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制與虐待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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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兒童權利觀察系列評論之二

返回歷史深處尋找中國孩子的屍體是很難的。三國時期,中國三分之二的人口被殺害,中國歷史對這段黑暗時期唯一的記憶就是羅冠中筆下那幾個殺人動物。因此我們更不能指望這個民族的所謂「史官文化」願意承載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兒童,一直到傳教士來華,中國兒童悲慘的狀況才慢慢引起關注。我們關於中國兒童權利的研究因此集中於當代,並先從家庭開始。本文所收集的案例大部分取自網絡,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案例僅僅是實際發生案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孩子永遠沉陷在時空的黑幕之中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每個孩子總是啼哭著來到這個世界?也許,孩子們來錯地方了,這裡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家,最多是「爸爸媽媽的家」。這個家對他來說是陌生的,啼哭是孩子們對這個世界的一種評價,它代表著不安和無助。

孩子不是作為自己出生的,一開始,她(他)只是「父母的孩子」,她(他)的一切都依仗爸爸、媽媽,她(他)沒有任何選擇餘地。但是,那兩個高個子動物如何對待這可憐的小動物,卻是可以選擇的。那麼,有些小生命是爸爸媽媽親手送進墳塋的,也許他們認為,正因為當初孩子來的時候,不需要徵求孩子本人的意見就可以擅自決定,所以,他們同樣有權力把「自己的孩子」捏成自己喜歡的形狀,或者乾脆趕出這個世界。

殺子

小男孩黃潔森死了。那時候他9歲。不知道那一天天空是否很藍,或者小雞是否同樣在窗戶下啄著小蟲子。他「被出生」在中國中山市一個叫張家邊一村的小村子裡。一天上午,黃潔森拿了爸爸媽媽的3元錢去上學,下午四時左右他回家了。媽媽像抓小雞一樣把他抓過來,捆綁在家中的門窗上。爸爸將一瓶煤油潑在他身上,媽媽拿著打火機在他面前卡卡地打著,也許僅僅是為了恐嚇他。但是,火突然燃燒起來,黃潔森成了火人,爸爸媽媽連忙去解繩救他,然而他們忘記了捆綁的時候自己是非常認真的。一天後,黃潔森走了。黃潔森從這一天開始永遠離開了爸爸媽媽,或者說,他終於回自己的家去了。

錢比孩子重要。錢比孩子的尊嚴重要,甚至比生命重要。事實上,孩子死於一種生存理性,這種生存理性在我們這個民族是如此根深蒂固,宛如常識。據2000年8月26日的《揚子晚報》報道:8月24日上午,徐州賈汪區一位12歲少年因被後母懷疑偷了家裡的錢,橫遭毆打、捆綁,痛苦無奈,服毒身亡。孩子自殺了,他殺死了自己,而那條原則,仍然活著,等著下一次機會,等著用油膩的手卡住另一個弱小的靈魂。

小女孩陳東梨死的時候7歲。

她死於這樣一種「原因」:她的啼哭聲讓父母煩躁而怒不可遏。

她有一雙像星星一樣的眼睛,這雙眼睛至今還在不解地從空中回望著這個世界。她降生在中國安徽蒙城縣漆國鎮。前一天晚上,她與妹妹發生吵鬧,爸爸媽媽便用腳踢她,於是她哭了。她越哭,爸爸媽媽越生氣,便不停地打她。旁觀者說,為了制止她的哭泣,「拷打」大概進行了一個小時。在這段令人窒息的時間裡,那個被稱為媽媽的野獸還脫下鞋子,用鞋底敲小東梨的頭部,這樣一來,小女孩的哭聲低了,她不可能是不想哭,而是不敢哭了,為了爸爸媽媽別再打她。她有多恐懼、多悲傷、多痛苦,或者她連痛帶怕暈過去了。第二天小東梨死了,她再也不會哭了,再也不會讓爸爸媽媽生氣了。但我仍然能看見她最後還是哭著走的,那一天空氣中含滿了淚水,擰一下,能落下雨來。

這個孩子是在20世紀末一個平平淡淡的日子裡死的,全世界的人們都在趕著跨世紀,沒有人在乎這個小東西已經不在了。何況,每一個孩子的死亡都是個別現象,大多數孩子還在活著並似乎活得很好。

然而,對於死去的孩子,對於5歲的小女孩龍生保來說,「個別」卻成了「全部」,「個別現象」殺害了她「全部生命」,對於她來說,「大多數」是一個很特別的謊言,因其特別而極其殘酷。人們為什麼不從受害者的角度去理解歷史呢?

