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肉強食與易子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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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兒童權利觀察系列評論之三

孩子要離開家了。他們要到學校去,要到社會上去。他們要進入一個更加陌生的世界,他們腳步遲疑,充滿恐懼。動物世界有一條自然法則:弱肉強食!如果人類社會並未遠離這種動物狀態,那麼孩子的厄運即將來臨了!

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世界

1999年10月23日,中國錦州。4歲的小女孩妞妞永遠遠離恐懼了,她死了。

妞妞的生父叫梁寶忠,她是這個父親和一個沒有見過面的「媽媽」的女兒。她3歲的時候開始成為父親的新女友董翠平女士的發洩工具。1999年10月17日晚6時許,董在太和區吉祥裡家中對妞妞再次進行毆打,造成妞妞右側硬腦膜下血腫、顱內血腫、腦疝。就這樣妞妞一直在醫院昏迷著,直到23日晚7時死亡。在小妞妞短短4年的生命中,飢餓始終是她揮之不去的夢魘。逮著什麼猛吃一頓,非要撐得吃不下才行,經常撐得躺在床上動不了為止(2000年6月27日《遼沈晚報》)。

妞妞再也不用挨餓了。感謝梁寶忠先生,他找木匠為妞妞打了一個小館材,我們不知道他在用錘子釘那小小的「屋頂」的時候,手是否也會顫抖。

虐待孩子的人往往是孩子的親人,這可能是因為比較「方便」又比較「安全」之故吧。2000年5月31日《天津日報》報道了一起嬸母傷害侄女的案件。事情發生在2000年5月29日的天津南開區99中學校園內。14歲的初二女生張帥,在學校樓道裡被嬸母劉金鳳用濃烈的硝酸當頭澆下,燒成重傷。據說,劉金鳳之所以下此毒手,是為了報復丈夫——張帥的叔叔——的不忠。她對丈夫的怨恨擴大到了丈夫全家,最終把目標定在了平時與她關係很好、全家人最疼愛的小侄女張帥身上。

為什麼一定選擇孩子為報復對象呢?這種選擇顯然是通過利害權衡的,傷害孩子肯定是「趨利避害」的一種經濟人選擇。這就是成人侵犯兒童的陰暗心理。

我們再去探望一下可憐的小琪琪。記者描述她的外形猶如非洲貧困地區的兒童,醫生說這可能是營養不良所致,只有每天只喝稀的而不吃干的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6歲女孩小琪琪躺在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病床上,她是「姑姑」的「戰利品」。她兩隻驚恐的眼睛偶而眨幾下,上部軀幹以及雙小腿已纏滿紗布,因嚴重燙傷而潰爛,這些創面都是一周前燙的,屬於深2度和淺度,約占身體總面積的10%。除被紗布包裹的部分外,琪琪的頭部、面部、左臂、腹部、雙大腿被大面積燙傷後留下的白色疤痕依然清晰可見。肚臍下一處長4厘米、寬1厘米左右的皮被撕掉後,露出深紅色的肉;左臂彎處、雙側腿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血痂,由於是點狀分佈,因而無法包紮。琪琪的頭上露出一塊塊白色頭皮,那是被「姑姑」一綹一綹拔掉的。醫生的檢查結果表明,琪琪頭部多處凹陷,裂縫長3厘米、寬0.3厘米左右,可能是顱骨骨折(《半島晨報》)。

也許這位「姑姑」的身份是可疑的,但是,她顯然是能接近孩子的熟人。不過,下面這兩位舅舅顯然是真實的,更真實得令人費解的是,第一位舅舅拐賣了自己的親外甥,而第二位舅舅把外甥女活活打死了。據《光明日報》報道,1998年4月28日,臨汾市城隍鄉黃寺頭村的小男孩張鵬飛被舅舅喬建華拐賣,這位舅舅以12000元的價格把外甥賣到了河南。家在台北的一位舅舅的光榮事跡是這樣的:一名年僅8歲的女童,由於父母離異,母親又無暇照顧,故到外婆家暫住。不料半身不遂的舅父認為她太頑皮,不但以殺蟲水噴她的口鼻,還用雨傘施以毒打,致使女童口鼻流血而死。

虐待孩子的背後往往是成人的權威人格在起作用,或者完全出於恃強凌弱和自私自利這種動物本性。如果社會缺乏自利本性的理性的表達渠道,同時又未能建立抑制權威人格並保護弱勢群體的社會機制,那麼,自私和權力就將肆無忌憚地攫取弱者的財產和權利。不幸的是,孩子永遠是這社會的弱者。

校園暴力和體罰是孩子最經常面對的成人恐怖統治(《學校:兒童勞改營》,2005)。孟德斯鳩說:中國是靠棍棒維持的國家,他可能不知道:棍棒統治是「從娃娃抓起的」。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很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自由吶喊》P.86。)學校暴力和虐待不過是孩子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被欺凌的縮影。「孱頭們」自然不僅在學校有,社會上更是大有人在,他們是社會腐敗的重要標誌。

魯訊在《推》一文中,就記載這樣一個「孱頭」:「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腳蹋板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魯迅雜文全編-下》P.108。)這種專門欺負孩子的光榮傳統一直後繼有人。1999年12月8 日山東省濟南市解放路就發生了這樣一種仍然普遍存在的「推」的悲劇:「蜂擁而上的叔叔阿姨不顧一切地擠啊擠,8歲學童被擠進車底」(《羊城晚報》1999年12月12日)。這種現象我們早已經熟視無睹了。

