起來,以各種「大義名份」的名義,以「傳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義,屠殺、利用和虐待孩子——孩子們紛紛老化,孩子們紛紛死去。這是力量對軟弱的傷害,是現在對未來的傷害,是自然法則對道德法則的傷害。

回顧這樣的歷史,審視這樣的現實,需要怎樣殘酷的靈魂?我將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孩子之死」的絕望,為著對復活的微薄的奢望。

一、瘋狂的利用

本雅明說,在我們看來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實際不過是一整場災難。如果要為這「整場災難」命名,這一整場災難的名子叫「孩子之死」。 「上帝之死」和「 詩人之死」不過是虐殺孩子的誘餌和借口,目的不過是給殺害孩子安排些「可死之道」。 「孩子之死」從被利用開始。與其說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利用工具的歷史,不如說是利用孩子的歷史。利用孩子首先殺害了精神;人類進化史是孩子抵抗利用的歷史。

孩子是獨立的人,還是「我的孩子」或「國家的孩子」;「我」的孩子意味著我的責任,還是意味著「我」的「權力」,這是區分文明和野蠻的標誌。無論孩子是「我」幸福的材料,還是傳宗接代、耀祖揚宗的工具,或主義或什麼集體的零件,都是十足的惡和十足的野蠻。把孩子作為傳種的工具和主義的工具,是對孩子最瘋狂的利用,也是這個世界一切退化事件和不幸的總根源。

傳種的工具世界上可能在也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具「傳種」和「養兒防老」 的「種危機意識」了。在這種文化中,孩子不是作為獨立的人格來看待來尊重的,而是被當做種的延續的工具來被「喜愛」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東方社會獲得了文化上的全面勝利。這種勝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尊嚴。「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人的萌芽。」(2 )當孩子不幸夭折的時候,那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傷痛哭,但總有那樣的成年野獸,他的悲痛首先不是因為對生命的哀悼,而是因為自己可能「斷種絕戶」了。正是這種心理,我們才可能理解這個民族幾千年來對女嬰的殺害、遺棄和虐待,一個敬畏生命而不是對孩子持種工具主義態度的人,不可能實踐這種「生命的價值」是不平等的邏輯。

女孩兒是兒童工具主義最不幸的受害者。我經常有一種幻覺,中國大地上每一棵小草就是我們歷史上虐待和拋棄的女嬰;她們那麼弱小,那麼美麗,那麼不幸— —她們在另一個世界無憂無慮地生活著;讓我們這個被稱謂人類的世界顯得更加骯髒和醜惡;讓我為我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而深深地感到恥辱。

我覺得我們這個可恥的民族,是在無數個小女孩兒溺死時的抽搐中無恥地成長的。沒有人統計,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女嬰被遺棄,有多少可憐的小腳為滿足中國成年男人變態的獸慾而活生生地摧殘,有多少女孩因被叫做父親的那個東西的性別歧視而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和一切孩子應該擁有的歡樂。——「傳宗接代」這個動物教條,是中國人所有的教條中最惡貫滿盈的,我經常無可奈何地感慨:中國人何以愚昧到這種程度!在今天,可能只有「每個德國婦女有義務為國家生個孩子」這個納粹教條可以和它媲美了。有什麼道德和生理上的理由,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人持這種觀念,僅僅為了讓它們在世的時候已經臭不可聞的肉體基因和精神基因能夠千秋萬代地臭不可聞?

我已經是一個父親了,但我永遠理解不了這種「天經地義」的「亞洲價值觀」。 女孩兒何辜?我希望每個中國人記住我們所犯下的罪孽,為了我們能擁有一個更人道更正常的明天。

生存和治富工具魯訊說中國史籍上寫了兩個字:「吃人」。 我中學的時候還以為這是文學語言,然而閱讀史書我發現這竟然是史實。這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也分「 自吃自子」和「易子而食」兩種。在災難的年月,「易子而食」幾乎是一種「必然」 存在的現象,有關記載不勝枚舉。飢餓吃人似乎「情有可原」,但何以「易子」而不「易大人」?朱元璋的軍隊「嗜食人」,但卻偏偏「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3 )可能不僅僅是因為「乳」食「味道鮮美」,更可能是因為孩子掙扎的力量小而大人被吃時反抗的力量大的緣故吧。中國不是有一個成語,叫「弱肉強食」嗎?看「動物世界」,飢餓的非洲土狼專攻擊幼小的角馬,與「弱肉強食」 的理由是一致的。所以我們雖然沒有考古學的根據但我們有人類學的根據把易子而食的中國人看作非洲土狼的祖先。據說20世紀中非的統治者博卡薩仍然保留「食人」 習性,看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說法是完全有根據的。吃人不完全出於「饑荒」 ,往往是仇恨的犧牲和美食的祭品。吃人是有傳統的。有考古學家發現了山頂洞人嚙食同類的痕跡。由此出發似乎吃上了隱。隋煬帝時期處決謀反者,從其身上剔下肉塊煮來令公卿以下的文臣武將食之。黃巢「俘人而食」。 南宋莊季裕《雞肋篇》載:「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通目為兩腳羊」。 元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載,朱元璋軍隊把人肉稱為「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吃人和吃孩子不僅是遙遠的歷史,民國時期和文革時期吃人的事情仍有發生。秦牧曾描寫道:四十年代,「淪陷區有吃人肉案。……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地區,有吃敵人心肝的風俗……我也曾親眼看見過殺了強盜把他的心肝炒熟過酒的慘事。」(4 )「壯志饑餐胡虜肉」,《西遊記》中專吃人肉的「妖精」,看來並非完全是文學抒情或空穴來風。辛亥革命的烈士們不曾如袁崇煥一樣飽了很多同胞的口福嗎?文革時吃人之風有起,可參見後文。

今天呢?我不知道。但據說胎盤和流產的以及為計劃生育目的而「刮掉」的胎兒已經是一種美容滋補、延年益壽的美食了。孩子們終於享受現代文明的福蔭了,他們不用在各種成年的大嘴和牙齒間握著小拳頭掙扎了,沒有知覺之死也是「安樂死」的一種罷。

我最近看到魏明倫先生「賦」詩「堂堂中華」的時候,我真為他捏把汗,因為那似乎無異在說「堂堂的牙齒」和「堂堂的胃」一樣。

吃孩子據說主要是「飢餓難耐」,於是「飢寒交迫」時便「棄嬰溺嬰」或「賣兒賣女」。 有的棄嬰行為完全是因為「文化」上的原因,如私生子等等。中國人「 棄」了多少孩子?這永遠是一個未知數。棄嬰的「父母」只能叫作魔鬼。

相對而言,似乎「賣兒賣女」要「人道」一些,他們「畢竟」給可憐的孩子找了個「歸宿」,甚至還可能找了個「好人家」,儘管孩子們不這樣認為。

從「憶苦思甜」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這種「史實」。 「數千年來,中原人市鼎沸……鄉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把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帶上門來,這些准丫頭年齡大概都在8 至12歲左右,太小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這也許是最不悲慘的一種人市,因為妓女市場和血肉的人肉(一稱」米肉「)市場正慘淡地普遍存在。」(5 )魯迅也有「出賣小孩,只有幾百錢一斤」之說。(6 )誰說中國的商品經濟不發達?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異化」為商品;而「我的」孩子,無需「異化」,她就是商品。

「賣兒賣女」僅僅是歷史嗎,或僅僅是發生在「萬惡的舊社會」嗎?60年代初大饑荒年代,文革時期,吃人現象復活的同時,賣嬰、棄嬰和甚至「無償」送出孩子的悲劇也在局部地區也復活了。僅僅為了「活著」,這些父母的用心似乎值得垂憐;是的,誰願意這樣做呢!然而饑荒不是成年人的責任嗎,不是千萬個父母特別是那個毛氏父親應承擔責任嗎?特別是到了20世紀末,這種現象仍然存在,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可解釋得了的了。1992月4 日和5 日《中國青年報》就有 「11歲幼女被賣為人妻」和「狠心母親以女抵債」的報導。1999年2 月26日《南方週末》有「秘訪『販嬰村』」一長篇報導,揭露了山西省沂(?)州市秦城鄉「一些靠出賣自己親生骨肉致富的人」,和「一個規模龐大的販嬰網絡」。 報導說:「 生孩子賣,在秦城鄉十分普遍,當地人並不認為這是犯法的,而是將其看作是發家治富的手段。」報導還說:「目前,秦城鄉『嬰兒』的行價為:男孩:6000元\名,女孩1000-3000元\名。」報導還披露,販嬰活動已經形成了規模並形成了一定的 「交易規範」。1999 年6 月11日的《中國青年報》公佈了「貴州拐賣人口悲情檔案」 ,看後尤其令人絕望。我們只能進行更深刻的反省: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

棄嬰結束了嗎?今天中國的孤兒院或兒童福利院仍然「業務繁忙」。1999 年10 月10日《羊城晚報》有「一個棄嬰尋根檔案」的一篇報導,該報導來自美國,報導說:一戶美國家庭「本來已有兩個孩子,但先後又到中國領養了4 個,其中有個相貌很醜,還有個是羅圈腿,但善心的『老美』都把收養的中國嬰兒視同己出,傾盡心血……」報導的目的是受領養者之托,尋找棄嬰的「生身父母,以便日後能盡報答生育之恩」。 面對這樣的報導,我真為中國,為中國的父母們感到慚愧。1999年 11月10日,澳大利亞移民局繼15(?)個國家之後,與中國民政部門又達成了「棄嬰領養協議」,中國民政部門要求每個國外的領養人贊助「福利院」4800餘澳元。有資料顯示,90年代以來僅僅被國外領養的中國嬰兒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 4000餘是女嬰。中國的奧裡弗-忒斯特(7 )的悲慘命運何時是盡頭?

把孩子作為謀生和富貴的手段,使我想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太監製度。日本人寺尾善雄寫了一本反映中國太監製度的書,叫《宦官物語》,其中說,有一個很窮的父親為了發財,就將他9 歲的兒子馬德清用刀子「淨了身」,送進宮裡。還有多少 「偉大」人物為了「事業第一」而犧牲了自己的孩子?林彪對林豆豆,斯大林對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最傑出的是戈培爾先生,毒死了自己6 個孩子為「千秋帝國」殉了葬。

還有把自己孩子當做乞丐的成年乞丐。在今天中國的火車戰,在繁華的街頭,衣衫襤褸的孩子追逐著行人在祈討,他們的成年親人躲在角落裡坐收抵押道德和人性而獲取的利息。還有利用孩子並同時利用人類的同情心更不道德的事情嗎?中國是一個多災之國,學生賑災募捐,貪官污吏卻揮霍救災款並千方百計地製造「自然災害」。 我又想起據有中國特色的訓練孩子表演的「雜技」藝術,而在更多的國家,羅馬帝國滅亡以後,那種藝術更多是馴獸表演。我順便向讀者提供一幅反映中國「 雜技藝術」的招貼畫,有人說那很美,這種「審美」是否太病態了呢?如果我是一名觀眾,我將在那些幼小的變型的軀體面前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罪。為了滿足我們這些變態的殘酷的觀眾的愛好,為了適應我們日益提高的對殘忍的鑒賞水平,為了「振興民族的藝術」,這些孩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淚,挨了多少打?對一種殘酷麻木了,就必須供給一種更殘酷的殘酷。為了生存,「為了將來有門吃飯的手藝」,有人這樣辯護說。然而我們都知道,有需求才有供給,為什麼有這樣的需求?這是對殘忍的需求,是獵奇,是嗜血的看客的興致,是毫無心肝的對人的痛苦的平常心。

是取消孩子雜耍的時候了,在羅馬鬥獸場關門1000多年以後。

把孩子當作賺錢工具即「市場」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了。每當我聽到「教育產業化」我就不寒而慄。中國政治生活中有一種傳統:「干一行吃一行」 ,這簡直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了。教育部門自然也要「吃」教育。「教育事業」 首先是教師和教育管理官員的謀生之道,然後才是「為了下一代」,或者說,它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然後才是一個文化問題,在一個經濟貧困、就業過剩的國家尤其如此。

「薪奉」和學費似乎是無可非議的,但問題並不這麼簡單。當教育的經濟目標壓到文化目標的時候,將導致教育產業的壟斷和教育事業的頹敗。1999年下半年,廣東一些媒體紛紛報道了湖北省通山縣浩路鄉雨山村小學的「現代溺嬰」慘案:這所學校10年來一直要求學生每週三下午上「勞動課」,「勞動課」的主要內容就是上山砍柴,向學校交燒柴。1999年5 月5 日,6 個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縣教委、民政局、保險公司等有關單位出資,每個死難學生家屬獲得3000元的安葬費、 2000元的保險費,外加大米150 公斤。這就是生命的價格。這就是「教育經濟化」 的惡果。

特別是在「經濟中心」的時代,學校亂收費已經讓普通家庭瀕於破產。1999年 11月10日《羊城晚報》以「這學我們上不起了」為名報導學習亂收費的問題。廣州市1999年「清查中小學亂收費工作」截止10月31日,「全市清退中小學亂收費達 170 萬元」。 (8 )《廣州日報》2000年1 月10日報道說,安徽省1999年年底對 4602個中小學校進行了檢查,查出的違規收費總金額高達7712。28 萬元。

與此相關的是教師收受家長甚至孩子的禮物的問題,1999年2 月10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說:「孩子送禮讓人憂」,該文根據一項調查說:「福州……幾乎所有的教師都曾受到過學生送的禮物。」文章呼籲:「救救孩子應先救救大人,擔憂未來應先匡正現在。」腐敗這種道德缺陷竟然發展到幼兒園了,難怪有人說,孩子變成了教師生活和富裕起來的人質。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1999年10月25日《羊城晚報》有這樣的一篇報導:「武漢一所學校制訂日常行為量化『管理』辦法:學生違校規,家長教罰款」。 教育果然「產業」化了,而且據說還實現了「數字化管理」呢。

教育腐敗來自教育產業的壟斷,教育產業的壟斷最早可能基於政治原因,但長期看是基於「經濟效益」。 正是因為這種壟斷利益,教育主管部門往往成為改革中最保守的部門,無論它以什麼冠冕堂皇的利益拒絕教育的自由化改革,其實質目的無非是為了捍衛壟斷利益而已。北大教授錢理群近年本著自己的良知呼籲教育改革,便有人用毛式語言攻擊他,說「他們究竟要幹什麼?」這種扣帽子作風與其說表現了主義的堅守,不如說表現了利益的瘋狂。