龍生保死於2000年7月26日。她的白骨埋在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的某處雜草中。兇手是她的媽媽,這個做媽媽的女人叫韓海吉。7月26日上午,小龍生保跑到門外的巷道裡與其他孩子玩耍,韓海吉喊叫多次,龍生保卻沒有回應。直到下午4時,龍生保仍未回家,韓海吉便出門尋找。在一個垃圾堆旁,見女兒滿身衣服骯髒不堪,並揀食其他孩子掉在地上的饃饃渣,韓海吉當即惱羞成怒,朝女兒的右肋下就是一腳,將女兒踢倒在地。她還覺得不解恨,又氣急敗壞地將一長條鐵凳砸在女兒的頭上,然後拉著女兒邊打邊罵回到家裡。最後,龍生保因肝臟破裂死亡。小女孩的肝臟是被踢破的,也可能是被嚇破的。如果真有來生,她還敢來這裡嗎,還敢來爸爸媽媽的家嗎?因為孩子「調皮」而打死孩子的當然還有父親,比如,2000年6月9日 廣東順德一位父親李華通因為兒子調皮,就用竹棒將3歲的兒子頭部打傷,兒子當時就休克,後來不治身亡。

父母打孩子,往往是因為孩子「錯」了。然而,這些高個子動物是否想過,對於孩子來說,他(她)們根本不知道那是「錯」。有的孩子被父母打死或害死,就連「錯」也不存在,僅僅因為父母認為孩子是「屬於」他(她)的,或者,認為打孩子是天經地義的。父母可以因為任何不愉快的理由遷怒這只可憐的小貓,就好像自己的貧困和不幸是這小東西帶來的似的。《檢察日報》就刊登過這樣一篇報道:一個母親因為貧困,將鼠藥溶入「樂百氏」飲料中;毒死了自己的雙胞胎兒子。這個慘劇發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一個破碎畸形的家庭中。這兩個孩子分別叫陳聖燁和陳聖桐,死於2000年1月16日。他們才是一年級的小學生。

2000年5月26日的《邯鄲晚報》有這樣一篇報道:「4歲男孩無故被親爹踹死」。4月7日下午,廣平縣東張孟鄉東張孟村村民薄增朝在鄰居家喝酒喝得爛醉如泥。回家後,他從北屋拽出年僅4歲的兒子,使勁將其按倒在地,殘忍地用腳朝其頭部狠跺猛踢,當場致其重傷,後經搶救無效死亡。這個父親是怎麼回事?一言以蔽之,他不認為孩子也是人,孩子不過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器官,而且是像盲腸一樣的器官。這個器官惟一的使用價值是在高興的時候可以用來逗樂,在心煩的時候可以用來出氣。

為父母辯護的理論之二是:父母打孩子是為了孩子好。這是人類眾多貌似有理實則荒謬的謊言之一。這種「愛」實質上先是不承認孩子具有獨立人格,不承認孩子的生命尊嚴來自上帝而不是來自父母。其次,管教孩子更多是出於一種隱蔽的權力意識,而絕非利他主義。總之,通過對孩子實施暴力來「愛」孩子,這種理論無論如何都是可疑的。打孩子,沒有任何道義上的合理性,如果道德倫理賦予這種成人暴政以合理性,那麼,這種道德倫理就是偽道德和假倫理。寬容孩子的缺點,這是人類的屬性之一,換句話說,孩子有缺點才是天經地義的,而寬容孩子的缺點同樣也是天經地義的。然而事實是,人類的歷史正相反,孩子總是寬容父母的缺點。想想吧,在一個家庭裡,父母總是對的,如果一天孩子和父母有100次分歧的話,最後有99次是孩子順從了父母,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父母的意見不是出於自私,而總是接近真理。多麼可怕、獨斷的爸爸媽媽啊。就說那個喝酒發瘋的父親吧,明明是他「錯」了,孩子可以「管教」他嗎?不行!我們聽見全世界的人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行。孩子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強權就是真理」的世界裡。這個世界的基本原則和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嗎?惟一的區別是,在人類社會,欺負幼兒被說成是為了「愛」,而在動物世界,老虎撲倒小羊承認自己是出於飢餓。