政治腐敗殃及兒童

經濟學家說,警察是社會購買安全所支付的費用。但是,當「警察叔叔」和孩子的關係體現出相反的特徵的時候,當警察不是社會的守夜人而成為社會緊閉房門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只能節省費用用來加固孩子的門窗,而與此同時,社會變成了警察購買安全要支出的費用了。

1998年12月11日,廣西防城港市灘營中學學生黃鐘聲與同學及老師一起到南寧市觀看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40週年活動時,與老師和同學走散。他想起電視和廣播上常說的「有困難找警察」,就找到一個交警崗亭。交警把他交給了110 警察,110 警察把他帶到了南寧市公安局朝陽派出所。而派出所又於當晚將他送進了南寧市收容遣送站。在收容站裡,黃鐘聲度過了惡夢般的4 天。他一進去就被搜身,先後在兩間收容室被先關在裡面的人搜身和輪番毒打,也無工作人員理會。12月15日早晨,黃鐘聲和另5人被拉到隆安縣城鄉鎮西寧村(距南寧近100 公里),每人發給一個麵包後,就被丟在公路不管了。黃鐘聲走失後,其父及學校派人到南寧尋找。15日找到了被人從河裡救起的黃鐘聲。經廣西醫科大學和南寧市第五人民醫院檢查,黃鐘聲胸部外傷,左側血氣胸,左第7 、8 、9 肋骨骨折,創傷性精神病(詳見1999年7月《南方週末》「收容」一文)。

1995年10月18日,吉林省雙遼市第一中學5名學生和兩個社會青年以涉嫌「902」案件的理由被拘捕。獄中羈押了446 天之後,取保候審,然後,「無罪釋放」。1995年11月19日,抓獲這些孩子被視為警察的工作成績而上了《雙遼報》,雙遼電視轉播台連續播放3 天,公安局開慶功會發獎金,熱鬧一時。

一個孩子回憶當時審訊過程是這樣的:「……這時姓楊的(警察)脫了衣服走過來便打我耳光,大約打了十五六個,然後把我推倒在床上,抓起我頭髮再拖到地上,然後又從地上把我扯起來,他鬆手的時候,地上落了一撮頭髮……他們打一陣問一陣,我不承認他們就接著打,我抓住褲帶不放手,他們就抱住我的腦袋往牆上撞……我求他們別打我了,姓楊的一聽就火了,說『誰他媽的打你了』,他還說要與我大戰三百回合,我現在承認也晚了……他一邊抽我,一邊讓我自己數著,數錯一鞭子就加五鞭子……他們給我銬上腳鐐說要把我帶出去斃了,又說如果承認馬上就叫我回家,說我的同學早就辦好手續回家了……當時已經快6:00了,要是平時該吃晚飯了,我怕我媽著急,我平時放學就回家……中午就沒吃飯……我想我得回家了……他們讓我和其他人的口供一致,可是因為我根本沒做所以『一致』不上來,他們就打我,後來他們說一句,我就跟著重複一句……可是他們還是沒讓我回家!……張樹鳴、張玉偉(警察)繼續審我,打我,張樹明還拔出手槍指著我的頭,做出開槍的樣子,還抽出梭子讓我看裡面的子彈……快到中午,進來三四個人,為首的一個五六十歲,旁邊的人叫他『胡副局長』。我心裡升起一絲希望,當官的總不至於像刑警一樣不講道理吧,誰想他聽我說冤枉竟也破口大罵:『人民白養活你了,人民的飯你白吃了,人民的衣服你是白穿了,給我銬起來!』我絕望了,領導怎麼也這麼講話,到底是人民白養活了誰?……一百來鞭子打得我遍體鱗傷……同號人幫我脫掉棉衣,內衣已與肉粘在一起了,只好連皮一起揭下來……當時我的眼裡沒有淚水,只有憤怒,我罪犯何處,法犯那條,我還是個人嗎?……」(1999年9 月17日《南方週末》)

更駭人聽聞的是河南省潢川縣的16歲高中生耿丹之死。它使我們再一次認識到,當暴力壟斷部門不是公民和孩子尋求援助的對象,而是作為相反的東西而存在的時候,它所能犯下的可怕的暴行。

