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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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虐待兒童和遺棄兒童的最大受害者是女嬰和女童。比如,有資料顯示,90年代以來僅僅被國外領養的中國嬰兒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4000餘是女嬰。虐待女嬰的惡性事件也遠遠超過女帶男嬰的惡性事件。

如果說孩子位於人類文明世界的最底層,那麼女孩子則是這最底層中的底層。為什麼女童要承受更多的傷害呢?首先,她們是「傳宗接代」、「重難輕女」這種文化的受害者;其次,由於她們的性特徵,也成為性暴力的犧牲。問題是,人類,或「有些人類」,為什麼要「重男輕女」呢?這是「力量崇拜」倫理的產物,這是公牛的法律,因為它更有力量,所以就制定了有利於自身的法律。在一些還遠未脫離野蠻時代的民族,力量就是上帝,博愛而又慈悲的真正的上帝卻遭受嘲笑。在這裡,欺負弱者被看作是個人生存和個人幸福的基本法則。

變態的性摧殘

女孩僅僅因為自己是女孩,就要遭受更多的家庭暴力的傷害,我在這裡不再多談了。我在這裡關注的是除此之外她們要遭遇的「額外」的迫害。這些迫害不僅僅因為她們是孩子,還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具體說來,她們的生命和尊嚴面臨著性侵犯、 戀童癖、強姦、亂倫、淪為雛妓和脅迫賣淫等「人類災害」。這些迫害形式基本上是變態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儘管其中有些已經絕跡了,比如束腳。現在人們幾乎無法理解,這種變態的摧殘幾千年來竟然成為中國的一項倫理制度。

小腳審美足以說明中國成年男人是性虐待狂。自從一個中國皇帝讚美了一個歌妓的小腳之後,神州大地的男人們聞風而動。他們打算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同樣成為皇帝,方法之一是把女人的腳塑造成「愛妃」的腳。這種理想先是強迫給妻子,然後加之於女兒。如果不是傳教士在晚清發起「天足運動」,此國粹真可能還要恩及今天乃至明天的女孩子。以立德夫人為代表的傳教士在中國發動的「天足運動」,是值得中國人銘恩的,如果他不是一個想當皇帝的男人的話,如果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束腳」對一個小女孩意味著什麼呢?這是一種特地施於女孩子的酷刑,而且所有的女孩子都不能倖免。多少女孩被這樣摧殘了?在這一酷刑被當作習慣的漫長歲月裡,中國有多少女孩就有多少受害者。我門現在已經聽不見這些受傷的小鳥的哀鳴了,歷史多麼可怕,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然而,在上帝的眼光裡,下面記述的這悲慘的一幕幕永遠發生在此時此刻:

「在這束腳的三年裡,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著,悲傷地哭泣。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繫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她們的母親通常在床邊放著一根長竹竿,用這根竹竿幫助站立起來,並用來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煩惱的女兒。」「女兒得到的惟一解脫要麼吸食鴉片,要麼把雙腳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環。中國女孩在束腳的過程中是九死一生。然而更為殘酷的是,一些女嬰由於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腳的傷害,往往在搖籃中就被處死。」(《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時事出版社1997年版。)

在數百年來的絕對暴政之下,女孩反抗的軟弱多麼令人絕望。讓我們向長天灑一杯酒,為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而祈禱。可是,誰來祭奠那些數不勝數的啼哭呢?大地收集了這些淚水,生長出了漫天遍野的青草,天空收起了這些痛苦,長出了萬里星辰——是的,這大地上的每一棵小草,這天空中的每一顆星辰,就是中國歷史上飽受虐待和凌辱的女嬰;她們那麼弱小,那麼美麗,那麼無辜——她們在另一個世界無憂無慮地生活著;讓我為我曾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而深深地感到恥辱。這個可恥的公牛家族,就是在無數個小女孩兒抽搐的屍體上成長的。

如果說,束腳迎合了公牛家族那非自然的味口,那麼雛妓則「充分地」滿足了這變態的胃口。雛妓是人類對女孩子犯下的又一罪惡,遺憾的是,這一國粹並沒有被「革命的年代」所埋葬。我們看到,它穿著革命的舊上衣和市場經濟的內褲正走向當代,走向世界。