就是這個自私的「愛」殺害了孩子,在現代社會,這種畸形的愛往往和孩子「不好好讀書」有關。我們看看這樣一條消息:2000年 9月7日上午,廣東省陽春市一位少年因為不願讀書而被其母活活吊死。死者是一個13歲的男孩兒,陽春市三甲鎮人。平時,他的媽媽因他的學習成績不好就經常打罵他,甚至捆綁,不給飯吃。9月1日,這個孩子被媽媽送到春城某小學讀書,但他不願讀書,當天下午就偷偷跑回三甲鎮。他的媽媽很生氣,6日一早就到三甲將他帶回春城,對他又打又罵,不給飯吃。至當晚8時30分,這位母親用鐵鏈和鐵絲捆綁黃雙手吊在屋樑上(腳可觸地)。第二天早上6時許,孩子哀求媽媽說,自己不行了,請將他放下,但媽媽不予理睬。7時許,媽媽買菜回來,發現孩子情況不妙,即送中醫院搶救,但是,來不及了,這個不幸的孩子死於送往醫院的路上。

讓我們再來看看一些類似的案例。據《北京青年報》報道,2000年4月8日北京市小學生王闖因未完成作業,也被其母毒打近8小時,造成嚴重腎衰竭。1999 年7 月7日,山東省寧陽縣5歲女童陳瑩「因寫不好幾個阿拉伯數字就被其母親活活打死」(《羊城晚報》1999年10月9日)。1998年6月20日,昆明市某廠職工曹某因其子曹斌期末考試成績不理想而對兒子進行毆打。結果曹某不慎擊中曹斌頭部,致使兒子受傷昏迷,於次日早晨死亡。經法醫鑒定曹斌為外力致顱腦受傷而死。(《金融時報》)陝西省商州市楊峪河鎮農民龍建濤離婚後,經人介紹於1999年7月和離婚婦女龍某再婚,龍某帶著6歲的女兒龍月到龍建濤家生活。2000年6月19日晚,龍建濤在家教龍月識字,因龍月將字讀錯,龍建濤脾氣大發,先後兩次用腳猛踢龍月胸部和腹部,將龍月踢倒在地。龍月頭部撞在縫紉機皮帶輪支架上,當即口吐白沫,呼吸困難,臉呈青紫,不久後死亡。(《瀋陽日報》)

都是因為望子成龍,都是因為光宗耀祖,都是為了孩子有出息,以及因為社會制度的缺陷等等等等,——人們可以為這些暴力事件的發生找到無數理由。然而,這些理由真的能夠成為理由嗎?首先,這些父母真是為了孩子嗎?其次,為了孩子就一定要動以拳腳嗎?最後,當然社會有責任,但是這個社會不正是由眾多父母們營造出來的嗎?

小囚徒

康康還不到3歲。小屋是他的「家」的一部分,湖北漢口市一間低矮、臊臭、黑暗、沒有窗戶的小房子。他在這裡已經被繩索「拴養」了半年之久了。他光赤的小腳站在陰濕的泥土裡,臉上露出無助的表情,就像一棵被隨便栽在地裡的土豆,它可以得到一絲維持活命的澆灌,目的是讓它長出主人喜歡的果實。那個像種土豆一樣把這個孩子種在這裡的「主人」是誰?是「生他養他」的媽媽。