1999年7 月1 日下午,豫南潢川縣城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慘案。年僅16歲的潢川高中學生耿丹,在縣農機學校潢高教師嚴景辦的補習班聽課。臨近放學時,潢高學生王帥在校門口與保安王利文發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腳。隨後王帥打電話叫來其哥哥和五六個社會青年,與農機校保安張榮輝打架,後社會青年逃散。耿丹這時恰好放學遇上圍觀,而後離校回家。當他行至校門外30米處時,公安幹警詹家順不問事實,就以耿丹參與毆打張榮輝為由將其抓住,強行拉往社會青年打架的現場農機校,途中讓保安惡棍張榮輝手操鐵棍猛擊頭部,以致造成腦顱挫傷裂重傷。繼而詹家順和兇手張榮輝合夥將耿丹架往農機校保安室繼續毒打。後「110 」趕到,強行將耿丹扭進其執勤車(當時圍觀者眾多)。耿丹說,「我又沒有打架,為什麼抓我?」「110」幹警王建輝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臉部(此時耿丹已頭負重傷),不讓其表白。……耿丹被帶到「110 」值班室,……耿丹還是委屈地說:「我沒打架,是王帥找社會青年打了校保安。」從當天夜裡7時許至次日上午9 時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著手銬,銬在「110 」辦公室的床梆上。他們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長達14個小時。……7 月1日夜9 時,耿丹的母親向「110 」值班幹警提出擔保,要求讓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絕。一個值勤幹警說,耿丹噁心是餓的,但耿丹這時已吃不下媽媽帶去的蛋糕了。7 月1 日深夜,曹建鳳(母親)離開公安局,一夜未眠。就是這一夜,少年耿丹腦顱內在不停地滲血,並且漸漸形成了可怕的腦疝。從這個時候起,耿丹對親人的無數次呼喚概無回應。接下來的時間裡,曹建鳳強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醫院。「 110」的幹警層層請示,9點左右,終於同意放人,一個高個子警察說,要不是看到這孩子昏迷成這樣,我們是不會放的。曹建鳳已顧不上理會,她匆匆忙忙找了輛人力三輪,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縣醫院。縣醫院緊急搶救,做頭顱CT,診斷結果為:急性顱腦損傷,頭皮損傷,硬腦膜外血腫,腦挫傷,腦水腫,並腦疝形成。……耿丹無聲地躺在縣醫院三樓的病房裡,下肢僵直,上肢緊縮至前胸,體重不足30公斤,腸胃功能癱瘓,嚴重意識障礙,沒有表達意識,不能說話,對窗外的一切,對家人的照料,對爸爸媽媽的絕望,對每天都要有的帶淚的呼喚,無知無覺……耿新亞(父親)說,在武漢,醫生告訴他人的腦袋裡出血非常疼,出1 -2 克人就會疼得暈死過去。「我兒子腦袋裡出了5 0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麼度過的。」

12月8日早晨8時,少年耿丹在一陣抽搐之後離開了人世。(詳見《南方週末》1999年12月17日「16歲少年-植物人」一文)

司法腐敗還以更「豐富」的形式嚴重侵犯著孩子的尊嚴。1999年12月9 日《羊城晚報》有一篇題為「12歲女孩受累官司輟學三年」的報道。廣東省翁源縣12歲的女孩路路母親遇車禍,但賠款卻拿不到,簡單的案件審理一波三折三年未結,因貧困,路路只能輟學在家,形同棄兒。記者質問:「為什麼申請執行書被兩次調包?為什麼簡單的肇事案久久不能執結?為什麼案卷裡有那麼多蹊蹺?」 2000年10月23日,湖北省荊川市刑警大隊的牟金華利用工作之便,對被拐女青年施行不軌。近年來這些司法腐敗的案例不斷衝擊著人們對法制的信心。法律本來是援助孤弱的,可恥的是,它惟一的存在價值彷彿是能夠凌辱孤弱而被利用。如果加強法制等於加強司法部門不受約束的權力,等於加強以法制人的權力,那麼,這條路並不通向法治,而是人治的一種偽善形式。

一些「警察叔叔」的形象並不僅僅毀損於正式的司法活動中,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經早聽不見孩子的呼救聲了。耀武揚威進入了司法權力的靈魂。在2000年被眾多媒體紛紛報道的河南一警車拖死兒童的惡性事件中,我們只看見了一輛警車,而看不見人了;或者說,司法人員同一於自己的外在圖騰,而早已喪失人的精神內涵。被害的孩子不過是這圖騰的祭品。

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審視一個社會腐敗的嚴重性,那就是育人的教育部門、助人的警察部門和救人的醫療部門。不幸的很,我們的社會恰恰在這三個方面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至少絲毫不比官場腐敗遜色。更不幸的是,這些部門的腐敗不僅僅非法掠奪社會財富,還謀害人特別是孩子的尊嚴和生命。

醫院恐怖症和學校恐怖症、警察恐怖症一樣,是腐敗社會慷慨賞賜給孩子的第三種訓練。它不僅折磨孩子的精神,還負責通過所謂醫療事故終結孩子的小命。也許的確如此,孩子的生命對他們來說,僅僅是一個臨床問題。

1999 年1 月2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了湖南長沙市一家醫院「誤切」了兩歲女孩膀胱的惡性事件。更惡劣的「醫療事故」是1999年1 月22日《南方週末》報道的「胡綏芬事件」:1997年6 月5 歲女童胡綏芬在綏芬河市人民醫院因服用了醫院提供的6 瓶假藥而死,「在這起案件中,醫院令人驚訝地逼著小病將愈的孩子一針一針地承受假藥的痛苦,一直到死;當地省衛生廳拒不做鑒定,衛生部督促也沒用;假藥已經證實,但無人查處。」和小綏芬命運不相上下的是河南省南陽市的6 歲孩子李寧,1996年2 月17日他玩耍時不慎從5 樓摔下,被送到新野縣人民醫院,輸了由新野縣血站提供的400毫升血液,染上了艾滋病毒(《羊城晚報》1999年10月18日)。

醫院本是救死扶傷的地方,然而中國的醫院也「產業化」了,醫務人員受取病人「紅包」,正像老師應該收取學生的紅包而警察應該收取犯人的紅包一樣。在一切都成為生產力的唯物主義勝利的年代,疾病和痛苦也成了生產力。而且,還可能成為精神生產力,當醫務人員如納粹一樣對「貧困的痛苦」施以訓斥或像「領導」一樣面對病人麻木不仁的時候,醫院又政治化了,司法腐敗和官僚主義的一切醜惡都在這裡被瘋狂地複製在病痛身上。