台灣作家李敖曾寫過一篇文章,控訴國民黨革命家們的荒淫無恥,呼籲人們拯救那些「要動手術才能接客的小雛妓。」(《李敖文集-中國性研究與命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 P.240。)在更早些時候,作家秦牧也描寫過雛妓的悲慘命運。我們這個民族在科學和思想領域是缺乏創造力的,但是在性虐待和酷刑方面卻顯示了非凡的創造力和傑出的想像力。「雨打梨花」就是這些「科學家」想像出來的對付雛妓的一種刑罰,「所謂『雨打梨花』之刑」,就是「把貓放進雛妓的褲襠裡,束住褲管,然後鞭打一場,讓貓兒抓破雛妓的週身皮肉。」(《自由吶喊》 石言 主編 海南國際出版中心 1994年10月版 P54-55。)這真是淫虐狂,足以讓「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化」自愧弗如。魯迅先生批判說,中國人對女孩子的性凌辱已經進入「文化」的境界了,這也足以說明中國男人對雛妓的需求動機。「連七八歲的女孩也會被凌辱,從別人看來,是等於『年方花信』的了。」(《魯迅雜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3年2月版 P.277)

這種「性學傳統」一直被保留著,發展到20世紀末,據說已經是一種利潤極高的商業項目了。而且,因一種只有欣賞小腳的民族美學才能理解的的原因,雛妓倍受來自有產階級和有槍階級的廣大嫖客們所喜愛。2000年1 月6 日《羊城晚報》報道說,廣東佛山市破獲了一起專門介紹「處女」的賣淫集團,其中一名受害者是12歲的「阿好」,她先後6 次被現代老鴇們當做「處女」提供給現代嫖客們「開處」。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間,北京人苗長順、耿秀珍夫婦在石景山區其經營的金寶酒家及位於魯谷小區的一間髮廊內,先後組織並強迫13歲幼女燕燕、14歲少女香妹、16歲少女春花和嚴明明、女青年胡圓圓等7人多次向他人進行賣淫活動。對於稍有不從者,苗、耿二人便強迫其脫光衣服,親自動手或指使他人對不從者施以殘暴手段,其惡行令人髮指。新化縣圳上鎮的盧英(化名)小學畢業就輟學在家。2000年她還未滿13歲,5月被龔躍進、龔彬彬等人蒙騙帶到廣州市太陽城賓館,這些人威逼盧英接客賺錢。在廣州兩天,盧英以死抗爭,拒不接客。第三天,龔躍進惱羞成怒,喊來三個同夥,將盧英一頓毒打,盧英幾次昏死過去。當天下午,龔躍進一夥4人租車將盧英送到南海市一個老闆的租房裡,以4000元的價格出賣了她的「初夜權」。

「寵幸」雛妓可以說是男人中的敗類的「合法消費」,還有「非法消費」,即姦污幼女。這種醜聞歷史上不絕於耳,但近年更是英雄輩出或野獸紛紜。

第155 期《新聞週刊》報道:廣東豐順縣「67歲色魔」祖接姦污14歲少女,奇怪的是,兇手至今仍逍遙法外。

1999年11月24日《江淮晨報》訊:天長市秦欄鎮天華電子有限公司職工李桂雲,1998年2月至1999年1月7日期間,在秦欄街道和秦欄小學,以請受害人幫助搬東西等為借口,分別將11名未滿14歲的幼女騙至一間空房子裡姦淫。1999年3 月16日《服務導報》報道:1998年10月,四川省蓬溪縣發生了一起誘騙 3名在校14歲女中學生到酒吧當「三陪小姐」,並致使其中兩名少女慘遭強姦的惡性事件。

《成都商報》報道:1998年6月23日晚10時許,雙流縣永安鎮某村12歲的小女孩孤身在家熟睡,遭人翻入室內強姦致傷。

2000年6月2日《解放日報》訊:上海淞江區一工地的泥水工呂孝強,2000年5月13日在工地對一5歲女孩實施姦淫。

2000年6月16日《雲南日報》訊:雲南一小學老師天良喪盡強姦9名學生。

2000年11月15日,遼寧錦州的張守志殘忍地將一名5歲幼女姦殺。

2000年6月28日,浙江溫嶺一名80歲的老翁買了一根棒冰將一3歲女童哄騙至自己家中,實施猥褻,導致女童處女膜部分破裂。

更令人噁心的是一位「穿警服老頭的暴行」。廣西隆安縣公安局長兼黨委書記,縣政法委副書記陸世長,1991年10月30日串到該縣一所幼兒園向一個5 歲的小女孩施暴;目擊者敘述說:「屋裡傳來了小女孩慘叫聲,遭凌辱的小女孩哭著跑回家,訴說了『穿警服老頭』的暴行」。