性工具中國的成年男人是性虐待狂,因此「以小腳為美」這種變態的審美成為國粹。多少女孩被這樣摧殘了啊!這裡我們必需恢復歷史的常識,以立德夫人為代表的傳教士在中國發動的「天足運動」是永遠值得中國人感恩的,如果他是一個有良知的並且是一個誠實的人。

我們通過她們的眼光來審視一下我們的罪惡:

「在這束腳的三年裡,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著,悲傷地哭泣。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繫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她們的母親通常在床邊放著一根長竹竿,用這根竹竿幫助站立起來,並用來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煩惱的女兒……女兒得到的唯一解脫要麼吸食鴉片,要麼把雙腳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環。中國女孩在束腳的過程中是九死一生。然而更為殘酷的是…一些女嬰由於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腳的傷害,往往在搖籃中就被處死。……束腳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親那非自然的味口而加在了女孩身上。」(9 )

雛妓問題是人類對孩子犯下的又一罪惡。李敖專們寫了一篇文章,控訴國民黨大元們的荒淫無恥,呼籲人們拯救那些「要動手術才能接客的小雛妓。」(10)在秦牧那裡,雛妓的命運更加悲慘:「北方的妓館,有所謂『雨打梨花』之刑,把貓放進雛妓的褲襠裡,束住褲管,然後鞭打一場,讓貓兒抓破雛妓的週身皮肉。」( 11)這真是淫虐狂,足以讓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化自愧弗如。魯迅先生在通斥「踢」孩子、「推」孩子和「沖」孩子這種罪惡之後,也談到中國人對孩子的「 凌辱文化」:「連7 、8 歲的女孩也會被凌辱,從別人看來,是等於『年方花信』 的了。」(12)這種「審美傳統」或「國粹」一直被保留著,發展到20世紀末已經是一種據說利潤極高的商業項目,因一種只有欣賞小腳的民族才能理解的的原因,雛妓倍受主要來自有產階級和有槍階級的廣大嫖客們所喜愛。2000年1 月6 日《羊城晚報》報道說,廣東佛山市破獲了一起專門介紹「處女」的賣淫集團,其中一名受害者是12歲的「阿好」,她先後6 次被現代老鴇們當做「處女」提供給現代嫖客們「開處」。 「寵幸」雛妓可以說是男人中的敗類的「合法消費」,還有「非法消費」,即姦污幼女。這種醜聞100 多年來不絕於耳。近年不斷湧現出這樣的野獸,第155 期《新聞週刊》報道了廣東豐順縣「67歲色魔」祖接姦污14歲少女的慘案,奇怪的是,兇手至今仍逍遙法外。1999年3 月16日《服務導報》報道:1998年10月,四川省蓬溪縣發生了一起誘騙3名在校14歲女中學生到酒吧當「三陪小姐」,並致使其中兩名少女慘遭強姦的惡性事件。事件發生後,3 名少女的家長迅速向蓬溪縣赤城鎮第一派出所報案。當事人王春平當即被刑事拘留,但令人費解的是,1999年 1 月王春平又被取保候審。還有報道提到安徽55歲的董傳明將年僅15歲的少女誘騙入地洞裡多次姦污、拘禁58天這一令人髮指的案件。1998年廣東韶關著名的「9 - 20」事件尤其惡劣:1998年9 月20日晚,一個13歲的賣花女在韶關金都酒樓被強姦,施暴者是一名姓蔡的武警部隊的幹部。振怒之餘,此案兩個細節非常耐人尋味:一是「人渣」施暴前拿出工作證威脅小女孩說,我是警察,你不要聲張,否則我槍斃你。二是在場的與人渣一起來此「輕鬆一下」的人都袖收旁觀、「熟視無睹」,有人還配合,這些人都是包括一名法院庭長在內的「一些帶『長字』的幹部」。 《新快報》、《羊城晚報》都作了相關報道。韶關市委機關報《韶關日報》還發表了題為《嚴懲人渣!決不姑息》的署名評論。更令人噁心的是屢受表彰的「一個沒有人性的公安局長」:廣西隆安縣公安局長兼黨委書記,縣政法委副書記陸世長,1991 年10月30日串到該縣一所幼兒園向一個5 歲的小女孩施暴;陳春雷先生記述說:「 ……屋裡傳來了小女孩慘叫聲,遭凌辱的小女孩哭著跑回家,訴說了『穿警服老頭』 的暴行」。 當這些罪犯不能有效繩之以法的時候,一種更深刻更大規模的凌辱少女的事件正在進行,一種孩子工具主義的思潮正在茁壯成長。孩子的哭聲卻那麼微弱。

意識形態工具人性有無限可能性。向惡的和向善的。激發孩子天性中的善因還是惡因,後天教育是關鍵。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兒童教育最基本目的是把孩子訓練為主義的工具,訓練為瘋狂的野獸或馴服的家畜。這種意識形態的利用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接班人教育、仇恨教育、擇劣教育和利用良善。

1 、接班人教育「接班人」教育對人的不尊重所根據的邏輯與「傳宗接代」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讓孩子為老人或成人的主義或事業接續香火不僅是不道德的,也沒有任何合法性。任何人,特別是孩子,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踐踏和剝奪這種權利是十足的狂妄和暴虐。新一代人憑什麼要與我們這代人保持一致?當我向自己的孩子提出這種非份的要求時我將感到自己太無恥了。

工具教育的荒謬性突出地表現在對孩子們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方面。對於兒童應該更多地給他們提供認識世界的機會,而不是生硬地把我們對世界的解釋強加給他們。似乎把這些「政治口決」背熟了就可以所向披糜了,就可以包醫百病了。「讀書時我們希望能從中聽到成人們的交談、孩子們的歡笑和其它屬於人類的聲音,但我們從來就沒有聽到過。」(黑格爾)「誓作X X X X 事業的接班人」,校園裡仍然飄散著這首歌,儘管孩子們連主義與「變形金剛」有什麼區別都不清楚。在這脆脆的童音裡,「爺爺們」因感到「股權」後繼有人而欣慰;在這歌聲裡,窗外自由的空氣和美麗的陽光匆匆流過。

當然,「接班人」教育也導致了國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在爭奪「繼承人」(接班人)即爭奪兒童方面的衝突。國家利益鼓吹利權主義,而家庭利益則鼓吹的利家主義。這種衝突有一個共同點,即「國家」和家庭都沒有尊重兒童的個性和天性;都沒有把兒童當做人,而是當做工具:對「國家」來講,兒童是主義繼承或者為國爭光的工具,對家庭來講,兒童是養老或者為父爭光(通常表述為「耀祖揚宗」)的工具。中國兒童的成長過程是相當堅苦的,他們一開始就接受這種相互矛盾的、不受平等尊重的、沒有自我人格的教育,在「忠」與「孝」的競爭中,人的個性成了犧牲品。他們在「學校裡的官方謊言和家庭裡的非官方謊言」(布羅茨基)之間無所是從,他們感到一切都很虛偽,他們感到幻滅。所以中國人的思想歷程都經歷了三個階段:因痛苦而絕望,因絕望而麻木,因麻木而「成熟」。 於是出現了「人生季節的顛倒」(周作人),出現了孩子的令人吃驚的市儈主義。

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未成年人有這樣強烈的財產意識;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父母對自己的兒女有這樣強烈的工具意識。這種工具意識背後可能是出於對死亡的共同恐懼。它們都想「長壽」,如果肉體腐爛就遺傳精神,孩子不幸成為「載體」。 我一直不明白,這個如此實用主義的民族,何以「意淫歷史」 (李敖)的觀念那麼強烈,而企圖「把自己托付給歷史」(13)的人竟然如此的層出不窮?或者是因為「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角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招自己的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14)? 主義的傳種接代是對孩子肉體和心靈的共同霸佔。

2 、仇恨教育國家是仇恨的產物,它在仇恨中論證自己的合法性並搾取自己的超額利潤。國家主義者利用孩子集中表現在對孩子的仇恨教育方面。在一定意義上,沒有仇恨教育,或者如果進行人道主義的教育,世界大戰和文革都不可能發生。「 斯大林時代……從倫理的觀點看,這是一種非人性的象限……在理論上宣揚暴力和在實踐上實施暴力……用來培養兒童的是一種現代神話,這種神話對本國人民的強大和無敵,以及對本國人民統治者的光榮出身備加讚揚。大國沙文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15)仇恨教育把孩子變成捍衛國家利益的野獸,同時對更多孩子的命運和感情漠不關心。

奧威爾在《1984》中這樣描寫主人公溫斯頓在鄰居家的一次經歷:

舉起手來!」一個兇惡的聲音叫道。

有個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歲男孩從桌子後面跳了出來,把一支玩具自動手槍對準著他,旁邊一個比他大約小兩歲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對著他,他們兩人都穿著藍短褲、灰襯衫,帶著紅領巾,這是少年偵察隊的制服。溫斯頓把手舉過腦袋,心神不安,因為那個男孩的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場遊戲。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歐亞國的特務!我要槍斃你,我要滅絕你,我要送你去開鹽礦!」他們兩人突然在他身邊跳著,叫著:「叛徒!」「思想犯!」那個小女孩的每一個動作都跟著她哥哥學。有點令人害怕的是,他們好像兩隻小虎犢,很快就會長成吃人的猛獸。那個男孩目露凶光,顯然有著要打倒和踢倒溫斯頓的慾望,而且他也意識到自己體格幾乎已經長得夠大,可以這麼做了。溫斯頓想,幸虧他手中的手槍不是真的。派遜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從溫斯頓轉到了孩子們那裡,又轉了過來。起居室光線較好,他很高興地發現她臉上的皺紋裡真的有塵埃。「他們真胡鬧,」她說。「他們不能去看絞刑很失望,所以才這麼鬧。我太忙,沒空帶他們去,托姆下班來不及。」「我們為什麼不能去看絞刑?」 那個男孩聲若洪鐘地問。

「要看絞刑!要看絞刑!」那個小女孩叫道,一邊仍在蹦跳著。

溫斯頓記了起來,有幾個犯了戰爭罪行的歐亞國俘虜這天晚上要在公園裡處絞刑。這種事情一個月發生一次,是大家都愛看的。孩子們總是吵著要帶他們去看。他向派遜斯太太告別,朝門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過道上還沒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麼東西在他脖子後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像有條燒紅的鐵絲刺進了他的肉裡。他跳起來轉過身去,只見派遜斯太太在把她的兒子拖到屋裡去,那個男孩正在把彈弓放進兜裡去。

奧威爾想要說明的是,孩子們的「敵人意識」是「仇恨節目」反覆教育的結果。他接著寫到:

他心中想,有這樣的孩子,那個可憐的女人的日子一定過得夠嗆。再過一、兩年,他們就要日日夜夜地監視著她,看她有沒有思想不純的跡象。如今時世,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夠嗆。最糟糕的是,通過象少年偵察隊這樣的組織,把他們有計劃地變成了無法駕馭的小野人,但是這卻不會在他們中間產生任何反對黨的控制的傾向。相反,他們崇拜黨和黨的一切。唱歌、遊行、旗幟、遠足、木槍操練、高呼口號、崇拜老大哥——所有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們的全部凶殘本性都發洩出來,用在國家公敵,用在外國人、叛徒、破壞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歲以上的人懼怕自己的孩子幾乎是很普遍的事。這也不無理由,因為每星期《泰晤士報》總有一條消息報道有個偷聽父母講話的小密探——一般都稱為「小英雄」—— 偷聽到父母的一些見不得人的話,向思想警察作了揭發。

作為曾經當過「紅小兵」和「紅衛兵」的中國人來說——如果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會感到奧威爾是在寫「我」。 「我」的「野人」化根源於一種仇恨教育。文革的野蠻性就是「仇恨節目」教化的結果。

仇恨教育內涵一種自我拔高和與權勢保持一致的心理暗示:「我」在價值上高於「敵人」,「我」有權對敵人專政;我和「咱們」是一夥,「伐異」是手段,「 黨同」是目的。這種心理支持了敵人意識從原始社會綿延不絕到今天。由於其二元論的思維特點,它特別容易被幼稚民族和孩子所接受。何況在兩難選擇中,誰不願 「你死我活」呢。

紅小兵制度的不幸還表現在:在人類的童年就培養等級意識,權力意識和普遍敵意。

這種制度把孩子們分成兩類:一類是好孩子即紅小兵或少先隊員;一類是「黑小兵」或「少後隊員」。 前者享受很多「特權」:參加某些活動和不同服飾。其他的孩子則被排除在這些活動之外。這種制度激發了中國特色的上進心:一方面是權力慾、出人頭地、權威人格;一方面是嫉妒、討好權力(即老師)或依附性、自卑、敵意。老師作為裁判者依據這種制度就會得到很多的好處。這與統治者利用等級制度實行統治的動機是一樣的。等級制度也包含著一種激勵機制,只不過這種激勵機制更有利於激發人類的某些惡劣的天性而不是道德感和積極的進取心。權力確定個人屬於哪一個等級,這種確定完全取決於權力個人的喜好。於是效忠,告密便成了人做事的基本原則。

「兵」顯然是「敵人意識」的產物。「紅小兵」既然是兵,就必然有一種戰鬥意識。孩子們有一種天真的也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他們經常能從張三家的豬偷吃「生產隊」的玉米而發現「敵情」。 文革時有多少孩子把他們的父母當做「 階級敵人」是完全出於這種「敵人意識」的培養。激發人性之惡的教育在20世紀看來獲得了空前的成就,想想20世紀的戰爭和政治迫害就能發現這一點,孩子們被訓練成為「戰士」、打手,最後又自然變成炮灰或被遺棄在「廣闊天地」之中。

希特勒也給兒童設立了專門的組織。希特勒青年團吸收15到18歲的青年。10到 15歲的少年兒童則參見德國少年隊,女孩子有德國少女隊。6 到10歲的孩子參加青年團當學齡團員(16)這些組織的原則是種族仇恨。「第三帝國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規定,並不限於在課堂裡進行,而且要在各級青年團中進行斯巴達式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思想教育的「重點是希特勒的種族理論」,「1937年的公務員法案規定,教師必須是『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 ……在教師們的講課中,都對歷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國人捧成主宰種族,把猶太人說成是世界上萬惡之源。」(17)這樣的教育目標為納粹「培養」「合格」的戰爭工具,這種教育理念充分體現在孩子加入「少年隊」的宣誓誓言中:「在代表我們元首的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貢獻給我國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願意而且時刻準備著為他獻出我的生命,願上帝幫助我」。 (18)

中國作家馮至這樣談到了戰時日本的小學教育:教師經常帶領學生去剛剛結束撕殺的戰場,命令孩子們任意撫摸那些殘缺的屍體,以增強他們的膽量,「這是一種怎樣可怕的教育!」(19)當東史郎「遠征」中國出發時,他的母親送給他一把匕首,並對他說:「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係。」(20)這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母親!