2000年11月7日凌晨7時許,《華商報》的記者走進了位於漢口操場街長航宿舍72號樓牆根的一間低矮的小房。在微弱的光線中,記者看到一個3歲左右的男孩小康康,「他上身套了件紅色舊童裝,下身赤裸,赤腳站在冰涼的水泥地上,手裡捏著一條髒褲子」。「孩子細弱的脖子上,赫然套著根小指粗的麻繩。麻繩不到1米長,一端套在男孩的脖子上,另一端牢牢繫在一根鐵鑄下水管上。牆腳有張窄小的木床,上面堆裹的被褥棉絮外露,已經辨不出顏色。」  記者告訴人們:「康康才2歲8個月,半年前開始,就被日日夜夜繫在這裡,大小便只能撒在地上。他在地上站累了,就自己爬上小床睡,睡夠了再下地站著,有時半夜裡,光著腳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康康的爸爸曾入獄服刑,現在不知道在哪裡。媽媽王麗與一位姓滿的男人同居了,雖然滿先生承認自己是康康的繼父,但是卻和王麗「合作「將康康拴養起來。為什麼呢?也許這樣一來可以省去很多麻煩,這裡面的道理正如一個正在喝酒的牧人討厭一隻總是頂門的山羊一樣,如果這牧人恰好正在和女人做愛,那更顯示出這樣做是「完全有理由」的。據說,在街鄰的勸說下,王麗與滿先生已經將康康頸上的麻繩解開了,但是由於拴捆時間太長,繩子無法解開,最後是用剪刀才剪開的。

康康被「釋放「了,但人們有理由擔心,「刑期」並沒有結束。他一出生就被認為是有罪的,他無權為自己辯護。他惟一被允許或能夠發出的抗議是:媽媽,我怕……

就像所有偽善的司法制度總是用「為了教育好犯人」這個邏輯為自己的野蠻酷刑辯護一樣,一些家長也援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對孩子的囚禁。在廣州中心荔灣廣場一側的快餐店內,一位年僅7歲的男孩也被一根鐵鏈鎖在一個角落裡,鐵鏈的一頭鎖在窗欞上,一頭拴住男孩的腳踝。家長的解釋是:放假了,生怕孩子出去學壞了,實在不知怎麼辦,所以才把兒子鎖在家裡。(《北京青年報》2000年7月24日)這種解釋肯定會讓陳艷平的父母豎起大拇指,因為陳艷平患了間歇性精神病,父母把她「禁閉」起來更加「理由充分」得「不證自明」。

禁閉陳艷平的不再是密封的小屋或地下室,而是一個鐵籠。在2000年9月底這一暴行被媒體揭露出來以前,陳艷平被其母關進鐵籠長達兩年多,備受折磨。陳艷平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但是她仍然是父母的孩子。陳艷平37歲,湖南省祁陽縣人。1984年她報考大學因6分之差而名落孫山,她承受不了這個打擊而有點精神恍惚,後來發展到間歇性精神病。陳艷平的母親李蓮香花了200元錢買了一個長1.72米、高0.62米的鐵籠,於1998年7月,將陳艷平強行關入鐵籠。身高1米62的她在只能躺、不能坐的鐵籠裡度過了兩年零兩個月的時光。兩年中她沒洗過臉,沒換過衣服。當被解救出來時,陳艷平還始終保持蜷著的姿勢。醫生說她下肢肌肉已萎縮,膝關節不能伸直。(《湖南電視台》)

下面是《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道,題目是《虐童:6歲男童被養母關在廁所三個月》。

年僅6歲的吳鴻源,被狠心的養母禁錮在不足1平方米的廁所裡,時間長達3個多月,過著衣不蔽體、半饑半飽、暗無天日的生活。記者所描寫的「廁所慘況」是:地上屎尿橫流,被禁閉的男童蜷縮在廁所一角,僅穿上衣,赤裸下身,留著長髮,渾身屎跡斑斑。其養父母不定時送點速食麵或扔個麵包、饅頭給男童吃,附近住戶們在更深夜靜時常會聽到男童發出的哭喊聲。據初步檢查,吳鴻源身體發育差,反應遲鈍;左上肢活動受限,左肘關節僵硬,不能伸屈,左腕關節畸形,伸屈功能受限,背、臀部及雙下肢呈大片淡紅色皮疹;他的身體呈60度彎曲蜷縮,雙腿不能正常伸屈,也無力站立。

據說,「籠斃」是明末「暴徒」張獻忠先生的發明,那是一種極其野蠻的刑罰。張獻忠先生已經死了幾百年,然而,現在看來,他可以不朽了,他真的要「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但是,孩子們似乎並不打算永遠「生而不自由」。據2000年8月13日的《半島都市報》報道,一個叫元元的7歲孩子把「非法拘禁」她的父親送上了法庭。元元的父母離異了,她跟父親一起生活。父親王先生平時工作較忙,「為了避免女兒出現意外」,一直未將女兒送幼兒園,而是經常將她獨自反鎖在家中。元元到了上學年齡,父親始終未給女兒辦理入學手續。元元無法忍受這種孤獨的生活,她渴望能夠與其他小夥伴一樣上學。最後,母親代理女兒起訴,並最終得到了孩子的撫養權。