1998年廣東韶關著名的「9‧20」事件尤其惡劣:1998年9 月20日晚,一個13歲的賣花女在韶關金都酒樓被強姦,施暴者是一名姓蔡的武警部隊的幹部。此案兩個細節非常耐人尋味:一是「人渣」施暴前拿出工作證威脅小女孩說,我是警察,你不要聲張,否則我槍斃你。二是在場的與人渣一起來此「輕鬆一下」的人都袖手旁觀,這些人是包括一名法院庭長在內的「一些帶『長』字的幹部」。廣州的《新快報》、《羊城晚報》都對此一案件作了報道。

…………

強姦幼女是滿足公牛們的性需求,但它們還有物質要求,女童同樣因這種物質需要變成受害者。這主要表現在女童被賣為人妻這個方面。自古以來,像童養媳這樣買賣婦女和女童的國粹,一直是「商品經濟」在中國「古已有之」的明證之一。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買賣婚姻,特別是以異地女童為對象的買賣婚姻也繁榮起來了,無數家庭慘遭不幸,無數女童被摧殘毀滅。

2000年12月19日大洋網報道了貴州省大方縣少女荷花(化名)被賣的消息。去年6月,上小學五年級的荷花被人販子拐賣到安徽省壽縣隱賢鎮,被該鎮農民張善如以7000元價格將其買回家中。其後,張善如在家人的協助下,對小荷花捆綁、毆打、將其強行姦污,這時,小荷花剛滿14週歲。1999年10月8日,張善如通過關係竟然領到了結婚證。2001年1月20日《江南時報》報道:1997年,在河北易縣謀生的陝西山陽縣的12歲女童康明娥,被債主強行賣給當地一個叫劉鳳德的人為妻,並生了一個孩子。她後來被警方解救,但如何面對「解放」以後的日子呢?

2000年,中國政府在全國開展了一場打擊拐買婦女兒童的運動。問題的嚴重性令人觸目驚心。每當一個社會道德墮落到崩潰的邊緣時,最大的受害者總是社會的弱者,婦女、孩子和女童。「歷史的進步」以她們為代價,「歷史的倒退」也以她們為代價,這是她們永恆的命運嗎?是誰造成了她們這種命運,誰應該對她們悲慘的遭遇負責呢?在這個世界裡,弱者永遠孤苦無助,任人欺凌嗎?反過來說,當一個社會的弱者總是在夜裡哭喊無助的時候,全面崩潰就為期不遠了。但我們能指望一個與此不同的「新世界」嗎?我們已經擁有了這樣一種歷史經驗,那就是,一個又一個「新世界」或自詡的「新世界」都紛紛變成了「舊世界」。因此,今天我們要在孩子的哭聲中,在激情和理性之間進行第一次抉擇。

世界性的罪惡

把罪惡當罪惡,這是振興中國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主要任務。這一點,顯然我們這裡的工作和世界上的一些國家還有距離。但是,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對女孩的虐待僅僅發生在中國。事實上,對女童的性侵犯是一個世界性的罪惡。

一位著名的英國法醫在他的40年職業生涯中,經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傷害女童的案件。他說,在所有犯罪活動中最可鄙的要數強姦和謀殺幼女案,而犯罪記錄不幸地充滿了這類案例,連他個人的檔案裡也保存了一些特別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下面是他列舉的兩個例子:

1951年7月8日,星期日,一個名叫克裡斯廷‧布徹的7歲半女孩被殺害了,她在死前和死後均被殘暴地強姦過。殺害克裡斯廷的兇手逃跑了。就像許多殺害兒童的兇手一樣,他們以采「大黑莓」的諾言或用「糖果」將一些小女孩誘拐離開街道或進入樹林。

一個住在特威克南的12歲女童,簡稱為巴巴拉(由於顯而易見的理由,不用她的全名),被一個男人誘拐到一輛汽車裡,開到一個空曠的地方,侮辱了三個小時,最後被強姦了,幸而未被殺害。此案發生在1960年9月9日。

這位法醫還列舉了大量的父母殺害嬰兒的案例。其中一個是這樣的:一位6個月嬰兒被她的父親在面部猛擊一掌,打得如此凶狠,使她一輩子成了瞎子。法醫鑒定證明她的面部有60%都是挫傷,一條腿受到嚴重挫傷,X線檢查顯示股骨骨折,腦出血。另一樁案件發生在曼斯菲爾德,一位4個月嬰兒的父親受到了判處,因為他燒傷了孩子的臉,打斷了一條腿和一條臂,並割掉孩子的舌頭以制止其哭喊。