蘇聯的教育是怎樣的呢?「在學校裡,蘇聯的影響開始在我身上留下烙印,我變得愛國了,為在少先隊擔任工作而感到自豪,深信一切好事都是隨著十月革命而來的。從幼兒園起,每天就是這麼對我和我的同學進行灌輸的。我們的老師和少先隊輔導員不斷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在一個普遍富裕\人類有史以來最好最幸福的社會裡。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我們應對敵人和資本家保持警惕,他們想把我們現有的一切拿走並奴役我們。我們受到的教育是,為了共產主義,必要是準備用生命保衛祖國。」(21)

以謊言為主要內容的仇恨教育必然是反人道主義的。仇恨教育的核心任務是謊稱敵人的存在,並致力發現和確定敵人,然後消滅之。敵人不被當人來看代,他的生命和尊嚴是沒有價值的,「敵人」的價值就是「人民」被無情地毀滅。

如何確定「敵人」?大體上說來,人與人基本上沒什麼不同。那麼,「敵人」 就只能經常是從與「我」一樣的人們中製造出來。按「契卡主義」的邏輯,「誰不跟我們一道,誰就是我們的敵人……現在持不同政見者成了主要敵人——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衛民主理想、人權、公民權利的人。」(22)根據法西斯主義的邏輯:「誰是猶太人,由我決定。」(23)康生確定敵人的方式猶為獨到:「你長得那麼漂亮,不是特務,誰是特務?」如何對待「敵人」?納粹海軍上將鄧尼茨說,對「不跟我們一道的人」只有簡單的這句口號:「靠進,瞄準,擊沉」,並且「要鐵石心腸」(24)。戈培爾博士的話更有水平:「猶太人是拉圾品,與其說是社會問題,不如說是臨床問題……同情和憐憫是完全不合適宜的。」 (25)。中國戈培爾姚文元在日記中寫道:「為什麼不槍斃一些反革命?專政畢竟不是繡花!」紅衛兵把上述「待敵之道」講得最直接明瞭:對待敵人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殺殺殺」,「對待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文革時有《造反歌》云:「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1966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在該年第11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

「革命就是要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感謝上帝他們還未控制核按鈕)一切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撕殺。什麼『人情』呀,什麼『全面』 呀,都滾一邊去!……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了嗎《我們就是要『狂妄』!……你們不是說我們太粗暴了嗎?我們就是要粗暴!對待修正主義怎麼能纏纏綿綿,大搞溫情主義呢?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革命的殘忍!你們不是說我們太過分了嗎?… 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是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

這裡的語言及其邏輯全部是從「語錄」中學來的。「就是要……」這個公式是經典的,蠻不講理地理直氣壯,是一切仇恨教育的必然結果。

不承認蒙難者是人,這是文革中的殘酷的意識形態根源。作家揚沫感慨說:「 現在有些青年人怎麼變得這樣了啊?有的女孩子比男孩子還凶狠,可以用皮帶抽死人。『八\二三』打蕭軍、老捨的就都是些梳著兩條小刷子、身穿綠軍裝、腰束寬皮帶的女中學生。」(26)孩子的獸化是「奪過鞭子揍敵人」這種教化的結果。「 如果一個國家鼓勵犯罪,那麼『普普通通的人』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也能夠變成罪犯。」(27)

大興慘案可能是這種意識形態激發的殘酷暴行中最著名的代表事件之一。1966 年8 月下旬謝富治「好人打壞人活該」的指示傳達到北京大興縣,該縣公安系統向紅衛兵提供了管片內「四類分子」的情況。8月27 日至9 月1 日,大興縣13個公社, 18個大隊,先後殘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 人,被殺者年齡最大的80多歲,最小的僅38天,有20戶人家被殺絕。(28)「帝國水晶之夜」的殘酷與此相比也相形見絀。這種慘案遠遠不是特例,有人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29)

喪失人性的紅衛兵復辟了「鎮反」運動中曾使用過的「強姦刑」。「清華大學一些造反派捉住對立面頭頭的女秘書時,不僅逼迫她自己念認罪書,通過高音喇叭向全校廣播,而且有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輪姦她。清華大學武鬥結束,工宣對進校,在住人的教室裡,多次發現用過的避孕套。」(30)據說有的地方還鼓勵強姦黑五類的女兒和妻子,意在通過「反強姦」來報舊社會的「階級仇恨」。 王毅先生還談到了「革命群眾」和「革命小將」吃人的野蠻:「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到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 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 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 人。」(31)這使人聯繫到當時報紙廣播和各種藝術經常重複的那句咬牙切齒不共戴天的話:「恨不得吃爾肉。喝爾血;恨不得將敵人碎屍萬段!」普通人墮落為兇手不僅出於對敵人的恨,也出於對自身工具角色的默認,「我只是一個工具,一個集體的零件」,工具的價值是「使用」,是犧牲。因此,仇恨教育必然配套一種集體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不斷告訴孩子們他們的價值是為集體獻身,同時,集體主義教育還因其「法不責眾」的邏輯鼓舞了對「異類」的行兇。「納粹黨的教育,是不著重培養人的個性… …在納粹黨的德國,小學校門前常常有這樣的標語:『你是無,集體是一切』…… 在這樣的集體裡人人都沒有個性,人人都覺得自己是無,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負責任的事,盡量發展他的殘暴,終歸是誰負責任呢,是那個抽像的『集體』。 」(32)最瘋狂的集體主義教育是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它因「合群的自大」(魯迅)和自我拔高即使導致滅絕性的殺戮,卻讓兇手從中體會一種優越感和合理性。

仇恨教育往往還大樹特樹殺人英雄,歌頌暴力和殺人者,向兇手移情,讓孩子們學習。中國歷史書和中國文學所樹立的英雄絕大多數是「砍人頭如切菜」式的關羽式殺人英雄,或者是殺人不吐骨頭式的諸葛亮式的殺人英雄。還給他們修廟供後人摩拜。「純粹惡的神話……由於它允許人們將暴力和壓迫行為合理化,對這一神話的信奉本身就是對惡的縱容。它容忍了惡以善的面目而存在。」(33)戰爭故事和戰爭電影一直是我們的主要娛樂項目和思想教育內容,這一切似乎是司空間慣了。在莎士比亞和一雙靴子之間(34),我們教育孩子說顯然靴子代表「事物的本質」, 「莎士比亞又不能當飯吃!」;那麼在「拿破侖」和「琴納」之間,我們只能記住前者。「像拿破侖那樣」,自然成為孩子們的人生理想和社會實踐。魯訊先生在談到「我們」一味敬服「拿破侖」、「成吉思(汗)」和「希特拉(勒)」時,警告國人:「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35)誰能否認,世界大戰和政治殺戮不是殺人英雄崇拜的惡果呢?那個梳兩把刷子的少女,當她施暴之際,她並未覺得自己在殺人或犯罪,她感到自己是在「革命」,她感到自己如何英雄,如何象殺人英雄一樣「具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改革開放以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日益突出,這不能不使人想到教育改革相對落後的問題,想到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公安部門的統計表明:進入20世紀90年代,公安機關查獲違法犯罪未成年人,每年均超過15萬人。換言之,每1 萬名18週歲以下未成年人中,就有21。5人滑向了違法犯罪的深淵。統計數據還表明:刑事涉案的未成年人數占同齡人口的比例,自1986年至1995年的10年時間,竟翻了一番。目前, 18歲以下的未成年犯已佔犯罪總人數的14%。……中國未成年人犯罪的發展趨勢… …是低齡化、團伙化、惡劣化!」(36)這篇文章還列舉了很多令人髮指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這篇文章面對孩子的上述暴行問「孩子們怎麼了?」,我想這個問題的最好答案是:「大人們都幹了些什麼!」如果大人們都在「不顧廉恥」地犯罪,國家都在犯罪,而且大量的「成年罪犯」仍逍遙法外(37),乃至滿面春風地出入各種會議和慶典,而且歌頌暴力英雄的劇目仍然頻繁上演,孩子們還能如何呢?「在很多情況下,退化行為是由於個人生活在持有退化標準的群體中而產生的,這倒不是說他本身就固有缺陷。」(38)個人的「退化」特別是孩子的退化是在退化的群體文化中習得的;在這樣「思想的煤氣室」(39)中成長的孩子,使這個社會具有重新建立「煤氣室」和發動「文革」的無限可能性。出路在成年社會的自我反省和恢復個人責任,特別是督促「國家」的責任意識。確定孩子犯罪的環境因素,不僅是為了明確人類退化的真相,也是為了呼喚強勢群體(特別是相對與孩子這個弱勢群體而言)承擔「進化」的責任。「對間接原因進行研究,旨在使擁有財富、知識和影響力的人承擔更多的責任,以利於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責難和懲罰對於在不道德的環境中長大的人是沒有用處的。改進的希望主要在於喚醒那些有能力擺脫不良影響的人的良心,從而剷除罪惡的根源。」(40)

這正如此文所言:「道理不可謂不明,只是不知道,我們還有等多長的時間,付出多大的代價,才能徹底走出教育的誤區!」

3 、擇劣教育什麼好不要什麼,毀滅什麼,什麼壞要什麼,鼓勵什麼;激發人性之惡,動員人性的陰暗面來支持政治的罪惡,一切專制主義者都精於此道。孩子的利用成本較低,自然成為普遍的利用目標。其中僱傭孩子當特務是卑鄙中尤其卑鄙者,因為有識之士普遍認為,鼓勵告密是最敗壞道德和社會風氣的。尤其不幸的是,孩子竟然成為了道德淪亡的犧牲。

關於在學校招募特務的事情,稍有閱讀能力的人都不會陌生。「為了防範危害國家的事情發生,需要秘密警察,政府的金錢造就了成群的密探,他們是從社會各階層找招募的,在他們當中有將軍和男爵夫人,有軍官和律師,有記者和醫生,有男女大學生……還有14歲的女學生,在辛菲羅波爾,憲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個中學生,一個11歲的男孩子當密探,賞給他錢……我們的政府廣泛利用人類的自私和貪婪,盡量搾取金錢的威力所提供的好處。」(41)最後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揭露了這種無所不在無法無天的「國家規模」的窺陰癖,他告訴我們,執行竊聽任務的大多是「工資相對較低的、都懂一門或幾門外語」的年輕姑娘;人們生活的日常細節也在她們的「聽力」範圍之內。巴卡京無限感慨:「我真為國家,為克格勃感到可恥」(42)。那些孩子們,在帝國解體後,又將如何面對未來,接受自己良心的質詢?於是有那麼多的人自殺了,這是怎樣的悲劇啊!

除了利用金錢,領袖們更多利用榮譽來鼓勵孩子告密的不道德行徑。斯大林主義者尤其善於這種「精神鼓動」。 下面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在拉爾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個男孩向當局告發了他的富農父親。這個男孩叫帕夫利亞-莫羅佐夫。它的功績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43)文革時期更殘酷,「告發」父母還不行,還鼓勵咒罵和毒打父母,而且鼓勵的方式還不是榮譽,而是各種恐懼。北京有楊氏兄妹與眾多紅衛兵一起將自己的父母打死,沒流一滴眼淚,還高喊「打倒反革命!」(44)這種瘋狂並非個別。利用孩子達到如此的水平,可謂青出於藍。

孩子的獸化是孩子人性之死,在一定意義上國家之惡和人性之惡共同害死了孩子,在他們看見初升的太陽那關鍵的時刻。

4 、利用良善與道德之死基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對孩子的利用,從道德上看特別惡劣的是利用道德激情來實現政治目的。沒有人否認,利用良善,利用道德是最不道德的。利用道德熱情的基本手段是製造謊言,煽動激情。

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是抗戰後震驚中外的「沈崇事件」。1946 年冬天,國民黨一名高級官員在撫順近郊被蘇軍慘殺,激起了全國性的反蘇浪潮。為了扭轉政治上的被動局面和轉移「熱點」,「反對黨」炮製了沈崇事件。沈是北大的女學生,且是一名地下黨員,她謊稱某日被一名美軍施暴。於是全國掀起了以學生為主體的反美狂潮,學生運動的「規模超過『12-9 』運動」。 「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有甚於是乎?

一位作家詳細記述了這見事情的經過,很多媒體也證實了他的觀點。如果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為「國家尊嚴」的緣故我將感到汗顏,如果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我為「沈崇」汗顏。

「不擇手段」進行政治鬥爭是有歷史傳統的,而且這種不道德往往被當做智慧來自我欣賞和普遍受到欣羨。利用道德姦污了民族的道德意識,欣賞不道德已經是對道德熱情的先姦後殺了。經過這種政治洗禮的孩子們,他們的在未來還會遵奉「 實踐理性」嗎?這個以他們為主體的新社會將肆無機憚、理直氣壯地踐踏道德,乃至生命。「文革」有它自己的「歷史合理性」。

二、瘋狂的虐待

既然孩子僅僅具有「工具價值」,那些不能成功地訓練為野獸的,或即使成為野獸的,為了「神聖秩序」的維持,將被訓化為缺乏創造力和獨立人格的人。這種訓練往往伴隨著肉體的責罰和精神的虐待。虐待孩子的背後往往是成人的權威人格在起作用,或者完全出於「恃強凌弱」這種卑鄙無恥,它毀滅孩子的尊嚴,甚至毀滅孩子的生命。

「這些孱頭們!」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很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45)

中國自古以來,打孩子和打學生是「天經地義」的。對孩子的「打」和「罵」 被成年人謊稱為「親」和「愛」,這真是一種東方的智慧!至於在「私塾」中,打板子是老師的「天賦權利」,就如同今天警察說「刑訊逼供」是「工作需要」一樣。孟德斯鳩說:中國是靠棍棒維持的國家,這個民族不可能有尊嚴。他可能不知道:棍棒統治是「從娃娃抓起的」,而這裡的「師道」就是「尊嚴」。 中國的孩子必須在出生後就開始在板子下學習大人們的「之乎者也」,學習他們的牛逼轟轟和卑鄙無恥。否則便被「親愛」一番。「啟蒙」:「蒙者,草叢下一豬也。」兒童,豬也,只有豬才能「被人利用」或作為「鬧事者」受「應有的」責打。而父權和國權正是這麼認為的。難怪魯迅多次提出《我們怎樣作父親》這個深刻的問題。「打」特別是「逼迫表態和檢討」以及「公開懲罰」是管理「犯錯誤」的學生的通用辦法。這是完全侮辱人的尊嚴的,但這種尊嚴意識非常淡薄。我相信,在他們還沒有把人當人來尊重之前,在打人罵人還是「家常便飯」之前,在「檢討」還被當做教育藝術之前,他們是不可能知道什麼叫人格尊嚴的。這樣的公民又怎麼配談論「保護動物」 ,又有什麼資格主張「國家尊嚴」!