2000年1 月8 日《羊城晚報》報道,安徽一僅5個月大的病兒在南京二附院因此類原因未能及時醫治而死。報道說,1999年12月31日12時,「焦急的母親抱兒急診排隊9 次爬樓6 回,冷漠的醫生互相推諉三個小時無人施救;眼睜睜送走一條小命。」這是20世紀最後一天,這個5 個月的孩子在本應該受到現代醫學呵護的地方卻為這個罪惡的醫療制度和罪惡的世紀殉了葬。如果有人說這種現象是個別現象,我猜想他肯定有足夠的「糖衣炮彈」和足夠冷漠的心靈。

小乞丐、賣花女、小保姆和童工

走在所有的城市廣場上,走在所有的旅遊城市的街道上,我都懷有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擔心碰見拉著我衣襟乞討或央求我買花的孩子。一次在拉薩布達拉宮廣場上,一個衣衫破舊滿臉泥土的孩子抱住我的腿,直到我給了他錢才放過我,結果是更多的孩子從角落裡蜂擁而來將我包圍。我的不安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我成熟地知道,很多很多孩子是被人控制的,有大人在利用他們,因此不能慷慨解囊;而另一方面,我還沒有成熟到心安理得地完全被這種看法所說服,我總感到即使如此,孩子那百折不撓地央求足以配得上這微薄的施捨了。

更好的出路是希望不遇見他們。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他們遍佈全國。是的,這些孩子是從哪裡來的呢?誰應該對此負責?毫無疑問,沒有一個孩子自願過這樣的生活,他們或者是因為家庭原因成為流浪兒,或者是因為被成人拐賣而逼上街頭。無論是那一種情況,成人社會都是難辭其咎的。

《檢察日報》的一篇報道很有代表性。王文華、陳細會夫婦家住安徽省臨泉縣。2000年2月8日,二人以到外邊做洗衣粉、洗滌精生意為名,騙得自家親戚的信任,將4名不滿14週歲的兒童從雲南省昭通市的偏僻山村帶到昆明、貴陽、懷化等地沿街乞討,討來的錢全歸他們夫婦所有。他們不准孩子們與家人聯繫,每天只給孩子吃兩頓飯,並給4名兒童分配每天討錢的任務,稍有不從或完不成任務就要遭到打罵,並且不許吃飯。

報童是「解放前」的現象,在報業被國有化以後,今天的報童就成了賣花女。她們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呢?

2000年3月,廣東省某報的一位記者在陽江市調查採訪時發現,賣花女生活在「魔爪下」。他接觸到的16名「賣花兒童」受控於3個賣花團伙和6個「花頭」,每天賣花的收入要上繳,而且還經常受到體罰和虐待。這些孩子年齡最小的7歲,最大的14歲,來自全國各地,甚至說不出自己的家庭住址。

2000年5月16日的《法制日報》報道說,四川省南充市警方在「打拐」中解救18位流落街頭被人控制的賣唱少女,並將她們安全送回家鄉。報道說,近年來,安徽、湖南等省的大批賣花、賣唱女湧入四川掙錢。她們或自髮結伴,或受人操縱,每當夜色降臨,便出沒於街頭火鍋店、茶館、飲食攤點等場所賣唱、賣花,僅都江堰市街頭就有外來賣唱、賣花女一百多人。這些以賣唱、賣花為生「浪跡天涯」的少女,年齡大多在10至14歲左右。這篇報道還說,據不完全統計,從外省入川的這類少女有萬人之多,其中不少人落入拐賣「黑手」。

2000年6月29日《新快報》有一篇類似的報道,它顯示了問題的嚴重性。報道稱,南京鐵路警方通過一名在火車站向旅客兜售鮮花的女童,破壞一特大拐騙兒童犯罪團伙.抓獲5名犯罪嫌疑人,解救了20名被拐騙並強迫賣花的湖南女童,她們大多10至15歲。

這兩位小姑娘都來自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桐木鎮某農村,一個叫劉梅香,一個叫劉小玲,年僅十二三歲。她倆聽鄰村一中年婦女說,到深圳賣花每扎可掙30元,於是就隨這婦女南下「掙錢」。到了龍崗後,她們方知日子難過,由於花賣不出,小姑娘經常挨打受罵,有時連飯也吃不上。最後,那中年婦女竟撇下她倆一走了之。6月19日晚,舉目無親的倆小姑娘在馬路邊相擁哭泣,幸虧給過路巡邏的治安員碰上,把她倆送到龍崗鎮有關部門。

孩子的淚水濕透了衣裳,也濕透了鏡頭和稿紙。但是,它能多少滋潤這個乾枯的世界嗎,讓更多的孩子不在街道上無助地掩泣?深圳,中國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驕傲,但這兩個孩子的淚水足以讓這種驕傲無地自容。那天晚上,高聳如雲的摩天大樓,車水馬龍的繁華街道,可曾聽見兩個孩子在街角轉彎處走投無路的哭聲?那位撒手而去的女人,此刻是否有些內疚,還是正在勾引另外的孩子?還有,是什麼讓這兩個女孩背井離鄉地去討生活呢,是家鄉的貧困,是為了「一束花能賺30元錢」;可是為什麼她們那麼小就被貧困緊緊相逼?每天都在電視上「上一個新台階」的經濟增長為什麼總是不恩及這普普通通的孩子呢?