這位法醫引用加拿大病理學家博伊德的一句話:「生命的小蠟燭是容易吹熄的」。他對法律在保護孩子面前的無能感到憤怒。像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一樣,他被在一個「法治」國家出現這樣的罪惡行徑而被深深激怒了:「據國家預防虐待兒童協會1977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估計前一年有約8000名嬰兒受到虐待,其中約有100人因傷致死」。(《法醫生涯四十年》)

幾十年過去了,但是,「生命的小蠟燭」仍然在這星球上找不到一塊避風港,仍然無法逃避被「吹熄」的命運。這世界仍然是女童的祭壇。在前不久舉行的第一屆伊斯坦布爾少兒問題大會上,土耳其希南大學的昆塔伊教授和埃爾京索伊副教授就雛妓問題提交了一份報告。據他們估計,全世界約有300萬以上5-17歲的雛妓。亞洲國家雛妓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這些國家的大量雛妓被運往歐洲,而且其人數每年都在上升。據「國際終止亞洲旅遊業內童妓運動」資料表明:整個亞洲有超過100萬女童淪為娼妓;菲律賓約有10萬兒童在酒吧、妓院、沙灘、街頭提供性服務;越南的娼妓有20%為兒童;在柬埔寨提供12—13歲童妓的妓院就有數千間,妓女村有1100個之多,僅金邊8萬妓女中,有31%年齡在12—17歲之間;中國也有近20萬兒童被騙賣到鄰國當妓女;據估計1996年泰國的童妓已達到50—70萬,在貧困的泰北山區,60%—70%的女孩都出來賣皮肉,在過去的十年裡,泰國的妓女人數每年以10%在上升。

是的,這些創傷纍纍的小鳥,哪裡有她們的季節和草原?亞洲不是,那裡的「亞洲價值觀」隨時打算把她們「合法」地關進自己的籠子。歐洲呢?倫敦的草地上同樣散落著她們帶血的羽毛。美洲呢?自由女神是一位流淚的母親,還是一位瑟瑟發抖的女兒?「瓊是一位18歲的大學生,……她父親是位律師,在她12歲時就對她進行性刺激,在她14歲時跟她定期進行性交,每週達六次。她母親一開始就知道這件事,開始微妙地進行鼓勵,後來拒絕討論這件事。」(《虐待兒童》P44-45)美國人道協會兒童部1972年報告了5000例性虐待案。但專家們估計,真正的性虐待案數字要高出10倍。(《虐待兒童》P40-41)所有的性侵害都對孩子的身心造成巨大的傷害。

亂倫問題像同性戀一樣,一直沒有受到中國輿論的重視。但顯然,這一罪惡行徑同樣存在於我們的生活裡。是的,我們這裡還頑固地拒絕把罪惡當罪惡。但是,不把罪惡當罪惡,絲毫也不意味著罪惡不存在,正相反,當罪惡被掩蓋的時候,它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活動。

受教育的平等權利

剝奪女童受教育的權利,是這個世界施於女童的又一專制主義暴政。可以說,人類的愚蠢和野蠻集中體現在這種文化安排之中。同樣,中國在這一方面的貢獻仍然是出類拔萃的。關於這一點,只要我們想像一下這樣一個事實就足夠了:大約幾千年的時間裡,這個民族的所有「學校」中,竟然幾乎沒有一個女孩兒!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所有的女孩兒因性別歧視而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和一切孩子應該擁有的歡樂。

現在情況當然好多了。但是,歧視女童因而不同程度地剝奪她們受教育權利的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在貧困地區,女童首先要為這種貧困作出犧牲。這就好比一條要沉的船,最先扔到水裡的總是可憐的女孩子。人生而不平等的問題,種性制度的罪惡問題,再沒有比對女孩的歧視更嚴重、更普遍的了。這可能是一個永遠的種性制度,它建立在所有人的動物性的靈魂裡,因而更加難以廢除。