「公塾」裡的孩子的命運也無根本之改善。目前教師的體罰學生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媒體頻頻發出「體罰學生何時了」的呼喊(46)但暴行似乎並未減少。看到下面的案例的人難免要問:這還是現代社會嗎?

1 、陝西省華陰市某子弟小學老師崔敏葉,因學生王某不好管教且偷拿了同學 10元錢,便將其頭部按在牆上,用錐子在王的臉上刺出個『賊』字,並在上面塗墨水以示『訓戒』。 天津市某中學有個孫老師,讓考試不及格的11名學生輪流站到教室講台前,當眾打自己的耳光,以考試得分為基數,最多打到53下,必須打出響來;有的學生不肯打,孫老師親自去打……山東東阿縣某小學三年級學生劉某等幾名同學,因沒有背出所學內容,班主任孫老師也是罰他們自己打自己臉,並讓到其他班 『游班示眾』,劉某因經不住精神打擊而喝農藥自殺。(47)

2 、1999年11月1 日,烏魯木齊鐵路第一小學三年級(3 )班的一名9 歲女學生未按時完成家庭作業,老師黃海燕……叫其他學生用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 名女生拉她的褲子。這位女生一面號啕大哭,一面拚命掙扎。幾分鐘後,老師親自從側面扒下她的外褲……事發後,這名受辱的女生幾次在夜間哭鬧。(48)

3 、1999年9 月27日上午10時許,黃陵縣田莊鎮中心小學四年級學生葛某正上數學課,22歲的代課老師葛小俠因他數學作業未完成,當即打了它兩記耳光,並將其蹬倒。葛小俠當堂宣佈,全班50名學生對葛某須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揚,打得輕受10教棒處罰。全班28名男生輪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嘔吐。(49)

與上述案例相似的還有新疆尉犁縣塔里木鄉直屬小學的張永海案。1999年4 月 8 日,該校小學4 年級學生張永海因「不好好打掃衛生」,班主任讓同學打了他90 個耳光,孩子身心受到嚴重傷害。(50)1999年11月24日,廣州市海珠區江南二小年輕的女班主任讓學生摑「不聽話」的學生耳光。(51)……

這些教師和獄警有什麼區別,那裡也流行唆使犯人打「不聽話」的犯人。前面提到的武漢那所學校,還給「鬧事」學生「辦學習班」。而在四川省彭山一中,「 『犯錯』的學生除要自我暴光外,其名字還會被寫在黑板上公開,以及自寫廣播稿在校廣播裡面向全校1000多名同學念」。1999 年10月16日,該校初一(三)班兩個未滿13歲的女生跳樓自殺身亡。儘管司法機關作出學校和教師無任何法律責任的結論,但有學生說自殺事件與犯錯暴光的侮辱性規定有關。(52)前不久,《南方日報》上也有「幼兒犯點小錯罰站廁所思過」的報道:南京某大學一幼兒園小朋友因不睡午覺,竟被老師關進廁所「思過」,結果一病不起。

我們發現,上述對孩子的虐待和侮辱所採取的手段,所根據的「理念」完全是紅衛兵那一套。造反派不是有給什麼「分子」吃大便的嗎?今天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刑罰也被一些教師所鍾愛,2000年1 月8 日《羊城晚報》報道說,貴州湄潭縣抄樂小學教師羅遠壽為「整頓班風」,用強令吃大便的方法來懲罰學生。

去年12月13日,抄樂完小五(二)班學生馮航上課時向後張望,受到班主任羅遠壽厲聲呵斥,當即嚇得發抖(「吏呼一何怒」)。按照羅遠壽宣佈的規定,誰上課時轉頭看後面的同學,就要令後面的同學吐十口唾沫給他吞下。後排的同學被強令向馮航吐口水,吐到第三口時,馮航受不了還了一口唾沫。羅遠壽見狀火起,令後排的這位同學到廁所撬屎給馮航吃,如不去就不要來上學了。這位同學只好流著淚撬來糞便喂馮航,而後痛苦得放聲大哭,班上的其他同學也哭了。羅遠壽居然還威脅馮航說:「不許吐出來,一定要吞下去!」被公開侮辱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馮航自覺無臉見人,精神萎靡,目光呆滯,並從此輟學。

我想到了「老捨之死」。 這裡可以「告慰」巴金老人,不用建「文革博物館」,因為「文革」還沒有過去。看來每個人的靈魂裡都包含著法西斯主義的根苗。此文結稿的時候,我又聽到湖南一孕婦女在光東一家商場被保安剁掉手指的暴行,聯想到1999年那麼多人「熱愛戰爭」,我真是絕望;為什麼總有那麼多中國同胞們如此殘暴和嗜血?或者果真中國人是「喝狼奶」長大的?美國總統胡佛說:中國人是一個嗜血的民族。我有血統上的理由對這種「污蔑」表示憤怒,但讓我有什麼現實的理性的理由來「捍衛民族的尊嚴」?!不要在奢談什麼「陰暗面」和「辯證法」了,這是對在「陰暗面」中死難的生命的公然侮辱。以此邏輯,納粹暴行,斯大林審判,日本人的屠殺都可「辯證地看」,他們也「有理由」辯護說,死者、被迫害者畢竟相對是少數嘛。為南京大屠殺辯護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不就是持這種邏輯嗎?

「善待學生」的呼籲應引起全社會的關註:「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未來取決於現在。善待孩子是老師的責任。有獻身教育事業的老師,應該學會容忍孩子的弱點。因為,『凡是教師缺乏愛的地方,無論品格還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發展。』 (羅素語)」(53)當孩子在上面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時候,他們將是什麼樣的「 公民」?他們將學習這一切。

學校暴力和虐待不過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縮影。孱頭們自然不僅在學校有,社會上更是大有人在。魯訊在「推」一文中,就記載這樣一個「人才」:「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腳蹋板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54)這種專門欺負孩子的光榮傳統一直後繼有人。1999年12月8 日山東省濟南市解放路就發生了這樣一種仍然普遍存在的「推」的悲劇:「蜂擁而上的叔叔阿姨不顧一切地擠啊擠,八歲學童被擠進車底。」(55)

隨著技術的進步,「鉗」有取代「推」之勢。1999年下半年,南寧市14歲的小保姆遭受僱主變態的虐待,被鉗斷10顆牙齒,「遍體鱗傷」。 (56)比「鉗」更「 文明」的是「脫」:除了前面的例子以外,1999年12月8 日《廣州日報》報道說:去年11月24日下午,2 歲的女娃吳燕珊在深圳一家商店被懷疑透竊商品,被商店人員將衣服扯開,扒下褲子檢查,卻未發現任何贓物。1999年11月13日《中國青年報》也有「沒偷書卻被強行搜身重慶八童投訴新華書店」的報道。1999年7 月19日和8 月24日的《北京晚報》報道了廣西南寧一女中學生在南百微笑堂超市購物時,遭該超市兩名保安裸體搜身的事件。

然而還有「切」。1999 年1 月2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了湖南長沙市一家醫院 「誤切」了兩歲女孩膀胱的惡性事件。更惡劣的「醫療事故」是1999年1 月22日《南方週末》報道的「胡綏芬事件」:1997年6 月5 歲女童胡綏芬在綏芬河市人民醫院因服用了醫院提供的6 瓶假藥而死,「在這起案件中,醫院令人驚訝地逼著小病將愈的孩子一針一針地承受假藥的痛苦,一直到死;當地省衛生廳拒不做鑒定,衛生部督促也沒用;假藥已經證實,但無人查處。」和小綏芬命運不相上下的是河南省南陽市的6 歲孩子李寧,1996年2 月17日他玩耍時不慎從5 樓摔下,被送到新野縣人民醫院,輸了由新野縣血站提供的400毫升血液,染上了愛滋病毒。(57)醫院本是救死扶傷的地方,然而中國的醫院也「產業化」了,醫務人員受取病人「紅包」的問題說明了「疾病和痛苦也是生產力」;當醫務人員如納粹一樣對「貧困的痛苦」施以訓斥或象「領導」一樣面對病人麻木不仁的時候,醫院又政治化了,司法腐敗和官僚主義的一切醜惡都在這裡被瘋狂地複製在病痛身上。根據2000年1 月 8 日《羊城晚報》的報道,安徽一僅5 個月大的病兒在南京二附院因此類原因未能及時醫治而死。報道說,,1999年31日12時,「焦急的母親抱兒急診排隊9 次爬樓 6 回,冷漠的醫生互相推諉三個小時無人施救;眼睜睜送走一條小命。」這是20世紀最後一天,這個5 個月的孩子在本應該受到現代醫學呵護的地方卻為這個罪惡的醫療制度和罪惡的世紀殉了葬。如果有人說這種現象是個別現象,我猜想他肯定有足夠的「糖衣炮彈」和足夠冷漠的心靈。

當然最「喜聞樂見」的方式是「打」,這裡自然少不了以打為「工作需要」的某些「警察叔叔」。 中國廣西的一中學生在南寧迷路找「人民警察」求助,竟被警察當作盲流送入「收容遣送站」,遭到殘酷虐待,身心受到嚴重創傷。該學生家長狀告南寧警方,居然打不嬴官司,打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

98年12月11日,廣西防城港市灘營中學學生黃鐘聲與同學及老師一起到南寧市觀看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活動時,與老師和同學走散。他想起電視和廣播上常說的「有困難找警察」,就找到一個交警崗亭。交警把他交給了110 警察, 110 警察把他帶到了南寧市公安局朝陽派出所。而派出所又於當晚將他送進了南寧市收容遣送站。在收容站裡,黃鐘聲度過了惡夢般的4 天。他一進去就被搜身,先後在兩間收容室被先關在裡面的人搜身和輪番毒打,也無工作人員理會。12月15日早,黃鐘聲和另5 人被拉到隆安縣城鄉鎮西寧村(距南寧近100 公里),每人發給一個麵包後,就被丟在公路不管了。黃鐘聲走失後,其父及學校派人到南寧尋找。 15日找到了被人從河裡救起的黃鐘聲。經廣西醫科大學和南寧市第五人民醫院檢查,黃鐘聲胸部外傷,左側血氣胸,左第7 、8 、9 肋骨骨折,創傷性精神病。(58)

1999年9 月17日《南方週末》有一篇題為「四年:一起錯案和七個少年被毀的青春」的報道,它使我們再一次認識到,當「成年國家」不是公民和孩子尋求援助的對象,而是作為相反的東西而存在的時候,它所能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1995年1 0月18日,吉林省雙遼市第一中學5 名學生和兩個社會青年以涉嫌「 902 」案件的理由被拘捕。獄中羈押了446 天之後,取保候審,然後,「無罪釋放」 。 當時,「9 02 」於1 0月18日告破,11月19日上了《雙遼報》,雙遼電視轉播台連續播放3 天,公安局開慶功會發獎金,熱鬧一時。一個孩子回憶當時審訊過程是這樣的:「……這時姓楊的(警察)脫了衣服走過來便打我耳光,大約打了十五六個,然後把我推倒在床上,抓起我頭髮再拖到地上,然後又從地上把我扯起來,他鬆手的時候,地上落了一撮頭髮……他們打一陣問一陣,我不承認他們就接著打,我抓住褲帶不放手,他們就抱住我的腦袋往牆上撞……我求他們別打我了,姓楊的一聽就火了,說」誰他媽的打你了「,他還說要與我大戰三百回合,我現在承認也晚了……他一邊抽我,一邊讓我自己數著,數錯一鞭子就加五鞭子……他們給我銬上腳鐐說要把我帶出去斃了,又說如果承認馬上就叫我回家,說我的同學早就辦好手續回家了……當時已經快6 :00了,要是平時該吃晚飯了,我怕我媽著急,我平時放學就回家……中午就沒吃飯……我想我得回家了……他們讓我和其他人的口供一致,可是因為我根本沒做所以」一致「不上來,他們就打我,後來他們說一句,我就跟著重複一句……可是他們還是沒讓我回家!……張樹鳴、張玉偉(警察)繼續審我,打我,張樹明還拔出手槍指著我的頭,做出開槍的樣子,還抽出梭子讓我看裡面的子彈……快到中午,進來三四個人,為首的一個五六十歲,旁邊的人叫他」 胡副局長「。 我心裡升起一絲希望,當官的總不至於像刑警一樣不講道理吧,誰想他聽我說冤枉竟也破口大罵:」人民白養活你了,人民的飯你白吃了,人民的衣服你是白穿了,給我銬起來!「我絕望了,領導怎麼也這麼講話,到底是人民白養活了誰?……一百來鞭子打得我遍體鱗傷……同號人幫我脫掉棉衣,內衣已與肉粘在一起了,只好連皮一起揭下來……當時我的眼裡沒有淚水,只有憤怒,我罪犯何處,法犯那條,我還是個人嗎?……

更駭人聽聞的是河南省潢川縣的16歲高中生耿丹之死:

1999年7 月1 日下午,豫南潢川縣城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慘案。年僅16歲的潢川高中學生耿丹,在縣農機學校潢高教師嚴景辦的補習班聽課。臨近放學時,潢高學生王帥在校門口與保安王利文發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腳。隨後王帥打電話叫來其哥哥和五六個社會青年,與農機校保安張榮輝打架,後社會青年逃散。耿丹這時恰好放學遇上圍觀,而後離校回家。當他行至校門外30米處時,公安幹警詹家順不問事實,就以耿丹參與毆打張榮輝為由將其抓住,強行拉往社會青年打架的現場農機校,途中讓保安惡棍張榮輝手操鐵棍猛擊頭部,以致造成腦顱挫傷裂重傷。繼而詹家順和兇手張榮輝合夥將耿丹架往農機校保安室繼續毒打。後「110 」趕到,強行將耿丹扭進其執勤車(當時圍觀者眾多)。耿丹說,「我又沒有打架,為什麼抓我?」「110 」幹警王建輝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臉部(此時耿丹已頭負重傷),不讓其表白。……耿丹被帶到「110 」值班室,……耿丹還是委屈地說:「我沒打架,是王帥找社會青年打了校保安。」從當天夜裡七時許至次日上午9 時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著手銬,銬在「110 」辦公室的床梆上。他們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長達14個小時。……7 月1 日夜9 時,耿丹的母親向「110 」值班幹警提出擔保,要求讓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絕。一個值勤幹警說,耿丹噁心是餓的,但耿丹這時已吃不下媽媽帶去的蛋糕了。7 月1 日深夜,曹建鳳(母親)離開公安局,一夜未眠。就是這一夜,少年耿丹腦顱內在不停地滲血,並且漸漸形成了可怕的腦疝。從這個時候起,耿丹對親人的無數次呼喚概無回應。接下來的時間裡,曹建鳳強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醫院。「11 0」的幹警層層請示,九點左右,終於同意放人,一個高個子警察說,要不是看到這孩子昏迷成這樣,我們是不會放的。曹建鳳已顧不上理會,她匆匆忙忙找了輛人力三輪,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縣醫院。縣醫院緊急搶救,做頭顱CT,診斷結果為:急性顱腦損傷,頭皮損傷,硬腦膜外血腫,腦挫傷,腦水腫,並腦疝形成。……耿丹無聲地躺在縣醫院三樓的病房裡,下肢僵直,上肢緊縮至前胸,體重不足30公斤,腸胃功能癱瘓,嚴重意識障礙,沒有表達意識,不能說話,對窗外的一切,對家人的照料,對爸爸媽媽的絕望,對每天都要有的帶淚的呼喚,無知無覺……耿新亞說(父親),在武漢,醫生告訴他人的腦袋裡出血非常疼,出1 -2 克人就會疼得暈死過去。「我兒子腦袋裡出了5 0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麼度過的。」……12月8 日早晨8 時,少年耿丹在一陣抽搐之後離開了人世。(59)

