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光正綜合症」(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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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周以來,中國大陸網絡以司空見慣的狂熱,對郭晶晶裸照事件、特別是楊振寧與翁帆結婚事件,再度掀起了熱火朝天的批判浪潮。有作者在議報論壇評論說:「看看《法西斯主義心理學》就瞭解這些畜生了,性壓抑會導致對性事件的強烈興趣,並通過攻擊這類事件獲得釋放,越是骯髒的人,越喜歡通過糟蹋別人顯示自己干□。一項調查顯示,專門攻擊別人緋聞的的憤青,85%是手淫患者。」另外一位作者說:「就(算)那人是郭晶晶本人,又如何?幹你們鳥事?那是她的自由。中國人就他媽有病,無聊又狠毒,每個人都有性病,卻又個個偽道學。這些人才是中共培養起來的最無恥的流氓。」引起我興趣的並不是如何評判這種「人民熱情」──那背後的黑暗情緒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而是促使我重新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人對人是狼,這一原則怎樣根深蒂固地統治著心靈和舌頭,怎樣在你死我活,你惡我善的二元思維習慣中毀滅每個人的。

一、「偉光正綜合症」的誕生

每次看到中國作者創作的「商榷」或「揭批」文章,我從心裡往外感到恐懼,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說話呢?顯然我不反對批評,我一直希望能鼓勵和參與一種真正的批評風氣,介於詛咒和吹捧之間的健康文本。但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檄文」或「歌頌」性的文字。我一直在思考漢語「批判文章」本身的文化品質。無論是什麼信仰和什麼主義,所有漢語批判幾乎都存在這種激進主義特徵,都可以通過語言暴力來彰顯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或者那些對對方的徹底毀滅正是為了論證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好話說的漂亮得嚇人,罵人的話狠毒的也嚇人。為了達到毀人利己這一目的,從私生活到信仰,從行為習慣到基本觀點,從會議辯論到暗中中傷,所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都可以拼在一處趕盡殺絕──真是恨不的吃爾肉,喝爾血,碎屍萬段,銼骨揚灰,不共戴天。好話能說到什麼程度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事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或者御風而行,養浩人之氣,德配天地,口含天憲,寧死不屈,驚天動地,並嚇哭鬼神(所謂「泣鬼神」)。人究竟是什麼呢?想想這些謊言就讓人不寒而慄,不慚而愧。特別是否定性的,沒一點點同情和寬容,必至對手於死地而後快。沒有任何反省,沒有一點點自我懺悔,我全對,「敵人」全錯,上來就是破馬張飛的詛咒和謾罵。即使在所謂「自由主義陣營」中,這種現象同樣屢見不鮮。這種敵人意識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

在我看來,這種精神疾病可以稱為「偉光正綜合症」。其基本特點是,一方面,他不承認人的普遍局限性,因此首先不承認自己有局限性,其次不能容忍別人有局限性。另一方面,正因為事實上自己有局限性,所以一定要通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強調別人的局限性來論證自己的無局限性。換句話說,「偉光正綜合症」存在兩個方面的臨床特徵:第一,因為我「偉光正」,所以我有權毀滅別人;第二,為了證明我是「偉光正」,我必須先毀滅別人,「偉光正綜合症」一定要毀滅別人,這種否定人格是它存在的心理學前提。共產主義運動就是所謂否定之否定的運動,否定是它的本質。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否定則針對具體個人和生活本身。不認罪是這種疾病的根本原因。他們一定要殺人,因為他們有病。無論自由派,還是左派,無論是無神論者還是有神論者(想想那些基督徒一邊強調「屬靈」一邊罵人就讓人絕望無地),不能否認,我們都是中國教育的合格產品。學校教育對人格生成的影響、孩子模仿能力和適應能力之強,這兩方面的原因使我們相信,民族精神,我們的精神,都是在校園裡奠定了的(當然是什麼奠定了校園的精神原則,這個問題我們先不展開討論),並在生活中不斷通過經驗得到加強。本文重點探討中國學校教育與「偉光正綜合症」之間的相關性。

中國學校教育至少存在六個基本特徵。第一、學校以暴力原則為基礎把校園變成了兒童勞改營(請參考拙文《學校,兒童勞改營》)。第二,扼殺學生個性自由和創造性。第三、成人(教師)中心主義。第四、考試制度的絕對統治。第五、反理性主義。第六是性教育的極端落後。我們分開來討論。