同樣在這座叫深圳的城市裡(當然不僅僅在這座城市裡),還生活著一群擦車兒童(還有擦鞋的孩子)。我記得看過一篇這方面的報道,這篇報道大意說,在新世紀的第一個除夕,一些孩子拿一塊破抹布,在深南東路京鵬大廈一帶擦車。有的孩子10歲左右,有的只有五六歲。夜幕降臨她們就開始了工作,通常要干到天亮。她們拚命幹活,想著回去如何向她們的「老闆」交差。一遇紅燈,立刻竄上前,給停在前面的小車車身狠勁擦幾下,然後向司機伸手要幾個小費。有的司機並不給錢,往往一無所獲。可是她們並不想回家,因為家裡都沒飯吃。當記者問一個小女孩「那你想讀書嗎?」的時候,孩子不說話了,眼淚禁不住落了下來。

天津。2000年3月17日 《今晚報》報道:公安巡警總隊二支隊解救了兩批被迫賣花、擦車的外地兒童。報道說,昨晚11點多鐘,公安巡警總隊二支隊巡警在八里台立交橋下,發現3名12歲的外地賣花男孩。一見巡警,3名賣花外地男孩掉下了眼淚。這些孩子都是湖南省茶陵縣農民的孩子,7個月前被同鄉27歲男青年董小飛以每月給200元工資為誘餌騙至天津。董在河西區小海地倉儲公司租用了一間平房,每天在東興立交橋下以每20朵10元的價格購進鮮花,然後讓3個孩子到八里台、佟樓附近以每朵5元的價格賣給行人,而且規定每人每天最少要賣20元的花,如果賣不到20元錢就不讓吃飯,只賣到15元就罰跪1小時,只賣到10元則罰脆2小時。孩子們每天下午3點出來賣花時,董小飛只給每人5角錢的坐車費,孩子們要返回住地時只能從八里台或佟樓步行到小海地,往往要凌晨2點左右才能到家。今年春節,董小飛不讓孩子們回原籍老家,怕孩子回家後不再返津。3名孩子日夜盼望著親人,常常為想念父母而流淚。

相對於這些苦命的流浪兒,小保姆的處境似乎要好得多。但是,馬上作出這樣的判斷仍然可能是片面的,因為奴隸主的意識幾乎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靈魂中了,這意味著弱者到處都有被當作奴隸的危險。

1999年下半年,南寧市14歲的小保姆遭受僱主變態的虐待,被鉗斷10顆牙齒,「遍體鱗傷」(《羊城晚報》1999年11月25日)。深圳市羅湖區的15歲小保姆小珍梅同樣有著惡夢一樣的經歷。據報道,小珍梅到百事達花園百景苑1號樓周傳芳家做保姆後,經常遭周毒打,面部、腿部、臀部以及會陰部等多處曾受傷。2000年6月11日,因小珍梅沒洗電飯煲,周傳芳用鐵棍等工具毆打小珍梅,小珍梅在逃出的路上昏死過去。12日凌晨,小珍梅被發現後送往醫院搶救,經過10多天才脫離生命危險。

童工是「工業家族」的小保姆。我們都知道,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對曼徹斯特工業模式的某種學術反省。而曼徹斯特的罪惡之一不僅僅是產生了「羊吃人」運動,同時,也把孩子當作廉價勞動力捲入機器工業之中。從那時起,人類的良心一直在呼籲拒絕把未成年人變作童工,直至將這一人道理想寫進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些國際人權公約之中。然而,僱傭童工的現象並沒有在信息時代絕跡,特別是在一些前現代化國家裡,正加倍地亦步亦趨地複製著曼徹斯特的罪惡。

80年代以來,中國的童工問題不斷出現。但是,幾乎到了90年代末,華南一些大膽的新聞媒體才開始揭開這冰山一角。據報道,2000年7月6日,廣東省汕頭市勞動執法組突擊檢查達濠區華倫毛織廠時發現觸目驚心的一幕:空氣混濁、噪亂不堪的毛織車間裡,10多名女童工在縫紉機上揮汗如雨埋頭苦幹,她們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2歲。2000年5月26日《江淮晨報》的一篇報道也披露:一些10多歲的小姑娘在和縣螺百鄉的雲友童車廠打工,「什麼活都干,擦銹、下料、扶焊……」這些童工工作時間甚至長達16個小時,而每個月只有30元的生活費。

雜技——中國特色的吃人藝術

在諸多童工問題中,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童工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我是指,訓練孩子成為「雜技」演員的「藝術」。奇怪的是,這種特殊的僱傭童工問題不僅不被譴責,反而因藝術的名義而受到領導人的接見、社會輿論的鼓勵和稱羨。然而事實上,這種訓練對孩子的肉體和心靈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其殘酷程度可以和束腳相伯仲,而其勞動強度遠遠超過任何曼徹斯特工廠裡的勞動強度。

為什麼雜技會成為吃飯的藝術?我看不出它具有任何審美價值,只有最枯燥乏味的生活才需要這種人體變形的藝術來刺激它的胃口。這種變態的審美口味可能同樣和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艱難有關。在這裡,沒有生活出路的人只有通過自殘身體自創肉體的超常形式才能博得一點賞賜,而被生活折磨得「缺乏神經」的人們也只有在他人的痛苦中才能得到某種安慰或新奇感。但是,只要你認真想一想,你就會同意,面對一個變形扭曲得令人窒息的孩子的身體,你如何能熱烈鼓掌呢,而美在何處呢?