「耿丹之死」提前宣告了20世紀的死亡。不管這個世紀的太陽如何宣稱它有神聖的義務繼續普照孩子們的心靈,但它已經毀滅了這心靈,並從所有孩子的心靈的天空上可恥地跌落了。我願懷著悲憤的心情興奮地為它送葬。

司法腐敗還以更「豐富」的形式嚴重影響著孩子的命運。1999年12月9 日《羊城晚報》有一篇題為「12歲女孩受累官司輟學三年」的報道,廣東省翁源縣12歲的女孩路路母親遇車禍,但賠款卻拿不到,簡單的案件審理一波三折三年未結,因貧困路路只能輟學在家,形同棄兒。記者質問:「為什麼申請執行書被兩次調包?為什麼簡單的肇事案久久不能執結?為什麼案卷裡有那麼多蹊蹺?」前面提及的那個 67歲色魔祖接,因有關司法部門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未能「逮捕歸案」。這不僅是對被害女孩的又一次侮辱,也是對法的姦污。法律本來是援助孤弱的,可恥地是,它唯一的存在價值是能夠凌辱孤弱而被利用,它唯一的成就是從凌辱孤弱、助紂為虐中養活自己。

最令人絕望的是:虐待和打死孩子的還有「父母」。1999 年7 月7日,山東省寧陽縣5歲女童陳瑩「因寫不好幾個阿拉伯數字就被其母親活活打死。」(60) 1999年11月20日,廣東中山市張家邊一村小學生黃某因偷了家裡三塊錢,竟被親生父母綁住手腳,在身上澆上煤油,活活燒死。(61)

肖斯塔科維奇說:「人在打架的時候最能暴露他的本性」(62),一個社會在打孩子的時候尤其能暴露這個社會的本性。醜惡啊,足以令人無地自容。

這些罪惡就發生在「舉國上下」和「舉球上下」歡天喜地跨世紀的時刻,可是有誰還能銘記這世紀末的醜陋和受害的孩子的名字?

精神虐待1 、「讓學校破產」謝泳說:「我們的教育之所以到了今天這個樣子,關鍵還是一個教育的理念問題。」(63)我以為,這個教育理念就是對孩子精神上的虐待,它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以謊言和暴力為價值取向的反人道主義課程教育,這方面我在「仇恨教育」中已經講了。第二,以「馴良」和扼殺兒童的創造力為手段的反自由主義教學方法。第三,以生存型考試為唯一教育目標的考試制度。第四,國家一元壟斷的辦學機制。

希特勒的追隨者之一的海因裡希-希姆萊這樣評價集中營:「這裡有一條通向自由之路。它的里程碑叫做順從、勤奮、誠實、秩序、整潔、事實求實、真實、犧牲精神和熱愛祖國。」(64)這些「箴言」總是使我想起學生時代,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校訓;遺憾的是,這些校訓中唯獨沒有「人道、自由」這樣的字眼。這種教育不可能充分培養孩子的自由人格和創造力,已經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有人憤慨地說:「一個出生在今天中國的孩子,從3 歲起,就要學會把手背到身後去……彷彿手放在膝蓋上,就聽不懂一加一等於二。……我們的孩子在一條最窄的通道裡,在沉重的書包、永遠做不完的試卷和不可以在走廊裡跑,不可以越出學生行走的白線之類的戒律的雙重陡壁之中。一旦觸壁,必然招致懲治。」(65)這種教育的結果是什麼呢?孩子們變成了這樣的可悲狀態:「畏葸退縮,彷彿是一個奴才,一個魁儡,然而……卻美其名曰『聽話』……『好孩子』。 」(66)「狡猾」是對這種教育的一種反適應。

1999年中國出了兩本批評扼殺個性教育的好書,一本叫《審視中國語文教育》,一本叫《杞人憂師》。兩書公佈了大量驚人的迫害學生個性自由的案例,其中「統一答案」如此束縛自由和天性,看了讓人唏噓不止。但是從理論上揭示「劃一、強制教育的破產」的,寫得很深刻的是一本80年代的譯著,是日本教育家香山健一著的《為了自由的教育改革》。我建議所有關心中國教育改革的人士好好看看此書,我們面對的幾乎是完全相同的問題。

在這本書「扼殺個性學校的破產」一節中,香山健一記述了一個叫杉本治君的 11歲學生的命運。這個孩子在小學四年級時寫了一首詩,叫「考試戰」,這是來自孩子心靈的吶喊,孩子寫到:「代替導彈的是鉛筆;代替機槍的是橡皮。」考慮學校生活毫無樂趣,孩子提出「應使學校破產」。 然而班主任不把這種思想看作是應受鼓勵的個性自由的表現,反而斥責他「讓學校破產」的想法是「變態心理」,「 應送精神病院」。 「這位女教師還在全班同學面前說:大家能理解治君的想法嗎?但沒有人舉手。治君覺得自己的個性被老師和周圍的同學徹底否定了。此後,治君從高層公寓縱身跳下,斷送了無以替代的個性與生命。」(67)

杉本治君的命運就是很多中國孩子的真實命運。作者隨後悲憤地指出:

「治君是『扼殺個性』的劃一主義學校教育的可悲犧牲者之一。……不單是治君一個人,在全國各地學校,不知斷送了多少『治君』的生命,不知摧毀了多少無以替代的寶貴的『個性』。 教育者應該刻骨銘記治君的死,應該牢記治君『讓學校破產』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我認為這次教育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拯救全國各地無數『 治君』的寶貴生命和豐富的個性,讓致『治君』於死地的劃一主義的教師、學校和制度破產。在幼小的治君的文章裡,具有對21世紀文明轉折的敏銳的預感。……在這個意義上,只能說是落伍於時代的19世紀的人們對於來自21世紀的留學生——『 治君』們實施了善意的私刑,並且自古以來,沒有什麼能夠比『正統人們』愚蠢的善意更為糟糕的了。」(68)

如果說治君死於私刑,那麼「考試落榜」自殺的孩子完全死於考試這個「公刑」 。 考試是童年的煉獄。孩子們過早體會到瘋狂的生存競爭,這條路通向的不是自由,而是文化荒漠和人性的萎縮。想到生存型考試的殘酷的競爭和孩子沉重的學習負擔,我只能感慨:中國的孩子太可憐了。學習和考試的壓力甚至逼得學生自殺,相關報導日漸增多。有媒體披露:「學生自殺的年齡由11歲開始惡化,上升到16歲為高峰期。」(69)「黑色的7 月」埋葬了多少孩子的夢想和生命。更令人扼腕的是,決定孩子命運的「出題」和「閱卷」大人們所持的陳舊標準和隨意性,有人說是「草菅人命」並不為過(70)。

我倒不是主張要回到文革中「保送上大學」或取消考試那種狀況中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秦暉先生的觀點。但是否有一種中間的道路?事實上有的,美國的教育和日本的教育可以提供這方面的借鑒。我看出路至少有三個,一是教育的多元化解決教育供給短缺的問題,二是經濟的多元化解決教育的需求短缺問題,三是政治的民主化解決兒童權益和福利的法律保障問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成人和他們的頭兒少點私心就足夠了。

我也有一個夢,我夢見有一天,中國取消了「生存型考試」,或「生存武打」 (生存競爭),那一天,中國的孩子們象日本的《兒童憲章》所說的那樣:「兒童,作為人,受人們的尊敬。兒童,作為社會的一員,為人們所重視。兒童,在良好的環境中為人們所撫育。」

2 、教育的權力或知識的權力精神虐待的背後是教育者的權威人格。「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在這裡表述為「老師永遠是對的」。 學生不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能把字寫出格子外。在這種管束中,一種權威意識被體驗著,權力慾是一種永恆的惡。

那種模仿(杜撰?)兒童語氣的居高臨下的教育方法,是一種愛,還是是一種偽善的自大,同樣值得深思。黑格爾說:「它破壞了、玷污了他們(孩子)對更好東西的真實的、自發的要求。它一方面使兒童對精神世界實體性的關係漠不關心和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使他們輕視人。因為人自己對兒童表現得像兒童那樣稚氣可鄙,最後,使他們產生自以為高明的那種虛榮心和自負。」中國電視台的「少兒節目」 完全是的成人節目,那些主持人有話不好好說,他們用一種兒童也不使用的變態的嗲裡嗲氣的口氣同兒童交談,彷彿這就是兒童使用的、低於他們水平的、一種供其欣賞和嘲笑的、白癡式的語言。

3 、「教育者本人必須是受教育的」「成人教育」不僅是奴化教育,而且造就 「少年老成」這種反常現象,中國的孩子的「成熟」,市儈和機會主義,是「成人教育」(灌輸與摹仿)的最嚴重的後果。這不僅和教育理念有關,也關係到教師的業務水平和道德修養水平。有媒體已經披露了中國教師整體水平令人吃驚的事實。《羊城晚報》(1999\10\19)還報導了安徽省蕪湖市獅子山小學的一件醜聞:老師為提高考試成績的名次,哄騙學生裝弱智,結果這名學生被中學「拒之門外」。 我們有權利質問:我們的孩子受到了什麼樣的教育。馬克思說:「教育者本人首先必須是受教育的」,如果教師本身未受過良好的知識和品格的教育,他只能「誤人子弟」。 這當然不能完全責怪教師,是什麼在「誤人教師」呢?為了考孩子人類社會絞盡腦汁,可謂機變百出,然而誰來考考孩子的人?誰來考考考孩子的人?

三、瘋狂的屠殺

一方面是對孩子的利用,另一方面則是對更多孩子的殺戮與迫害,所有持兒童工具主義的政治文化莫不如此。以政治理由殺害孩子和迫害孩子,這足以證明這樣的政治是徹底的野蠻和原始,足以宣告人性的失敗,足以提示人類反省進化道路上的迷誤,或意識到尚面臨巨大的進化差距。

「真野蠻」殺害無辜的孩子是真野蠻。自以為應當如此,自以為如此英雄,自以為得計是真野蠻。千方百計掩飾暴行、拒絕懺悔甚至利用悲劇是真野蠻。

當我整理有關這些方面的材料的時候,我的心在流血,我反覆地問:這是為什麼?我的心一陣陣痙攣:看看這些紀錄,我感到那是在殺我——「始做俑者,其無後乎」?

我選摘一些相關紀錄在這裡,為了不能忘卻的記念,為真野蠻提供一個永遠的註釋,為千年審判提供充分和足夠的證據:

1 、有些州的那些發了瘋的內務部工作人員不僅指控成年人進行反革命和恐怖活動,而且還指控小孩進行了這些活動,例如在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市……逮捕了60個10歲的至12歲的小孩,他們被指控建立「恐怖的反革命組織」……同時還有 100 多個孩子被立案審查。……柯秀爾堅決拒絕假交代,他的劊子手們把柯秀爾的 16歲的女兒帶到審訊室,當著父親的面把他強姦了。此後,柯秀爾就在所有「交代」 上簽了字,可是他的女兒被放出來以後就臥軌自殺了。……一些有名的「人民的敵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逮捕……有時內務部機構不僅槍決了「人民敵人」的妻子和成年子女,而且也槍決了未成年的青少年……他們的年齡都在14-16歲之間。…… 許多「人民敵人」的孩子以後的40年代被逮捕並被流放。……幾十萬無辜的人們,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也被逮捕並被強行遷往我國的某些邊緣地區……不少老人和孩子死在途中……骯髒的貨車車廂裡裝滿著婦女和兒童,幾乎滿得不能再滿,他們大多數人在祈禱和哭泣。(71)

2 、1942年10月5 日,納粹在烏克蘭的杜布諾鎮殺害了5000名猶太人。「黨衛軍人員命令從卡車上下來的男人、婦女和大大小小的兒童脫下衣服。……一個銀白頭髮的老太太抱著一個1 週歲左右的孩子,唱歌給他聽,還逗著他。孩子高興得咯咯地笑著。孩子的父母噙著眼淚望著他們。父親拉著一個約10歲的男孩子,溫存地向他說話;孩子忍著滿眶淚水。父親一手指著天空,一手撫著孩子的頭,好像在給他解說些什麼。」(72)

3 、在這個小村子(邱亮村),我目睹了野獸般的野蠻行徑和難以言表的悲慘情景……據說師團長要把女人和孩子全殺了。……一個老人和一個孩子被帶了出來。孩子聽到他的家人被刺殺時撕心裂肺地慘叫,看到淒慘的血,嚇得直發抖。老人慌張地緊緊摟著孩子,像是要替他挨刺刀。在這裡,生命不如塵土草介。一陣兇猛的刺殺之下,老人和孩子倒下了。……老人怎麼帶著一副難以言表的熱愛和痛苦的表情,在吸吮著他心愛的孫子或兒子的血!他不停地咕嘟咕嘟吸吮著孩子胸口湧出的血!……他如此愛孩子,他痛惜行將逝去的幼小生命……這就是戰爭的本來面目… …孩子的鮮血被吸進老人的嘴裡,就像孩子的生命在老人的生命中存活一般。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之軀開始痙攣,迎來最後一口呼吸,死神淹沒了他的肉體……我們繼續前進。(73)