二、以暴育暴:暴力導致暴力和犬儒

校園暴力或教師暴力的後果有兩個:第一是把學生培養成暴力的信徒,培養成暴徒或信奉力量而不是道理的人。第二個後果是把學生培養成膽小怕事的奴才,成為小心翼翼的犬儒主義者,學會趨炎附勢,討好權力,或者奉行狡猾策略來躲避各種風險,謀取各種利益。

暴力教育的最直接的後果是學生對暴力的直線反應:直接向教師和家長實施暴力。間接後果是學生在校園和社會中複製在學校習得的暴力經驗,造成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學生暴力完全忠於教師暴力的原則,即傾向於向更弱者下手,包括文革中的政治受害者,生活中的年齡更小的人或任何被「群眾專政」的人等等──偷偷趁機踹一腳(如果躲在電腦屏幕背後就更好),特別能說明這種習性。

我們先看看學生對師長暴力的直接反彈。關於教師和學生「鈕打在一處」的案例,最近頗多報道。但在混戰中,學生的反抗往往被無情地「鎮壓」了。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而學生的報復手段也是各有千秋。(略)

以暴力為樂這種精神狀況是令人絕望的,說明了矯正工作是非常艱難的。在這種精神狀態中,暴力甚至不是不得以的自衛手段,而是具有正面意義和審美價值。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呢?一方面,我們的思想理論承認暴力的進步作用,另一方面,教師的示範作用促使孩子們把教師暴力行動看成是榜樣,每個人嚮往那種強力和獨斷的權力英雄,而對軟弱被欺的恐懼記憶深刻。昂然,暴力審美也是家庭和學校長期以來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上逐漸培養起來的。法國教育家蒙台涅(1533-1592):「我發現巨大的惡習萌發於幼年時期,所以最重要的教育掌握在保姆手中。有的母親視小孩用手卡雞脖子、打狗和貓為消遣。還有的父親更愚蠢竟容忍孩子無辜打雙親和僕人,還認為這是軍人精神的表現。他們還把孩子用欺騙手段哄騙小夥伴的行為,視為討人喜歡的惡作劇。殊不知,如此這般正是殘酷、暴虐和背信棄義等惡習真正的種子和根源。他們由此發芽、成長,最後形成習慣。」(《園丁的耕耘》P141-142。)而「習慣是世界的皇后」。世界現在在這個「皇后」的絕對統治之下,遺憾的是,每年我們都看到,一批新的暴徒正悻悻地打開學校大門,而老師們正忙著向新入學的孩子宣講監獄制度的基本守則……

暴力導致暴力,這當然不是唯一的。暴力也導致軟弱和馴服。暴力本身就是一種軟弱,而被暴力欺壓的人最經常的表現是容忍,逃避和恐懼,或者就是消極適應,變得事故,討好老師。

英國作家奧威爾在談到自己「幸福的童年」的時候,這樣來說明暴力事件對孩子的影響的:「在你8歲的時候,就給拋出了這溫暖的窩,投入一個充滿暴力、欺詐和詭秘的世界,就像一條金魚給投進了滿是尖刺的水缸。對你的欺壓,無論達到何種程度,你都沒有辦法。你只有靠打小報告來自衛。」(《奧威爾經典文集》P362)懲罰體制的惡果是培養出靈魂上的奴隸。在學生時代因尿床常受體罰的奧威爾說:經常受懲罰,使「孩子們自己的大腦相信體罰的效力。」(P350)他回憶說:「從8歲甚至更早的時候起,負罪感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我。」(P356);這是「只有童年才有的悲傷的體驗:一種淒涼的孤獨無助的感覺。我被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給鎖在一個非常邪惡的世界中,並且,這個世界的規則是別人制訂的。我知道尿床是件壞事,但我無法控制。……因此,你完全可能犯了一件你自己也不知道已經犯了的罪過。……我如今是在一個我不可能做好孩子的世界」(P344-345)。看來,那個成人帝國因成功地培養出自願的奴隸意識而企圖存續千秋萬代。

三、個人喪失:烏合之眾的誕生

孟子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籐文公下》)長期以來,這種思想主導了中國的文化精神,教育的目標也自然把「天地君親師」樹立為偶像,而個人則消失在這些偶像崇拜之中。中國社會是一個缺乏個人主義觀念的社會,這種特點已經是持各種相同或相反價值觀的研究者的共識。在我們看來,在中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環境中,個人主義在人的童年就被當作是一種異端而被懲罰,所以教育在個人消失的歷史悲劇中承擔著重要責任。