我們的社會存在著觸目驚心的非法關押和非法拘禁的人權事件,從無罪被囚的「小囚徒」的命運中,我們也看到,漠視人的基本尊嚴幾乎來自每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的靈魂,存在於每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或者說,我們看到了文革法西斯主義的更深刻的心靈史和生理史。

刑訊

既然被當作小囚徒,根據同樣的「司法精神」或同一個「法律文化」,對這個小囚徒實施「刑訊逼供」和「嚴刑拷打」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說,落後的刑罰體系總是重視人身刑特別是肉體刑的話,那麼這一理論在虐待兒童這一問題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證。也許,近代以來法律文明的進步僅僅是成年社會的進步,肉體刑作為「習慣法」一直被完整保留在對孩子的「處罰」之中。換句話說,貝卡利亞以來的人道主義之光並沒有同時照亮人類的童年。

在黑暗的小屋子裡失去人身自由的孩子說:「媽媽,我怕」。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孩子除了害怕以外,還有肉體的疼痛。「媽媽,我痛」,這疼痛僅僅是肉體的嗎?為什麼打孩子?普遍的理由是:因為孩子不和我「保持一致」。問題是,憑什麼孩子要和你保持一致呢?

王闖是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的一名8歲男童。2000年4月22日對他來說是一次孩子世界的「奧斯威辛」,這個日子完全有理由像「下關慘案」一樣被歷史銘記。遺憾的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歷史僅僅是成人的歷史。人類的歷史真的很奇怪,幾乎所有被稱為歷史事件的事件都是根據旁觀者的感受,而不是根據受害者的感受來認定的——即使考慮受害者,也僅僅「照顧」他的政治身份或年齡特徵。現在讓我們把歷史教科書放下,閉上眼睛,仔細設身處地地體會一下小王闖的內心感受吧。天啊,那個歷史也叫歷史嗎?

王闖2000年上小學二年級。4月12日,老師將王闖沒有完成家庭作業的情況通報給了他的「家長」。當天放學後,王闖在父親的監督下,寫完了當天的作業,正打算上床睡覺時,等在一旁的母親一把將王闖拽到身邊,一邊大聲訓斥孩子,一邊抄起一把帶木柄的掃把,使勁地向孩子打去。王闖被打得跪在地上向母親求饒,並保證今後會好好學習。然而這一切都不能消除母親的怒氣,打罵從當天晚上9時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5時。直到孩子被打得站不住了,父親才不顧一切地將孩子從棍棒下奪回來。遍體鱗傷的王闖被送進醫院。在醫院的病床上,小王闖的身上插著好幾根管子,嘴裡一個勁地說難受,他的下半身從臀部到小腿青紫色連成一片,臉上和身上還有多處傷痕。由於身上大面積皮下淤血,造成多個器官功能衰竭,其中尤以腎功能衰竭為嚴重,王闖現在無法正常排尿,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

有這樣一位母親,這個母親為了「懲罰」自己的親生女兒,採取了一個獄卒對犯人所能採取的一切殘酷手段。首先是限量供食和無休止的打罵,然後是用燒紅的鐵釬烙遍年僅9歲的女兒全身;更令人髮指的是,還用削尖的掃柄狠戳女兒下陰。女兒,像天使一樣的名字,卻被用地獄一般的手段所摧殘。女兒,一個體無完膚、下身潰爛發臭、生命危在旦夕的女兒……

2000年5月14日是母親節。某報記者接到舉報電話來到貴州省仁懷市崗鎮街119號。這是一個叫人心裡發酸的家:屋子小而黑暗,幾件簡單的傢俱破爛不堪,亂七八糟地堆放著。這個家住著祖孫倆——81歲的老人濮萬珍和9歲的小女孩張園林。在小屋裡,記者見到了蜷縮在一張破床上的小女孩張園林。一見面,就有一股惡臭薰過來,不得不叫人掩鼻,這臭味是從迷糊中的小園林身上散發出來的。小園林聽見聲音,醒過來了,她想爬起來,作了努力,但很快咧開嘴痛苦地發出了呻吟——她身上的傷使她無法動彈。聞訊趕來的鄰居在小園林揪心的呻吟中脫開了小園林的衣服和褲子,女孩渾身上下沒有一塊好的皮膚,儘是烙傷、燙傷的新老痕跡,特別是下陰部分,幾乎整個器官都已潰爛變形。