4 、一個8 歲的女孩子當了十年反革命:「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字。……內定重點是我。……那時我8 歲。… …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成反革命,當做真正的囚犯關起來……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X X 『. 還在我的名子上打上』X 『「. 為了逼迫這個孩子交代反動標語是乃父的指使,」警察叔叔 「拉她去刑場進行了」陪死「,搞假槍斃。(74)

5 、1966年8 月,北京9 萬「黑五類」及其家屬子女被強制遣送出北京。他們在「如狼似虎、皮帶翻飛的紅衛兵驅趕下,走進了北京站大門。那神情好像是電影銀幕上被日本鬼子驅趕進萬人坑活埋的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一個4 、5 歲的孩子沒有躲過這一劫難。……四歲的孩子成為家庭出身的受難者。孩子在皮帶下哭喊。母親聽到孩子哭叫從皮帶拳腳下爬起來,……撲向自己的孩子。她坐在地上,把孩子抱在懷裡。孩子哭喊著:『媽媽,我怕……』母親的眼睛第一次湧出了淚水。… …那個眉清目秀的苗條少女,她大叫一聲:『狗崽子!』撲到地上的母子面前,伸出纖細的雙手,抓住母親懷中4 歲的孩子,一把從母親懷中奪出,高高舉過頭頂,大叫:『你他媽生下來就是罪過!』隨著喊叫,孩子被頭朝下摔到堅硬的水泥地上。 」(75)

6 、1970年,18歲的中學生黎蓮被這樣慘無人道地處決:「『……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緊貼在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剌剌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 而在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76)

把這些悲劇稱為事件是殘忍的。它不能命名,只能詛咒,只能默默反省,只能永遠記憶。

第一個悲劇發生在30和40年代的蘇聯,這樣的暴行同樣發生在中國:黑五類的子女實際上成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對他們的迫害,他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至少在30年中成為「革命和建設」的「必要代價」. 甚至在「搶救運動」中,被「 搶救」的「特務」就「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一直到發現出6 歲的小特務!」(77)

第二和第三個悲劇分別發生在二戰時期的歐洲戰場和遠東戰場;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說明它不同程度地也發生「我國」. 後面三個悲劇發生在文革時期的中國。遺憾的是,對此的反省還很不夠。人類有更充分的理由記住死難者。中國人有更充分的理由在記住乃至移情秦始皇的同時,銘記被他「坑」了的人的名字。然而人類的歷史正相反,人類的記憶正相反,甚至拒絕記憶成為一種體制。這是一種真野蠻。

在1999年「打倒北約」的呼聲中(我當然支持一切反對暴行的正義呼聲),在 「終於認清了西方人權的真面目」的學者「猛回頭」中,我也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歷史上中國人殺中國人的野蠻與被害人之眾,可能遠遠超過「日寇」和新老「 列強」的戰績,對殘暴的「番邦」憤怒聲討當然是正義要求,但「憤怒聲討」中國兇手的聲音為什麼100 多年來總是那麼微弱呢?大興(遠遠不止大興)和奧斯維辛發生了一樣性質的事情,德國人說:千年易過,德國人的罪孽難消!但中國人呢?有誰在深刻地反省「文革」的罪惡?不僅如此,民族反省卻往往被攻擊為賣國。但這些愛國者將無法評價東史郎,因為根據「愛國主義」的狹隘邏輯或低能的熱情,他如果贊同東史郎,就等於贊同東史郎「賣國」;不是有日本人把東史郎咒罵為「 賣國賊」嗎?但如果反對東史郎,那也是「賣國」,「賣中國」,因為東史郎批評的是屠殺中國人的日本軍隊。拒絕自省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十足的精神錯亂,如果它不是一場陰謀的話。

1925年6 月18日,魯訊先生就有這樣的感慨:「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的真面目顯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的有搶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或者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78)或者是因為我們偽勇敢,因為在自己國家這裡聲討遠處的外國是不需要什麼勇氣因而無需承擔什麼現實的風險?

與此相關的卻相反的一個奇怪現象是,似乎是我們更容易寬恕「國際仇人」,可謂恨也容易,愛也容易。蕭乾的夫人文潔若女士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的全面侵化戰爭中,慘遭殺害的中國無辜生靈超過兩千萬。解放後,人民政府卻立足於讓中日兩國子孫萬代地友好下去,慷慨地放棄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戰爭賠款的權利。理由是:由於我國人民過去受夠了戰爭賠償的苦,所以不願意讓日本人民也受同樣的罪。為什麼對昔日敵國的老百姓抱著這樣的菩薩心腸的我國最高決策人,竟不肯哪怕稍微對本國的平民百姓發點善心,彷彿嫌百年間的帝國主義戰爭還沒把中國人殺夠似的,竟然又發動了這麼一場『文化大革命』,寫下了人類歷史上最醜惡的一頁呢?這個問題,直到23年後的今天,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79)

文潔若是有感而發,反右和文革幾乎迫害得她家破人亡,然而,今天的「祖國」 是否還了她一個完整的公道?那個邱亮村的孩子,那個在1966年北京站被「自己人」 活活摔死的孩子,大興縣那個才來到這個世界38天的嬰兒,那個被活活掏出腎的18 歲姑娘黎蓮,還有更多的因「自己人」而死難的孩子們,一直到今天,有誰在為他們招魂?

「革命的安慰」與孩子的笑容上述第四和第五個案例有中國傳統刑罰「株連」 的痕跡。「株連」孩子是人類的普遍的政治醜惡,但達到株連九族和滅門的程度,不限於「革命時期」,並被絕大多數王朝合法化,而且是成文法,這可能首先數中國,就像「凌遲」首先屬於中國一樣。中國秦代就有「罪夷三族」的刑罰,即誅殺三代人。到隋楊帝時,謀反者罪其九族。到了明清,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簡直匪夷所思。在大動盪和大革命的年代,殺害敵方的老婆和孩子普遍成為鬥爭的策略!

孩子在「株連」中紛紛被殺掉,他們露出極端恐怖、吃驚和迷惑的眼光,他們怎麼能明白這種瘋狂的政治智慧?肖斯塔可維奇說,他看到一個突然被殺害的孩子的屍體,他的臉上還帶著笑容!他是沒有想到叔叔阿姨們會殺死他呢,還是尚不知道死亡意味著什麼?「孩子的笑容」永遠留在人類歷史的天空,他使所有的良知顫抖,使所有的劊子手們看見自己罪惡的靈魂,使「人類文明」永遠受到詛咒。

然而,據說,這「孩子的笑容」是「歷史進步的代價」,可以安慰著革命的恐怖。這是一種世俗的殺嬰祭祀,它安慰的實際是「革命者」的恐懼。

在謀殺了父母之後,一定要宰殺這些父母親生下來的兒女。長期以來,這是一條不成文(80)的政府行為準則。這條準則一直在起作用,政治的殘酷性要求斬草必須除根。古希臘有句名言「屠戮了這些孩子的父母,而讓這些孩子們安然無恙地活下去,這豈不是愚不可及嗎?馬其頓王國的國王菲利浦(philip)最喜歡引用這句古希臘格言,並將它付諸實踐……希臘人總是把那些專制暴君的子女們處死…… 對於羅馬教皇們而言,殺死這些小孩子是理所當然的政府行為。……眾所周知,對於法蘭克的國王們而言,復仇的怒火必定要傾洩在對手們的兒女身上,特別是對於那些覦王位者的子女應當斬盡殺絕,一個不留!……意大利的國君們也實行同樣凶殘的報復行為……在恐怖時期,16世紀的馬基雅維裡主義政策已經被修訂,但大規模不加區分地溺死小孩的暴行仍橫行人間。1793年,南特革命委員會將300 名旺代(vendean )小孩淹斃後莊嚴宣稱:」毒蛇產生毒蛇,惡人養惡子,這些小孩死有餘辜。「最近,比利時暴發了一場玻璃工人大罷工,一位暴徒喊道:」槍斃那些資本家,打死他們的子女,資本家的子女是資本家的幼苗。「(81)

法國革命,俄國革命,都處死了「暴君」的子女。這成了19-20世紀革命的一條原則。中國革命將那個比利時的「暴徒」的口號上升為一種政治原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直到70年代「血統論」還折磨或「教育」著因「 老子反動」而必然「混蛋」的「兒子」. 「夷滅九族、滿門炒斬」是為了「威懾」 嗎?但威懾手段很多,為什麼如此無所不用其極?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們說,惡的最後的成功率是低的。「法蘭克的國王們」下場如何?不僅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革命領導人之間彼此提防,這使他們越來越暴虐甚至殘酷,其結果是,他們實際上須提防的東西就越來越多。」(82)那麼率而操刀的主要功能與其說是為了威懾某些犯罪,不如說是為了安慰某些罪犯。迄今為止,「我國」仍然是堅持不廢除死刑的國家之一,據說也是為了「威懾」. 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孩子倒在「滅門」、 「趕盡殺絕」、「消滅在萌芽狀態」等等「株連」的血泊之中?無論是在戰爭中,在革命中,還是在和平年代的政治鬥爭中,還是在司法實踐中,迫害和殺死敵手的老婆和孩子,一直是英雄們的鬥爭藝術和政治需要。歷史上這種殘暴和無恥舉不勝舉,更殘暴和無恥的是,實施這些暴行的兇手往往還被當做英雄來恭維。李敖有一篇文章:「國民黨怎樣殺人老婆」(83),說的是國民黨「奈」不了毛澤東「何」,就把人家的老婆孩子抓來折磨和殺害。這點出息豈止僅僅屬於蔣介石,1931年8 月上海的一個「叛徒」的全家就全部被處決了。

孩子何辜!

「虐殺」談到殺害孩子,不能忘記「政府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這一豐功偉績,它已經和「哥薩克人殺孩子」一樣具有了「歷史意義」,或將成功地以典故的榮寵被未來的人類競相談論。談到這種榮光自然要提到段祺瑞總理和楊蔭榆校長,儘管魯迅先生對這些「孱頭們」已經揭露得足夠深刻和充分了。殺害學生,殺害孩子的良知,充分暴露了擇劣機制不僅貫穿於教育,也貫穿於全部政治生活。倒在血泊中的不僅僅是生命,也不僅僅是年輕的生命,同時被殺害和毀滅的還有生命最有價值的部分,一個道德資源最匱乏的民族的最珍貴的道德熱情。「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關。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飄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競將他們虐殺了!」(84)

有一位作家這樣感慨:我能否活到沒有警察那一天?我在想:人類能否存活到沒有暴力和殺戮並將之肆無忌憚地加諸孩子的那一天?那一天,孩子們的意見受到廣泛尊重和寬容,孩子們不再成為各種霸道的自私的祭品;那一天,所有的象公牛一樣撕打在一處的父親們握手言和,所有的象野鴨一樣叫喊助威或向勝利的公牛嗲聲嗲氣的母親們微微有些臉紅;那一天,所有的人們——如一位偉大的詩人所說的 ——「一致同意:從此,人類結束戰爭」. 我願以孩子的名義為這樣的日子的到來日夜祈禱……

「毫無目的的殘酷」,有一種殺害卻是毫無目的的。

1864年……,在一個美麗的早晨,士兵們到達一個印地安人的村莊並對其實施了攻擊。事實上,印地安人中青壯年都不在村子裡,只有一些老人、婦女和孩子。 ……一個孩子,大約三歲了……他也跟其他印地安人後面奔跑,以逃離這場殺戮… …一個騎兵跳下馬,用他的來復槍瞄準這個孩子並開槍射擊,但並未射中這個在距他75英尺遠的沙地上蹣跚奔走的孩子,另一個士兵馬上趕了上來並說道:「讓我來試試這個小雜種,我能打中他。」他下了馬並用跪姿射擊,儘管他誇下了孩口,他也仍未擊中這個移動的小目標。第三個士兵趕過來並表示出他能更準確一些的自信,它小心地瞄準並射擊,「這小傢伙倒下了。」(85)

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提出了各種解釋,仍然莫衷一是。這種「毫無目的」、「無感情」的殺戮只能在人性的本質中找答案,這是一種怎樣的人性啊,足以讓人類集體反省:在這個星球上,人是最可怕最卑劣的物種;「在也沒有什麼東西比人類更殘酷和嗜血成性的了……狼與狼之間不會互相殘食……每一種動物以另外的一種動物作為自己的敵人,但人類最大的敵人卻是人類自己。」 (86)與螞蟻比較,人類有必要第四次懺悔(從哥白尼革命、達爾文革命到弗洛伊德革命之後),第四次學會謙遜,第四次尋找獲得救贖的道路。

四、瘋狂的自私

什麼是秦暉先生說的中國的「真問題」?不是自由主義的問題,不是新左派的問題,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問題,不是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不是新儒家和新權威主義的問題,也不是「獨腳獸和龍」(87)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再簡單不過了,那就是我們太自私了。那樣自私的權力,那樣自私的公民,那樣自私的企業 ……這瘋狂的自私,這種赤裸裸的「私心太重」,是中國文化落後於世界主流文明的真正根源。這種自私的「傑出」體現,是成年社會瘋狂的自私自利,絲毫不考慮孩子的感情和孩子的利益,對孩子缺乏基本的關愛和尊重。不僅如此,一代一代的孩子成為「人不為己、天株地滅」這種成人文化的犧牲。由於孩子既無發言的權利,也無反抗的能力,只能將命運完全「委託」給「自私一族」的成人,事實證明,這種「委託」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是上帝的一個惡作劇,因此似乎東方社會的孩子們更有理由不信上帝。

「成人的童話」記得晚清時期有一個外國傳教士感慨說:幾千年來,中國沒有一個成年人為孩子們寫過一部童話故事。審視我們的歷史,我只能贊同他的發現。 「愛國主義者」或「純文學家們」辯護說,但我們有「成人的童話」(武打小說)。金庸以前,有孫悟空大鬧天宮,有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有諸葛亮火燒赤壁……但全部是散發著血腥氣的「打殺英雄」,區別僅僅是用木棍、用大刀或用「計謀」. 這種「成人的童話」已經成為兒童的實踐:我們都記得,在我們的童年,我們最經典的遊戲項目絕大多數是從這樣的口號開始的:「衝啊,殺啊……」前面提到的清華附中的學生不是要學習孫悟空「大鬧天宮」嗎?現在到校園裡,甚至到幼兒園裡我們會看到,那些活潑的孩子們最經常的遊戲是彼此比劃從武打電影中學來的招術,嘴裡有節奏地喊著:嘿、嘿、……文革時期有一著名口號:「刺刀見紅」或「殺!殺!殺!」那些「武力審美派」或「成年童話派」如何理解這一切呢?「武打審美」 絕不僅僅是「純文學」的,它是歷史,也是現實,也是政治,也是生活。區別僅僅是打人的姿勢和打人的工具。