農村女童受教育權利受損害的現象「當然」最為嚴重。一項調查顯示,1990年全國有211萬小學學齡兒童未入學,其中農村為205.7萬,失學兒童中84%是女童。(《走向權利的時代》P701。)周衛先生是一位長期從事中國西部女童教育問題研究的專家,他說:「西部少數民族聚居貧困地區女童就學難的問題,長期以來成為中國實施初等義務教育的難中之難。」他的調查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寧夏自治區未入學的24571名學齡兒童中,女童為22091名,占89.9%。西海固地區,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25元,回族女童入學率僅為63.3%,回族婦女文盲率高達70%。在西吉縣,女童入學率僅為36.2%,有的班級甚至只有一名女生。1990年7月1日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全國尚有1.8億文盲,其中2/3是女性。1990年,211.1萬未入學的7-11歲學齡兒童中,女童就有171.3萬,占81.1%。1991年全國未入學的211.8萬學齡兒童中,68%是女童。(《教育沉思錄》P71,199,204,21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說:由於90年代期間發展中國家人口快速增長的結果,世界範圍內6-11歲年齡組的人口將增加1億人(從6.25億到7.53億)。然而入學人數並沒有以相同速度增加,估計失學兒童將從1993年的1.29億增長到2000年的1.44億。而在如此龐大的失學兒童中,絕大多數是女童。(《全球教育發展的熱點研究》P102-103)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任詹姆斯-格蘭特說:全世界1/5的人口(約10億)是文盲,其中2/3是婦女;1.3億學齡兒童未能上學,其中又有2/3是女童。(同上,P359。)

儘管從世界範圍來看,婦女教育近年來取得很大進步。但據「國際人口組織」對132個國家所作的調查,世界許多地區女孩入學率仍大大低於男孩,其中中東、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以及印度等地,教育上的男女差別尤為嚴重。該組織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稱,在男女受教育差別較大的51個國家中,女孩入學的人數要比男孩入學的人數總共少7500餘萬人。值得注意的是,該組織政治分析員尚迪克莉女士指出:在巴基斯坦,幾乎所有男孩都能上小學,但能上小學的女孩卻只佔女孩總數的一半還不到。在除希臘以外的工業國家中,中小學校的男女生入學率大致相同,即便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等遭受經濟困難或戰亂的國家,男女入學率的差距也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男孩的入學率仍大大高於女孩。尚迪克莉女士認為,誠然貧困會影響教育,但同是貧困國家,情況也不盡相同。實際上,女孩入學率往往更與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特別是對婦女的態度等因素相關。如在南亞窮國斯里蘭卡,所有男女孩都能上小學,中學裡女生甚至比男生還多;相反在與斯里蘭卡相鄰的印度,人們卻認定:「送女孩上學猶如給鄰居的花園澆水」,因此女孩入學率至今仍有減無增。在印度比哈的許多村莊,沒有一個婦女能讀書寫字。在布基納法索,15歲以上的女性只有9%能讀書寫字,只有24%的學齡女童入學。不僅女童的入學率低於男童,女童的失學率、留級率和輟學率也都高於男童。女孩即使上了學,有時也會因結婚、打工或照顧弟妹等原因中途退學。

通過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女童教育計劃支持的這類作法,世界正努力改變令人擔憂的女童教育現狀。50年前,《世界人權宣言》將教育確認為一種權利。10年前,《兒童權利公約》再次重申,所有兒童都擁有不受歧視地接受教育的權利。但是,儘管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世界人權宣言》的簽署國,儘管世界有96%的兒童生活在已簽署《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裡,但是,這成年世界並不願意誠實地遵守他們的諾言,何況,女童拿什麼來「制約」或「制裁」他們呢?

然而,這個世界因此卻無法逃避來自上帝的懲罰。女童受教育權利被剝奪,意味著這個世界永遠缺少有文化的母親,因此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脫離愚昧和罪惡。有人說:由於不會讀書寫字,女童和婦女將面臨著依附於人的黯淡前途。事實上,人類的前途因母親的文化貧困而更加黯淡的。因此,有專家指出,女童失學導致了這樣一個令人辛酸的惡性循環:「女童就學難——母親素質差——貧困愚昧多胎多育——女童就學難」。(《教育沉思錄》 周衛 著 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P64。)此外,人們傾向於認為,成人識字率和兒童死亡率之間負相關,統計表明,即使婦女只接受4年的教育,也會使她們孩子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全球教育發展的熱點研究》P114-115)即使僅僅從國家主義的立場上看,「國家」也必將因忽視女童的教育而自食惡果。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亞、中東和北非的女童、婦女和國家本身受害最大,因為在這些地區,女性的識字率還不到50%。中國在這方面,顯然擁有更加豐富的歷史經驗。

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指出:「有證據表明,一個國家為未來的增長和進步所進行的最好投資,其中之一可能是對女孩實施教育。」(《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公民權利發展研究》 夏勇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P683。)現在,世界似乎在反省中開始了行動,但改變現狀與其說是取決於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如說更取決於世界的道德發展水平。有人估計,要徹底改善女童的教育狀況,在公元2005年前世界各國每年還須花費100億美元的巨資。但是,有一點是值得懷疑的,那就是,「世界各國」是否能拿出用於軍費開支同樣的投入用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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