最近在網絡上看到一些孩子「苦練雜技本領」的照片。看著被強迫壓彎的孩子在哭泣,我想,要做這樣的的「教師」顯然需要足夠的殘忍。不過這一點不需要我操心,如果說要其他東西我們的民族是缺乏的,殘忍嗎,我們有的是。

不僅「教師」需要殘忍,觀眾也必須有同樣的殘忍才能欣賞這種藝術,才能形成這樣的市場。為了滿足我們這些變態的殘酷的觀眾的愛好,為了適應我們日益提高的對殘忍的鑒賞水平,為了「振興民族的藝術」,這些孩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淚,挨了多少打?對一種「彎曲」的造型厭倦了,就必須供給一種更「彎曲」的造型。為了生存,「為了將來有門吃飯的手藝」,有人這樣辯護說。然而我們都知道,有需求才有供給,為什麼有這樣的需求?這是對殘忍的需求,是獵奇,是嗜血的看客的興致,是毫無心肝的對人的痛苦的平常心。在更多的國家,羅馬帝國滅亡以後,雜技藝術更多是馴獸表演。

一直在呼籲取消「雜技藝術」,筆者在這裡再次呼籲,並希望所有的觀眾抵制這種血腥的兒童展覽。這顯然比抵制日寇重要得多,事實上,那些以折磨孩子為業、以欣賞孩子扭曲為樂的人們,與日寇的凶殘相比是伯仲之間而已。

被吃掉的孩子

1929年陝西大旱。某日,三原縣一中年婦女攜3歲幼子逃荒,夜間投宿於一村民家中,早晨起來卻不見了孩子。尋到灶房,聞蒸籠中有異味,掀開籠蓋,見孩子坐躺在籠中皮開肉綻,以被蒸爛多時(《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錢鋼 耿慶國 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P189-190)。魯訊說中國史籍上寫了兩個字:「吃人」. 我中學的時候還以為這是文學語言,然而閱讀史書我發現這竟然是史實。「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恨不得吃爾肉、喝爾血」,演義小說中的對白看來並非僅僅是演義的;而《西遊記》中專吃人肉希望長生的「妖精」,看來也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

吃人不完全出於「飢餓」,在中國,還可能是出於仇恨甚至滋補的需要。吃人是有傳統的。有考古學家發現了山頂洞人嚙食同類的痕跡。由此出發似乎吃上了癮。幾乎每在戰爭年代和饑荒時期,就有「人相食」、「易子而食」的記載。即使在所謂「盛唐」時期,白居易也有過這樣的詩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還值得一提的是,元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載,朱元璋軍隊把人肉稱為「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不過,審視「中華食人史」我們發現,孩子往往是被吃的主要對象。當然,這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也分「自吃自子」和「易子而食」兩種。在災難的年月,「易子而食」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生存需要」。不過,「飢不擇食」似乎「情有可原」,但是何以「易子」而不「易大人」?何以朱元璋的軍隊「嗜食人」,但卻偏偏「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轉引《隨筆》1999年第六期李國文「朱皇帝的殘忍」一文)?隋末的朱粲就常捕捉民間幼兒蒸熟吃肉。五代時的趙思綰兵據長安時,城中沒有吃的,也以婦女兒童為軍糧。宋仁宗時期,廣源州智高的母親喜愛吃人肉,每頓飯都要殺死一名小兒供她食用。我想,吃人偏偏「重視」孩子,可能不僅僅是因為「乳食」味道鮮美,更可能是因為孩子掙扎的力量小而大人被吃時反抗的力量大的緣故吧。中國不是有一個成語,叫「弱肉強食」嗎?看「動物世界」,飢餓的非洲土狼專攻擊幼小的角馬,這與「弱肉強食」的智慧是一致的。

除了充飢的理由,吃孩子往往是為了「治病」。這種心理同樣基於對孩子的特殊認識,即把孩子不當人而當成特殊的產品:「藥材」。不過在世界範圍內,具有這種想像力的仍然以吾族為最。何以如此?我想這和中國人缺乏抽像理性有關,中國人獨特的像形思維使它無法科學地理解生命的起源,它對生命充滿了迷信的認識;而對吃的熱衷和生存競爭導致的對人的普遍敵意,反過來鼓勵把他人生命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治療工具。

吃人治病最大的受害者仍然是孩子。廣為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隋代麻叔謀吃童案。麻叔謀初任開河督護時患病求治,當時治下有陶榔兒,就偷他人家的孩子並殺死後蒸熟裝入食盒獻給他,以至殺害小兒達數百名。南宋廣西欽州知州林千之,得病後也吃「童男童女」。明代萬曆年間,太監高本為了使陰莖重新長出來,也把「童男童女」的腦髓和藥一起服用。清順治時,安邑知縣鹿盡心得了半身不遂,「遵醫囑」購買小兒,擊其頭部致死,取出腦漿燉熟服用;但是,他吃了一段時間病情未見好轉,就捕獲小兒活生生敲開頭骨,生吸腦汁。

吃孩子最瘋狂的形式之一是吃胎兒。歷代有人相信胎兒具有大補作用,就烹食胎兒以圖健體強身。明代的王冠當其婢妾懷孕快要分娩時,就讓她服藥打胎。王冠就把胎兒搗成肉醬製成藥丸,他還購買別人家的幼兒烹熟食肉。清末還有人練什堋金剛禪,也吃人的胎兒。