小園林因是個女孩,剛出世才10天就遭父母遺棄,是善良的濮萬珍老人抱養了她。她的父母——父親洪順敏和母親劉科群——知道後對濮大娘說:「不准她姓洪,不准說她是我們的孩子」。濮大娘應允了,給孫女取名張園林。2000年農曆正月間,濮大娘因年歲已高,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小園林太小,同樣不能自理。濮大娘生怕帶不好小園林,趁劉科群來家時求她把園林帶回家。

在中樞鎮安居工程六號樓小園林父母的家裡,小園林見到了父親洪順敏,但母親對她說:「你叫他洪老師,我哩,你就叫我劉娘娘,叫錯了,我就打死你。」第一次與洪順敏全家在一起吃飯,小園林端著碗睜著那雙清亮的大眼睛看洪順敏,洪順敏立刻給小園林兩個耳光,說:「你這對牛卵子鼓著幹啥,再看我就把它給你剜出來。」這是小園林第一次挨打。接下來的日子,劉科群對小園林的態度變本加厲。吃第二頓飯,小園林就再也沒有和劉科群一家人圍一張桌子了,而是被趕進衛生間裡,每頓飯都在衛生間裡吃,小園林在衛生間裡吃了3個月的飯。從進入父母的家中那天算起,小園林僅僅吃過一頓飽飯——第一頓。之後每頓飯,劉科群給她限量半碗。9歲的孩子,一天只吃兩半碗飯,小園林餓得直哭,3個多月下來,當初白白胖胖的她已變得皮包骨頭。每天,劉科群夫婦倆一出門就把小園林反鎖在屋裡,開學了,小園林沒有去讀書,她想她的小朋友們,她沒法見她們了,她只有哭。小園林的哭惹惱了劉科群,劉科群便狠狠地打小園林。有一次竟然把小園林的牙齒打落了3瓣。小園林平均一天要挨揍一次。父母揍她的時候,撿什麼傢伙就用什麼傢伙,小園林的身上舊傷好了又添新傷,隨時都傷痕纍纍。2000年5月6日下午,劉科群突然怪她偷了100元錢,便開始用殘忍的手段折磨她。先用木方毒打全身,然後又找了一根長而細的鐵釬在火爐裡燒得通紅,然後把小園林衣服褲子扒得精光,用火紅的鐵釬在小園林的背部、胸部、腰部、臀部等多處烙,在小園林撕心裂肺的求饒聲中,她身上仍留下了十幾條烙痕。烙了疤痕,小園林以為母親不再折磨她了,誰知道,母親竟用一根削得溜尖的掃柄狠狠地向她的陰道刺了進去,小園林慘叫一聲,失去了知覺。」(2000年5月22日《遵義晚報》,記者:陳富強、沈仕衛、丁建中)

我常常想,凶狠往往也是一種內疚,但是這種內疚很特別,它因內疚生氣,但是卻把氣撒在受害者身上,彷彿是受害者導致了他的內疚。因此,內疚變成對受害者更強烈的或雙重的恨。它打算用對受害者的毀滅性摧殘來消滅對它的記憶。但是這顯然是做不到的。在某種意義上,小園林就是這種變態仇恨的犧牲品。俄國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在《復活》中曾描述過這樣的心理。一個人拋棄了自己的嬰兒,他本來多少有良心的不安,他想忘掉這種事,但是他卻無法忘記那個孩子,於是他就開始對孩子產生了恨,並可能因此再去毀滅孩子的存在。