兒童的成長過程是對成年世界的模仿過程。我希望成人記住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社會角色。「成人的童話」的惡果是普遍的成人世界的偽幼稚和兒童世界的偽成熟。這種「人生季節的顛倒」在中國社會隨處可見,我猜想,這是中國人對一種偽成熟的真幼稚或真原始的偽現代的政治生活的文化適應;「中國功夫」是對「棍棒統治」(孟德斯鳩)的文學適應。被奴役和攻擊的人往往更喜歡奴役和攻擊他人,如果他不能現實地奴役和攻擊,他就想像自己的奴役和攻擊。我們也可以說,文學是願望的達成;武打小說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勝利法」. 首先,讓我們把童話還給孩子,但同時把刀和劍在童話中徹底銷毀。同時應該銷毀的還應該有成年人瘋狂的自私。

漠視孩子與暴政戰爭和政治迫害缺乏對不幸者最起碼的同情心,特別是對在戰爭中和政治迫害中失去父母的可憐的孩子——無論是自己的孩子還是別人的孩子— —的同情心。如果我們感同身受地想一想可憐的孩子們,想一想他們失去親人的痛苦,想一想他們撕心裂肺的哭叫,我想一切對父親和母親的政治迫害和戰爭殺戮都可以避免了。可惜的是,良心死了,既聾且盲。

我們這個民族向來是蔑漠視兒童的;我以為,漠視兒童是戰爭主義和各種暴力理論的根源:漠視兒童而不在意他們失去親人的苦痛,漠視兒童而把他們當做工具或炮灰。當一名戰士將一個「敵人」擊斃的瞬間,他應該聽見那個敵人的女兒的啼哭聲,那種哭聲與他自己的女兒完全一致。當一位法官或警察將一名「鬧事者」光噹一聲關進監獄時,他應該看見有一個孩子在睡夢中流出的眼淚,那眼淚和他自己的孩子的眼淚一樣等待著父親的擦拭。值得他們驕傲的是,他們從來都「不需要」 這樣想。

不僅如此,折磨對手的孩子可能還被當作是對對手本身的一種懲罰。在這種無情的折磨中,很多正直的人無不懊悔自己已為人父。李銳先生有這樣的感慨(88)。巴金說:「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蕭姍)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89)蕭乾說:「 1967年那場『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也更絕望,很想乾脆自己結束生命,可三個孩子還那麼小。潔若肚子裡還懷著一個!……那陣子,一種趨勢是夫妻之間倘若一個成了靶子,就索性把另一個也拽上……襁褓中的娃娃可就太慘了! ……一天,他(小學三年級的大兒子)睜大了眼睛,氣橫橫地問我:『可你為什麼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呢?』……他眼淚汪汪地告訴我說:『他們在學校裡追著我,喊我小右派!』……孩子小小年紀所受的創傷,使我心如刀割。」(90)

蕭乾被「下放到農場監督勞動」,接到這樣的命令後他回家與孩子告別。「望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孩子們,心裡冒出個『慘』字。」他不忍傷孩子們的心,只能和妻子一起對孩子稱「爸爸要出差了,這回要走很久。」「誰知已經懂事了的大孩子劈頭就問:『爸爸還會來嗎?』『當然會回來的。』『什麼時候回來?』我聽了,喉間哽咽……」(91)我讀到這裡,禁不住熱淚盈眶,為那個可憐的孩子,也為我自己——蕭乾和孩子的對話正是我和女兒的對話,竟然一個字都不差!有人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為什麼我們的不幸如此相似?這是中國的父親特別是中國的孩子共同的不變的命運嗎?《南方週末》曾有一篇很有名的社論,題目叫「總有一種力量叫我們淚流滿面」. 然而,在中國,總有一種更強的力量讓你家破人亡,總有一種更強的力量讓你妻離子散!

這是怎樣的一種「殘酷」啊,那些禍害人的人想過受害者的孩子們嗎?他們的痛苦他們的一切不幸?他們如今在哪裡呢?他們可有懺悔之心?受難者卻似乎寬恕了他們,巴金說:「人為什麼變成獸?人怎樣變成獸?我探索,我還不曾搞清楚。」 (92)布羅茨基說:「我傾向於寬恕那些警察,沒有什麼本事,又要養家餬口……」 (93)嗚呼,人與人的心靈競如此的不同!

「熱愛戰爭」的背後最近眾多媒體紛紛披露了大陸一家民調機構的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稱有80% 強的被訪民眾主張「對台動武」.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令人深思的現象。如果這一結果是可信的,那麼它尤其令人深思。1999年《天涯》第六期刊發了王小強的文章:「中國領空的等待」,讀後讓我不寒而慄。這廝見過戰爭嗎,他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麼嗎?他有沒有孩子?他確信自己和孩子可以「倖免於難」嗎? 「中國領空」將等待無數孤魂野鬼,無數「孩子的笑容」. 戰爭究竟是什麼?我建議他去學習一下東史郎的日記。我贊同羅斯福的一篇著名演講:我痛恨戰爭,因為戰爭是無數孤兒寡母,是無數斷壁殘垣。有一位偉大的智者曾說過:「動物撕打,而人類契約」. 另一位學者說:「只有當人不再殺人才得以為人」. 那些動輒喊「 殺」喊「打」的人,面臨著重大的進化的任務;讓我們為他們的靈魂日夜祈禱—— 主是仁慈的,一定能寬恕他們,因為「他們說的他們並不知道」. 我認為一切鼓吹戰爭的人有一個幻覺:「局外人幻覺」. 即想當然地預定戰爭中的一切災難都發生在別人身上,那個永遠失去父親的幼兒肯定是另外一個倒霉蛋的孩子。如果沒有這種局外人幻覺,如果「幼吾幼及人之幼」,除了幾個瘋子以外——因為他們有病— —絕大多數「戰爭主義者」都會馬上閉嘴。

自90年代初以來,一種「熱愛戰爭」的思想開始在全社會出現並不斷蔓延。熱愛戰爭是仇恨教育在90年代結出的果子。在反思「文革」而產生的短暫的人道主義思潮被抑制之後,我擔心,「要武嘛」(毛澤東)這一真野蠻正以「民族主義」的新形式借屍還魂。重新在荒蕪的民族精神的空中祭起「仇恨節目」,無論是一種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的救援,還是一種政治訛詐,在一個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成為「 世界主流文明」的新時代,都只能是一種返祖現象。

「仇恨節目」仍在上演。前不久《南方週末》有作者稱,「我忽然想拿槍」. 「國家給他們(台灣人)捎個話,這事就這麼定了!沒什麼好商量的,國家是幹什麼吃的?!」(《中國可以說不》)最近,我經常在朋友那裡聽到同樣的抱怨:「 為什麼不打台灣?!如果我是領導人的話……」我每次都非常詫異他們談論戰爭和暴力問題時那如此輕鬆和權威的神情。我非常慶幸他們沒有真正成為「國家領導人」 ,而真正的「國家領導人」一直在主張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我為大陸的兒童和台灣的兒童(據說他們也是「我們中國人」)能因此免遭失去父親或被炮火撕碎的悲慘命運而慶幸。

「仇恨教育」還有一個基本經驗:「落後就要挨打」. 這個「打文化」的經驗顯然是狹隘的,因為如果的確如此,由於世界上永遠有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那麼世界應該每時每地都是戰爭;但我們知道,這不是事實。不僅如此,這個「經驗」 可能還意味著強大的國家或個人「應該」欺負「落後」的國家和個人,而「軍備競賽」也就完全合理了。我不想為此舉例,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可以反省你自己,你可以正視你的周圍。

更可悲的是,重新上演仇恨更多是出於商業自私。一家報紙因為1999年瘋狂地演出仇恨,成功地擴大了發行量。所以對於絕大多數「忽然想參軍」或突然渴望殺人的人,我們不能太認真,因為稍一沉思我們就能發現鼓吹戰爭狀態的人多是一些不負責任的人,他們的目的在別處:文化販子「收購注意力」;政客們「轉移注意力」. 但其背後,不過是共同的永恆不變的瘋狂的自私。如果戰爭熱情真燃燒起來怎麼辦?他才不管呢。你不能在他們那裡找到理性、良心和責任,那從來不是他們的長項。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責任是愚蠢,而無恥才是成熟。他們能夠在「孩子的笑容」中眉開眼笑地數錢。

我想,正是由於瘋狂的自私以才如此蔑視生命、不尊重人和把兒童作為工具。因為漠視生命,所以「熱愛戰爭」,所以「不怕犧牲」.因為瘋狂自私,所以「熱愛別人戰爭」,所以「不怕別人犧牲」;因為瘋狂的自私,所以瘋狂地利用「熱點」 瘋狂攫取商業利潤和政治利潤。這就是「熱愛」戰爭背後如此平常如此殘酷的靈魂。

「哪管洪水滔天」破壞環境和掠奪資源是向未來透支,是現在對未來實行的「 三光政策」,是成年社會對兒童社會的侵略。由於人的壽命有限,自私者不作長期打算,往往急功近利。破壞環境導致的災難是逐漸發生作用的,加之人類「搭便車」 的脾性,導致現時的人類對保護環境持不負責任的態度。然而,孩子們將在那樣的生態中生活。

環境污染使我日益絕望,資源的掠奪仍在瘋狂地進行。那是孩子們的財產,是孩子們和未來的人們生存的基本條件。但我們已經揮霍一空。移民時代已經開始了,人們紛紛逃離中國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原因是為了逃避環境災難。在這種過程中,仍然有很多動人的「孩子還小,孩子先撤我掩護」的故事。未來的確令人恐怖。看看現在北京的污染,想想十年前的北京,僅僅十年啊,北京污染得如人間地獄,又罔論太原?再過十年呢?讓人不敢想。然而逃出去的孩子畢竟是少數,或者更多是「 貴族之家」的後人,這些家長是可以說:「我死以後,那管洪水滔天」的。那麼更多的孩子呢?我們如何告訴她們過去的天空是藍色的,但被我們糟蹋了,僅僅因為我們瘋狂的自私?

把剛剛出生的孩子放到一個嚴重污染(心靈的與物質的)而打成一片(喊打聲和槍炮聲)的世界,我們這些成年人是有罪的。

教育的貧困:義務教育,誰的義務?

1998年中國GDP 約80000 億元,財政性教育支出2000億元,遠遠達不到4 %的預定目標。4 %這個比例本身就是偏低的。誰都知道,這一問題不僅僅發生在1998. 教育經費的短缺是一個國家的貧困問題嗎?不,看看校園以外的「繁榮」,看看各種形式主義的瘋狂揮霍,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教育貧困問題的實質是「國家」的自私問題,或是「國家」的「道德貧困」問題。拒絕教育改革最深刻地表達了一種「既得利益」的自私。

「教育造就未來的人類」(94)但未來的人類還未來,或還「人小言輕」,因此,教育主要依靠現在的人類發善心。這是一個大難題,因為如果說其他東西,中國這裡還可能有,「善心」是無論如何也不存在的;因為這裡把「善心」叫「愚蠢」 ,一直是嘲笑的對象。「自私」也不見了,「自私」的中國人給它穿上了旗袍,叫 「精明」或「智慧」——北京人叫「牛逼」. 東北人叫「有尿」,「後現代」叫「 酷」. 正是考慮到「現在人們」的自私,所以現代政治文明賦予了現代「國家」或立憲國家供給教育的責任。在我看來,這是「義務教育」的本來含義:即「國家」 有「義務」保障公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奇怪的是,或者是由於「趕超型教育」的需要,或者是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國家義務被轉移為公民義務,國家供給教育的義務轉移為公民接受教育的義務。是這種觀念破產的時候了。

教育對公民而言,不應是義務,而是一種權利,公民可以行使這個權利,也可以放棄這個權利。「公民有義務接受教育」是國家主義的強制教育:強制孩子接受教育,並強制孩子如何接受教育。這種陳舊的教育思想不僅本末倒置,淡化了政府的責任,而且強化了政府對個人的全面控制。這種控制不僅滿足「政府」的政治利益,也滿足「政府」的經濟利益。因為道理很簡單,「義務教育」無論是在「做一行吃一行」的時代,還是在劃一主義教育產業化的新時代,簡直就等於說是公民的 「納稅義務」或「學費義務」. 因此,我贊同香山健一先生的高見,「要從根本上轉變『義務教育』的觀念,實現『義務教育』的觀念向『保障就學』觀念的轉化。」 「保障就學」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的義務的觀念,即無償並且平等地保障所有國民一定程度的接受教育的權利,簡言之即『國家的就學保障義務』. 」(95)國家保障就學並不等於國家因此應壟斷教育,而是指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和立法活動保障教育的充分和有質量的供給。事實證明「公立教育」恰恰導致「教育的短缺」. 「保障就學」的目的是讓孩子擁有充分選擇學與不學的自由,選擇學校的自由,選擇教師的自由和選擇教材的自由。然而,當「國家」是一種生存方式的時候,教育觀念的轉化不僅要戰勝陳舊的觀念,還必須戰勝一種強大的自私。

五、青春的神話

最後一個問題是:如何全面理解「年輕」並教育「年輕」全面理解自己。這首先要超越一種神話:「青春的神話」. 極權主義的合法性建立在抒情的基礎上,或者是建立在「詩人與劊子手共謀」(昆德拉)的基礎上。文學抒情的基本邏輯是善惡二元論,「善」其一點,不及其餘。其中,「青春」最受抒情的青睞,它被文學恭維後,自然同時被賦予政治學的正價值,從而取得獨斷的合法性,文學的「善」 被被等同於政治的「善」. 這是一個政治神話。

自我神化與青春的真相一個未成年的民族是有很多神話的,而神話的目的無非是為了討好被神化的人,同時自己也沾些光。神化國家如此,神化青春仍然如此。我懷疑,「青春無悔」、「青春萬歲」這種對青年的奉承主要目的是自我奉承。長期以來,恭維年輕是國家或政治家領導下自我拔高和低成本確定「群眾基礎」的經典庸俗表演項目之一。任何領袖都爭先恐後地親小孩的臉蛋和屁股,爭先恐後地誇獎年輕人是8 、9 點鐘的太陽。這是一種善惡二元論或居高臨下思維模式下的自我欣賞與對青年人的勾引。如果我還「年輕」,我想率先聲明自己拒絕這種恭維。

青春不是一種特權,青春照樣需要反省。青春不是白紙,同時具有善惡的可能性。如果不正確引導,照樣可以為惡。特別是在「青春萬歲」這種政治神話鼓舞下,青春更可能作惡多端。「在世界範圍內並從歷史上看,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的暴力行為是年輕男性來實施的。……那些自我評價高但缺乏真實成就的堅固基礎的人們尤其傾向於暴力,因為他們自愛的幻覺更容易被擊碎。」(96)