吃人和吃孩子不僅是遙遠的歷史。民國時期,秦牧曾描寫道:40年代,淪陷區有吃人肉案,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地區,有吃敵人心肝的風俗,「我也曾親眼看見過殺了強盜把他的心肝炒熟過酒的慘事」(《自由吶喊》 石言 主編 海南國際出版中心 1994年10月版 P54-55)。此前,辛亥革命的烈士們不曾如袁崇煥一樣飽了很多同胞的口福嗎?文革時吃人之風借階級仇恨之火勢又起,從著名的廣西吃人風可見其一斑。這種「國學」今天又被「創造性」地繼承下來了。

2000年5月23日《生活日報》訊:《湖南上演迷信吃人慘劇,11歲男孩成「祭品」》。1999年12月13日,湖南省湘陰縣和平鄉草灣村小學六年級學生,11歲的小男孩王勝,被鄰居何德疇用篾刀和鋤頭活活打死,兇手施暴的目的是為了「祭祖」,使自家風水長流。

不久前,《雲南民族報》有一篇題為《愚老漢摳活嬰腦汁治頭疼》的報道。報道說,一個活生生的嬰兒,來到世間不到一周竟被泯滅人性的傢伙摳去腦汁,暴屍於山溝。事情是這樣的,地處烏蒙山區的大關縣玉畹鄉石灰村油房社一位而立之年的婦人韓某,患慢性頭痛病,探得「偏方」——人的腦汁可以根治。於是便去找其叔公高開華,求他尋一個小兒腦汁來治頭疼病,給他20元錢買酒喝。2000年11月5日,高開華在離縣城2公里左右處的柵子門,見到路旁有一個棄嬰,抱回家中。他先擔心下手會負命債,就將嬰兒放在室外,先讓其凍死或餓死後再摳腦汁。到第二天早上,嬰兒仍然活著。高開華就揮起鐮刀,狠心地摳了腦汁,拋屍於離住處不遠的小溝邊。

2001年3月13日《北京青年報》訊:《如此人間慘劇:四川父母煮食女兒屍體》。報道說,2001年1月29日,四川省宜賓市江安縣水清鎮代灣村發生一起煮食人屍的惡性事件。吃人者是56歲的村民鄧吉祥和他的妻子,被吃掉的是他們的親生女兒鄧明清。鄧吉祥5年前與一精神有病的女子成婚。2000年5月,其妻生下一女,取名鄧明清,2001年1月27日鄧明清滿8個月時夭折。1月29日,鄧吉祥便將死去的女兒砍下頭顱,將軀體宰成4塊,一併放入鍋中煮熟後,自己吃肉,讓妻子啃骨頭。鄧吉祥被警方拘押後又被放回家。原因是「法律沒有吃掉屍體犯罪的定性規定」,因而不構成「侮辱屍體罪」。鄧吉祥吃孩子的動機是:女兒病了,看病花掉了他的全部積蓄,他「確實氣壞了」。

今天,據說胎盤和流產的以及為計劃生育目的而「刮掉」的胎兒在一些地方仍然是保健食品,「胎盤宴」在一些地方與改革開放同步繁榮。而在這個美容時代,據說胎盤還是一種美容滋補品了。作為美容產品,孩子們終於享受現代文明的福蔭了,他們不用在各種成年的大嘴和牙齒間握著小拳頭掙扎了,沒有知覺之死也是「安樂死」的一種罷。我最近讀到一位作家「賦」詩「堂堂中華」,那似乎無異在說「堂堂的牙齒」和「堂堂的胃」一樣。

社會殺嬰

在崇尚「鬥爭」的社會環境中,在「鬥爭」的形式主要表現為打人和罵人兩種基本內容的時候,孩子往往在其中被置於死地。肖斯塔科維奇說:「人在打架的時候最能暴露他的本性」(《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口述 伏爾科夫 紀錄並整理 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我想,一個社會在打孩子的時候最能暴露這個社會的本性。

2000年6月19日中新社的一條消息說,日前,山西運城解州開關廠子弟小學發生一起歹徒殘殺兒童慘案,致使兩人死亡,5人受重傷,1人受輕傷。《中國青年報》報道說,6月2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一名手持菜刀的歹徒闖入解州開關廠子弟小學一年級教室,對正在上課的小學生大開殺戒,8名兒童倒在了血泊中,其中一名男孩當場死亡,一名男孩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其餘有5人身受重傷、1人輕傷。

我們發現,把屠刀伸向孩子,往往是為了報復他人,而與孩子本身無關。但是這些野獸為什麼偏偏選擇孩子來發洩他們的怒火呢?

我們還看到這樣一個相關的案例。平度市一名教師,因自己承包的大食堂經營不善,競爭不過同校的小食堂,竟不顧學生性命安危,買來50克砒霜投毒陷害對手。結果毒倒60名學生。這件事發生在2000年10月24日,地點是平度市白埠鎮白埠中學(《半島都市報》)。

當然,更多形式的社會殺嬰發生在成人與孩子互不相讓的衝突中,這時,高個子動物充分發揮了「自然的優勢」,結果孩子被「揍」而死或被擠壓而死。這種狀況除了在學校暴力和司法腐敗中常見到以外,我們日常生活中也屢屢發生。也許,這個社會曾經長期存在資源的短缺,因此搶奪食物的征戰一直是人與人之間的主要關係。即使到今天,這種生存之戰還在人們心靈中遺留下了一種搶奪意識。這種搶奪反對排隊這種文明秩序,一定要把弱者擠到水溝裡去,一定要把他們踏在腳下,或者,一定要把他們看作是競爭的敵人而把他們手裡的蘋果奪下來。是的,奪孩子的食物相對來說更是輕而易舉。如果孩子拒絕,那就像掐死一隻小鳥一樣掐死他。是的,生存壓倒一切,如果生存不能壓倒一切,就用鐵蹄壓倒一切。