但是,有一種對孩子的傷害是無法說明的,那是一種「毫無根據和目的的殘酷」。可能僅僅因為孩子弱小,就成為這種殘酷最便利、最無風險的目標。

10歲的毛毛,她的兩條腿上,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烙印,創傷留下了層層疊疊的新疤舊疤。這是她的親生母親和繼父一次次用燒紅的火鉗、火叉和煤餅一手「炮製」的。這樁暴行發生在六安市順河鎮龍頭村陳新莊。毛毛是母親陳家銀懷著7個月的身孕改嫁給吳可河後生下的女兒。當生母和繼父又生下了一雙兒女後,毛毛的悲慘命運開始了,她成了母親的小丫環,她沒有大名,沒有入戶,也沒有上過一天學。她要燒鍋、打豬草、帶弟妹——最重要的「使用價值」是:她成了父母發洩憤怒的「工具」。

陳家銀同樣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天生的「獄卒」。比如,她「發明」一種新式「刑具」:當毛毛不聽話或她看不順眼的時候,她就拿根筷子用線綁上縫衣針猛扎毛毛的臉和背。1999年8月,毛毛放鴨子回家後,繼父吳可河發現少了一隻鴨子,不容分說,拿起燒紅的火鉗就烙在毛毛細嫩的腿上。陳家銀在運用「炮烙」之刑方面比男人更「傑出」,更經常。烙孩子時,這兩個紂王的後裔還不准孩子哭叫。毛毛怕極了,她逃跑了。在村窯廠窯洞裡躲了3天,餓得不能動時幸被舅姥爺發現。(《江淮晨報》)

毛毛活下來了。疤痕將和她一起活著。是的,毛毛成了「孤兒」。然而事實是,自從她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她已經是孤兒了。她無緣無故地被帶到這世上來,又無緣無故地成了孤兒。她能從此像小鳥一樣遠離無緣無故的傷害嗎?

小女孩王婧就是一隻傷痕纍纍的小鳥。她的父親和她的繼母用繡花的針,一針一針地在她的身體上刺了600多下。那是1999年,她9歲,是瀋陽市怒江小學的學生。王婧的父母為什麼這樣狠心地打自己的孩子呢?「因為她未經父母同意,拿了抽屜裡邊的一塊多錢。」又是錢惹的禍!錢,對於父母多麼重要啊!幾乎因同樣的理由,福安市9歲的小女孩被媽媽剁掉了一截食指。那是1998年10月的一天,整個世界聽見了孩子嘶聲裂肺的喊叫了嗎?我建議您,親愛的讀者,低下頭咬住自己的手指,您就能聽見孩子的哭聲,當您無法用力的時候,那是小女孩在呼喊:媽媽,我痛……

對孩子的傷害當然不僅僅是傷害他們的肉體,必然加諸他們的精神,何況那麼多父母根本不承認孩子也有精神呢?他們認為「孩子的尊嚴」這個詞就像「四方的足球」一樣可笑。

我不知道,下跪這種姿勢是誰最早引入人類「文化」之中並且把它規定為對各種權力表示無條件服從的基本姿勢的。這個人可以獲得反人類罪一等獎。毫無疑問,下跪是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內在本質和外在形式,而其中,孩子在父母面前下跪成為所有中國倫理千古不變的「絕對命令」,成為「亞洲價值觀」的文化基礎。這裡實際上存在這樣一個被認為是常識的公式:孩子,——已經等於下跪。

武漢市新洲區劉集鄉巴西村一年級小學生江南,現在就這樣跪在了母親的面前。為什麼呢?這個剛滿6歲的孩子,數學期中考試得了98分而不是100分,因此,媽媽要罰他跪20分鐘。小江南說:「我數學本來可以考100分,由於考試慌張,將判斷線條劃歪了,老師扣了2分,只得了98分。」(2000年11月21日 中國新聞社)

媽媽沒有長膝蓋嗎?或者,她對這個姿勢太熟悉了。

誰的「個別事件」

肯定會有讀者批評我說,你舉的例子是個別的,因此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結論。世界上有更多的爸爸媽媽是偉大的,慈愛的。是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陽光就忘記了黑暗,而照亮黑暗才是人類的天賦義務。太陽發光是天經地義的,問題的實質是,我們還遠遠不是太陽。或者說,對孩子的愛是無限的,而我們所做的是極其有限的。父母對於孩子只有一種關係,就是愛,並且是單向的。只有單向的付出才是愛,愛即父母,父母即愛。父母和孩子的關係就像太陽和月亮的關係一樣,太陽的責任是照耀,而不是期望月亮會先照耀自己。