青春的真相可以這樣來表示:「年輕是一道地平線。太陽升起來的地方,或者,太陽落下去的地方。教育是關鍵。」或者說:「孩子們做過足夠多的壞事,傷害或打死其它動物。當孩子們培養起對受害者的同情心時,殘暴也就消失了。」(97)

青春的神話的惡果是,恭維往往使人自負,失去控制,從而為所欲為。國家恭維青春尤其導致這種惡果,因為它解除了法律的約束,「自上而下」的學生運動因國家法律之保護將宣佈被迫害者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義和團和紅衛兵莫不如此。

1999年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尤其促使我們反思青春的神話。紅衛兵的青春之火與獨生子的青春之火混合燃燒,一種荒誕的青春形式開始煉成,「新五四青年」是在青春的神話中成長起來的。

我批故我在在恭維中,越來越多的青春型學者激烈地批評上一代、上幾代知識分子缺乏道德勇氣。這種批評往往把自己從被批評的知識分子中摘出來——這可能正是熱衷於這種批評的目的之一。這種批評充滿了兒童的懦弱、自私、狡炸與虛榮。我並不反對批評,但我們呼籲理性的批評。從波普爾的定義引申,如果我們批評上一代知識分子的懦弱,那我們至少:1 、我們面對同樣的暴政,2 、面對同樣的暴政我們沒有像他們那樣「窩囊」或比他們堅強,3 、我們勇敢地面對了新的或現實的暴政。然而,即使今天我們在相對開明的時代,我們表現出我們所標榜的理性和勇氣了嗎?我鼓吹的懺悔理性是想說:首先是我自己應懺悔,其次才是我們這一代人懺悔,再其次才是我們所有的知識分子懺悔。知識分子是有缺點的,但首先是我有缺點的,是否把自己摘出懺悔者行列,是區分一切偽懺悔作秀和懺悔理性的試金石。此外,今天我們能更「深刻」地反醒一些問題,這些「間接記憶」很多來自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一位英國的歷史學家說過,遠離苦難的人是無權評價深陷於苦難之中的人的。青年人應該在恭維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三代青春的命運1999年5 月中旬,我在北大三角地發現這樣兩副對聯形式的「 小字報」:

操美帝國主義,看他媽誰敢惹我;與黨中央一致,那看誰敢惹咱倆。

繼承義和團民族傳統,打倒民主自由科學人權,打砸搶被壓迫人民之正義;發揚紅衛兵革命精神,堅持階級鬥爭自立更生,燒殺罵新五四青年最榮光。

第一副對聯的橫批是:「尊王攘夷(扶清滅洋)」,第二副對聯的橫批是:「 要武嘛」. 作者用的可能是反諷筆法,但我仍然有這樣的大恐懼:文革又要來了嗎?

我曾有幸在錢理群先生那裡廣泛翻閱這十年出版的各種語文教材,我曾多次通過電視聆聽今日青年導師(科學家、教授、學者)們的偏執與邏輯混亂——我覺得這一代青年如果不這樣表現反而奇怪了;如果「第二次文革」或「小文革」搞不起來,那反而奇怪了!

我相信中國思想界的中心正從校園轉向民間。這未必是好事,因為青年人畢竟集中在校園裡。我們可以把1949年以來出生的人分成三代人,他們在各自年輕的時候到選擇了不同的釋放青春的模式。這種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代溝」根源於他們成長的社會環境和成人環境以及不同的人生經歷。

第一代青年出生於1949年前後。「革命」和「階級鬥爭」是他們的話語核心,也是他們解決現實與理想衝突的主要語言資源。他們構成「文革」的群眾主體,他們在文革中埋葬了青春。但在「文革」後期,他們開始反省自己語言的貧困和精神的貧困,這種反省是在舔噬傷口和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內部讀物」的過程中來完成的。他們成熟了,當然,成熟是向兩個方向延伸的:回歸「資治通鑒」或趨向「 漸進自由主義」. 他們的苦難可能賦於了他們更多的實用理性,而不是更多的道德敏感。

在對文革的公開反省中,第二代青年走進了大學;他們大多出生於60年代中後期。對文革法西斯暴政的反思和開放湧進的新思潮提供了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新話語。他們自然成為80年代啟蒙運動的主體。一個民族的人道主義熱情與他們對苦難的記憶是密切相關的,與他們對世界持和平主義的立場是密切相關的。後來的人道主義災難不僅是這代人的不幸,也是這個民族的不幸——可以說,它是一個一向缺乏人文傳統的民族在希望之晨可悲的自殺。

這種大悲劇命運已經開始通過第三代青年體現出來了。第三代青年接受的教育是否定第二代青年人道主義道德激情的教育,是否定「新話語系統」的教育,是強制遺忘罪惡和苦難的機會主義教育;即他們必然接受反人道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反自由主義的舊革命話語系統的教育,反對「十字架神學」的極端商業主義的教育。另一方面,青年人的激情永在,社會矛盾在深化和表面化——當社會動盪來臨,這樣的反理性主義激情領導下的解構運動將促使他們拾起革命和「文革」的語言符號;事實上,1999年他們正是這樣做的。與第一代青年不同的是,他們缺少了更多意識形態的道德真誠,多了更多的偽勇敢和市儈精神。

不僅如此,中國人口政策災難性的後果已經開始從第三代青年身上顯現出來了。獨生子女有自己獨特的人格特徵:脆弱、霸道、自私、虛榮,實用。這一代人對未來意味著什麼?農村的孩子的人格可能(雙生子女多)還比較正常或健康,但他們卻受不到應有的文化教育。愚昧和單純與上述人格共同構成這代人的基本人格。這當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這是一個大問題,值得嚴重關注。

我知道我對中國當代三代青年的述評會受到很多憤怒的批判,但我並不想因此收回自己的觀點。不過我要補充說明的有兩點:一是我對三代人的結論是概念性的,這種結論與特殊「反證」並不牴觸,即我並不否認有些青年與我的評價正相反。二是我對第三代青年的批評最苛責的結論無過於「太年輕」,而主要不是現實的罪惡。我知道,這種年輕(喪失記憶,否定人格、機會主義和不講道理)不同程度地存在於幾代人身上,存在於幾代知分子的靈魂裡,存在於我自己的血液裡。

我呼喚良知,對青春承擔責任;我對所有人呼籲,已經「青春」過的和正在「 青春」之中的。

泰戈爾說,每一個嬰兒的降生都帶來了上帝對這個世界尚未絕望的信息;然而,在中國,每個孩子的「成熟」都不斷加重我們對這個世界深深的絕望。我們這些成年人,是毒害孩子心靈的精神土匪,是迫害孩子的無恥幫兇或看客。

人道主義者是從受害者特別是「少數」受害者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的。所以我不會理會「你講的都是少數現象」這種司空間慣的指責。我們每個人都是「少數人」 ;一個人的悲劇對這一個人就是一切。「大多數」是一種虛妄,一種無心肝的托詞。

人類的受難史在一定意義上是母親的受難史,在另一個意義上是孩子的受難史。但「痛思母親」使我們悲傷,懷抱孩子的屍體更使我們絕望。有人說,「共和國不能開槍,因為共和國的臂膀裡不能抱著屍體。」即使將孩子的屍體掩埋了,但人道主義者仍然永遠能看到它,能看到「孩子的笑容」所展示的深刻的意義,能感到孩子的眼淚滴落在臉上的痛楚、冰涼和溫熱。

20世紀走得太匆忙,太自私,它流下了那麼多孩子的血淚卻不肯反省。它拖著我們的臭皮囊蹋著自己的罪惡光榮地前進了,「不知個個的臉上帶著血污」. 堅守在20世紀天空的是我的靈魂,它將為死去的孩子的靈魂日夜祈禱;它將代表已經「 跨」了「世紀」的那些像快樂的豬群的父母們永遠懺悔。

這個幽靈將永遠向21世紀所有遠去的背影們呼喊:你們怎樣有勇氣直面人生地平線上如星星般剛剛睜開的純真的眼睛?

註釋

(1 )《俄羅斯暗夜》薇拉-妃格念爾著謝翰如譯三聯書店1992年3 月版P. 193 「國家機器成了真正的摩洛」譯註:「摩洛:古代腓尼基宗教中的男性大神,以活燒嬰孩祭之。另一種說法是:摩洛是宗教術語,指一嬰孩為祭品的火燒獻祭儀式」. (2 )《魯迅雜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 年2 月版P.4. (3 )轉引《隨筆》1999年第六期李國文「朱皇帝的殘忍」一文。(4 )《自由吶喊》石言主編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4 年10月版P54-55. (5 )同上,P.56. (6 )《魯迅雜文全編-下》P.163.(7 )《霧都孤兒》中的小主人公。 (8 )《羊城晚報》1999年12月4 日。 (9 )《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時事出版社1997年版。 (10)《李敖文集-中國性研究與命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P.240.(11)《自由吶喊》P.54-55. (12)《魯迅雜文全編-下》P.277.(13)何新語。我曾說,這可能讓歷史很為難,除非他以另一種姿勢:「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遺臭萬年」. (14)《魯迅雜文全編》P.355.(15)《斯大林時代的謎案》(蘇)安*弗*安東洛夫-奧弗申柯著紅旗出版社1992年9 月版P.2-4.(16)參見《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8 月版P.118、246.(17)同上,P. 241 、242 、243.(18)同上,P.246.(19)《自由吶喊》P.278.(20)(《東史郎日記》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3 月版P.5. (21)《與莫斯科決裂》(蘇)阿-捨甫琴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 年版P.62 -63. (22)《擺脫克格勃》(俄)瓦-巴卡京著新華出版社1998 年8 月版P16 -23. (23)《希特勒的追隨者-戈林》古一多-克洛卜著海南出版社1999 年6 月第一版P.67.(24)同上。(25)同上,P.56、62. (26)《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鄧瑞全主編1999 年1 月版P.457.(27)《希特勒的追隨者》P.20. (28)《青春的浩劫》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版P.298.(29)《黃河》1999年第2 期P.150.(30)《青春的浩劫》,P.215.(31)《北京文學》1998年第九期。(32)《自由吶喊-馮至》P.278.(33)《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美)羅伊-F -鮑邁斯特爾著東方出版社1998 年12月版P.127. (34)《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口述伏爾科夫紀錄並整理花城出版社1998年1 月版P.3.(35)《魯迅雜文全編-下》P.493 -494.(36)《人民警察》1999年第12期P.5. (37)因此我認為上述14%的比例是不公正的,成年人的犯罪率要更高,因為未成年人的犯罪都是破案率高的「簡單」案件,而且晦罪手段也不高明,而成年人犯罪的情形正相反。 (38)《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美)查爾斯-霍頓-庫利著包凡一王源譯華夏出版社1999 年1 月版P.293. (39)《見證》P.15. (40)《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P.295.(41)《俄羅斯暗夜》P.308 -309.(42)《擺脫克格勃》P.30. (4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P.130.(44)參見《青春的浩劫》P.116 -117.(45)《自由吶喊》P.86. (46)《中國青年報》1999年6 月2 日。(47)《中國青年報》1999年11月17日。(48)《羊城晚報》1999年12月5 日。 (49)《羊城晚報》1999年11月21日。(50)《中國青年報》1999年6 月10日。 (51)《羊城晚報》1999年12月5 日。 (52)《羊城晚報-新聞週刊》第154 期。 (53)《中國青年報》1999年11月17日。 (54)《魯迅雜文全編-下》P.108.(55)《羊城晚報》1999年12月12日。 (56)《羊城晚報》1999年11月25日。 (57)《羊城晚報》1999年10月18日。 (58)詳見1999年7 月《南方週末》「收容」一文。 (59)詳見《南方週末》1999年12月17日「16歲少年-植物人」一文。 (60)《羊城晚報》1999年10月9 日。(61)《羊城晚報》1999年11月27日。 (62)《見證》P.32.(63)《科學時報》1999年10月18日。 (64)《希特勒的追隨者》P.129.(65)《杞人憂師-王小妮》。 (66)《魯迅雜文全編-下》P.173 -174.(67)《為了自由的教育》P37 - 38) (68)《為了自由的教育》(日)香山健一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37 -39. (69)《粵港信息報》1999年1 月6 日。 (70)《審視中學語文教育》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4 月版。 (71)《讓歷史來審判》(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7 月版P.378、379 、422 、559 、560 、841 、842.(72)《第三帝國的興亡》P.947. (73)《東史郎日記》P.77 、78.(74)《100 個人的10年》馮冀才著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年7月版P.78-85. (75)《青春的浩劫》P.67-68. (76)轉引《黃河-摩羅》1999年第二期,P.153.(77)《思痛錄》韋君宜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8年5 月第一版P.8. (78)《魯迅雜文全編》P.229 -230.(79)《名人自白》 P.755.(80)中國除外。長期以來,「滅門」在中國是成文法;這可能是「資產階級的法律是虛偽的而我們的法制是真實的」又一例證,「斬草除根」對一些民族可能是政治新聞,但至少在古代中國,它是政治常識,有關常識事件的任何言論不可能成為「名言」;常識的東西就很少有人反思和探究其合理性。 (81)《政治的罪惡》(法)路易斯-博洛爾著改革出版社1999 年4 月版P. 30-31. (82)《惡》P.399.(83)《國民黨研究》李敖著時代文藝出版社P76- 82. (84)《魯迅雜文全編》P.388.(85)《惡》P.12. (86)《政治的罪惡》P. 27、96. (87)《獨腳獸和龍》樂黛雲勒-比雄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獨角獸」和「龍」分別代表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這裡意指中國的落後或許不是因為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是道德和宗教方面存在差距。 (88)參見《李銳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99年春天李銳先生將該書的香港版送我時,我曾專門將我的讀後感告訴他,特別提到我對他在「服刑」期間和孩子之間感情的感觸,並曾向他贈詩一首:「過盡千帆星月稀,城頭依舊大王旗;巫山遠看孟姜女,龍膽重讀屈子詞。最是男兒劫難後,始知大者眾歸時。也聞杜宇啼春夢,執手零丁欲語遲。」詩的題目是「讀《黨內有個李銳》一書有感」. (89)《名士自白》P.142.(90)同上,P193,199 ,200.(91)同上,P.205.( 92)同上,P.150.(93)《文明的孩子》(美)布羅茨基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4)《為了自由的教育改革》P.2.(95)同上,P.58. (96)《惡》P.19- 33.(9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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