我們把一塊香蕉丟在草地上,一群猴子蜂擁而至,爭先恐後,互相推打,結果,大猴子獨佔了食物,把小猴子打到一邊去在那裡驚恐地逡巡,如果它還打算鋌而走險的話,等待它的將是被咬斷喉嚨的命運。我們的哲學和實踐離這猴群有多遠呢?在火車站或汽車站,在購買什麼緊俏貨的商店門前,以及在「爭奪椅子」的看不見的戰線上,那種混戰,那種殘酷,體力和狡猾的確成為取得勝利的惟一標準。然而,這種「勝利」不過是一群猴子的勝利,坐在地上哭喊的孩子看見了一群野蠻的動物,他們的反應有兩種,一種是為了在這部落裡維持生存希望將來也能如此野蠻,另外一種是抗議這種文化,希望過一種文明的生活,希望人類也像最低級的生物一樣,恢復自組織能力。但是,無論選擇什麼樣的反應方式,只要你還是弱者,那麼將繼續被「力量」掐死,並在你身上覆蓋骯髒的口水。

「爭先恐後」,我確信這的確是中國的「話語」,而且是所有漢語成語中最早的創造,你仔細傾聽,這四個字裡面能傳來無數老弱病殘者痛苦而恐懼的哀鳴……

「爭先恐後」的生存經驗和集體記憶導致了對生命價值的漠視,在這裡,財富的價值永遠高於他人生命的價值,對生命的敬畏之心從來沒有堅固地建立起來。2000年眾多媒體紛紛報道了「冷婭之死」這個駭人聽聞的案件。我們從肇事司機的心理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對生命的尊重。冷婭是光山縣晏河鄉付店小學的學生7,2000年5月5日下午兩點,在上學途中,冷婭被一輛藍色的貨車掛住。在冷婭和小夥伴們拚命的「司機———停車———」、「救命———救命———」的喊聲中,可憐的冷婭被汽車拖掛著絕塵而去……學校老師追了4.25公里,才在晏河鄉的大街上見到仍被掛在車上的冷婭。冷婭頭被拖掉半拉,右臂磨成3截。司機名叫程臻,他實際上從後視鏡中看見了掛著的冷婭,他和他的同夥僅僅為了避免被人攔住而繼續狂奔。他怕什麼呢?罰款、賠償以及其他損失。在他的心靈中,由於長期形成或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使他無論如何也不懂得生命的價值,因此,可以說他的行為是他在危機中「本能」的反應;也就是說,漠視生命已經在他的精神中內化為一種本能了。

有時侯,殺害孩子往往假政策之便而行。2000年下半年,一個令人髮指的案件在媒體上被廣泛披露。在中國一個叫蔡店鄉的地方,一個「超生」的嬰兒先被遺棄,被好心人收養後,仍被「計生幹部」劈手奪下摔在地上。嬰兒被摔得一聲悶響,隨即四肢抽動,又被踢了一腳。然後,孩子被帶到水稻田,被摁到水中淹死了。這一案件引發了思想界對中國末日來臨的深深恐懼。

除了肉體殺害,「這些孱頭們」還熱衷於對孩子實施精神殺害。這往往是通過對孩子實施語言暴力和精神侮辱來實現的,人類倚強凌弱這點兒出息,在這裡表現得尤其充分。

1998年11月24日下午,2 歲的女娃吳燕珊在深圳一家商店被懷疑偷竊商品,被商店人員將衣服扯開,扒下褲子檢查,卻未發現任何贓物(1999年12月8 日《廣州日報》)。1999年11月13日《中國青年報》也有《沒偷書卻被強行搜身,重慶八童投訴新華書店》的報道。而1999年7 月19日和8 月24日的《北京晚報》報道了廣西南寧一女中學生在南百微笑堂超市購物時,遭該超市兩名保安裸體搜身的事件。2000年12月28日,我們通過一家媒體又看見這樣一則新聞:《強令少女持「我是賊」牌子示眾》。這篇報道說,12月27日下午,西安東郊一家大型綜合市場裡抓住一個「賊」,保安竟給她掛了一個「我是賊」的牌子在市場裡「遊行」。這個「賊」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而且是個聾啞人。

記者這樣轉述了一位做服裝生意的老闆對此事的評論:「本來她偷東西就不道德,可她是個未成年人,你說該把她咋辦呢?讓她在市場裡轉一圈,給大家都提個醒兒,也給那些偷東西的人一個教訓,這有啥不可以的呢?」

這位生意人的話非常有代表性,即在一個反覆踐踏人的尊嚴的社會裡,已經不知人的尊嚴為何物了,而對侮辱和懲罰覺得理所當然。

當然,侮辱孩子的尊嚴,在學校裡尤其嚴重(《學校,兒童勞改營》,2005)。我們發現,精神侮辱往往是社會底層人士或經常被剝奪話語權力的人特別熱衷的「事業」。這並不奇怪,因為侮辱弱者往往是奴隸的精神生活。由於自身的尊嚴被侵害,奴隸就通過侵害他人的尊嚴來轉移這種內部的沮喪和緊張。但是,由於他的奴隸性,他不敢把這種報復施於強者,而是「專門向孩子瞪眼」。可以說,侮辱孩子說明著奴隸的全部品行。不過,有一點希望讀者記住,那就是,「底層」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這個社會沒有「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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