「個別事件」一向是漢語評論家的基本理論,但也是他們缺乏人道精神的主要見證。「個別事件」的論調在理性也是膚淺的,因為「大多情況」是不真的,沒一個生命都存在於個別情況下,而不是大多情況下。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對於受害者,對於那個「個別人」,當你說他的苦難僅僅是個別情況,不是太無情太殘忍了嗎?如果受害者是您自己或和您有密切關係的人,您還是一個「個別主義者」嗎?最後,如果每一苦難都被視為個別事件,那麼苦難將普遍化。因此,我們的觀點是,不要忘記每一件苦難,不要放過每一件罪惡。

正是由於「個別事件」沒有打動我們,2000年6月28日,一個5歲的女孩又被父母打死了。《北京青年報》記者在天壇醫院急診處看到了已被醫生宣佈死亡的5歲女童於靜。她兩眼緊閉躺在醫院的白色床單上,臉色紫紅帶著血跡,身上多處青紫,血痕纍纍。據後來趕來交押金的房主介紹,她以前沒少見到孩子的父母毒打孩子,「把孩子的手綁著打,有時還拉到外面隱蔽的地方打,鄰居們曾看到父親在胡同裡打孩子。那孩子挨打時從不吭聲。」

房東說,孩子的媽媽陳普珍經常打孩子,「有一次我實在瞧不過去了,跑過去給了她肩上兩拳。我說,孩子有天大的錯,也不能抽她大嘴巴。」陳普珍曾辯解說,打孩子是因為她在屋裡大小便。鄰居金先生對記者說:「那是打的。我和他們家住斜對面,每天他丈夫一出家門,她就開始打孩子,一天比一天打得厲害,估計於則信(孩子的父親)差不多回來了,才不打了。這時孩子算是解放了。陳普珍打孩子可太狠了。」房東也直搖頭說:「剛開始於則信還沒怎麼打孩子,也就這一兩個月,他也動手打起來。開始時孩子還哭,後來就聽不見哭聲了,那肯定是不讓哭。小孩眼光都是直的,那種天真勁兒一點都沒有了。」

我們看看記者和孩子母親的一段對話:

記者:「那你為什麼要打孩子呢?」

陳普珍:「她手淫,特別嚴重,而且她不讓我摟著睡,她喜歡讓她爸爸摟著睡。」

記者:「當天,你怎麼意識到要帶孩子去醫院的?」

陳普珍:「打完了,我給孩子洗了個澡,涼快涼快,發現她出虛汗,肚子痛,叫媽媽,媽媽……」(2000年7月5日《北京青年報》)

看著小於靜殷紅的童衣,像一小縷微弱的火苗,她在無邊的夜裡燃燒,她把這黑暗燒了一個小洞,從這洞口望去,我們發現了一個醜惡而骯髒的世界。有時候,父母施於孩子的野蠻真的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這是來自2000年10月29日新浪網上的一則新聞。陝西長安縣太乙宮鎮農婦趙某,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年齡僅兩歲半。2000年10月28日上午9時許,她與兩個兒子在炕上嬉鬧,趙某突然操起一把菜刀向大兒子的脖子砍去,隨後又連砍數刀直到把兒子的頭砍下來。趙某打開門,把兒子的頭扔出灶房。跑到院子裡,抱住大兒子的頭,在斷口處拚命吸起血來。據派出所所長靖民生講,趙某家庭生活比較困難,本人患有貧血病。趙某迷信鬼神,說她前天晚上被一些怪夢纏住,夢中她已死去的父親對她說,她是陰間的人,大兒子也是陰間的人,是惡鬼托生的,是來吸她血的。

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個野獸般的母親因迷信而殺子可能是一個謊言,更可能是為了治病或激情殺人。如果我們分析的原因成立的話,她為什麼不因同樣的原因去殺害其他成人呢?(我並不是鼓勵她去殺人)是否因為她覺得殺害「自己的孩子」更有「自然法」上的根據,或者,這樣做被反擊的風險更小?我之所以引用這個例子,不僅是因為我是從被害的孩子的角度來記憶悲劇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因為殺人者的「特殊情況」而漠視這個小生命的價值,而且,我們通過這個極端事件進一步發現的是父母的兒童觀的極端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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