那麼究竟什麼是個人主義呢?相對於社會本位主義或者社群主義來說,個人主義相信個人的價值是第一位的,而社會或群體的價值是次要的,個人是目的,而群體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手段。不僅如此,有論者甚至認為群體是不「真」的,因為真實地存在著的只能是一個個個人。因此,社群主義往往是為了某些極端個人的利益來以群體利益為借口來壓制普遍的個人權利。比如,學校教育對個性的壓抑果真是為了「群體」的利益嗎?我們發現,第一,這種壓制是首先是教師個人利益的延伸,其次是為了黨的利益。

正因為如此,個人主義被看成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

「平民個人的崛起無疑是現代社會中一個最本質的特點,毫不誇張地說,現代文明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愛默生把個性定為『現代社會的特點』。他堅持認為『人不是造的象盒子那樣……千篇一律的,一樣的向度,一樣的能力;不是的,他們是經過令人驚訝的九個月才來到世上,每個人都有一種不可估量的性格和無限的可能性。』個性便是一個人的價值所在。無論何種情況,他都不應該犧牲自己的特性去迎合社會。『誰要作個人,必須做一個不迎合者。』」(《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錢滿素著三聯書店1996年出版P196,208-209。)

所以深刻的思想者莫不是個人主義者。這種觀念不僅是深刻的,也是誠實的。而缺乏個人主義觀念的社會,由於個性的喪失而失去創造力必然導致各種形式的停滯,也因虛假的「大義名份」導致對個體的暴政。

那麼中國為什麼敵視個人主義觀念呢?有論者說:「中國人在理解個人主義這個概念時確實有明顯的困難。在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裡,隨便哪個無名之輩的自作主張意味著對現狀的顛覆,必然被斥責為不守本分,狂妄,甚至大逆不道。」《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P196。)這種分析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我們必須還要追問,那就是為什麼中國對「現狀的顛覆」如此恐懼、而中國果然是一個「等級社會」嗎?

在我看來,對現狀的保守跟保守現狀的力量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密切相關──由於一種「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原罪」感如此強烈,所以安於現狀被看成是保存生命和既得利益所必須的。中國社會的起源不是在理性合議的基礎上建立的,而是來自「征服」,而「征服」──按洛克的意見──是沒有合法性的。所以,在中國,一切現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安排,都是這種永遠的「合法性危機」造成的。

所以對個性的壓制不是因為中國的「等級制度」,而是因為一種普遍性的「不當得利」導致的存在焦慮。中國並沒有真正文化意義上的等級制度,中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貴族和平民這種社會分層,由於實行非長子繼承製以及循環災變導致的社會地位頻繁置換,「等級制度」永遠是臨時性的。我們想要說明的是,是合法性危機而不是等級制度造成了中國社會統治力量對現狀的保守,而個體是在這種保守勢力之中被消滅的。

那麼,一個沒有個人的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用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觀點,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烏合之眾」組成的社會。勒龐認為,「烏合之眾」的一般特徵有兩個:第一是因在群體中責任主體的不明確而個人感覺自己力量強大,傾向於本能的發洩,敢於為所欲為,第二是群體內部的情緒互相傳染,易受暗示並輕信,容易訴諸暴力(包括語言暴力)。所以勒龐說:「群體很容易作出劊子手的舉動,同樣也容易慷慨赴義。」(P26)(《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龐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出版。P16,20,21。)我想網絡自由為這種烏合之眾提供了現代手段。由於個人不被重視和個人的軟弱,在烏合之眾的社會裡迷信「多數暴政的合法性」,也迷信「人多力量大」這種生存鬥爭的經驗。

現在,我們還需要為「烏合之眾」這種社會補充第三個特點,那就是烏合之眾永遠是非組織狀態的,或者說它的組織永遠是臨時性的,更多時間是一盤散沙。個人主體的存在是社會合作的前提,由於個體的喪失合作也就喪失了前提。所以在中國社會,生活是通過搶劫建立起來的,而不是通過資源合作組織起來的。事實往往和人們理解的正相反──越是缺乏個人主義觀念的社會,合作意識越是缺乏,而衝突則進一步導致強制,進一步導致個性的淪亡。

如果說個人是在童年消滅的,那麼重建個體的黎明也應該從童年開始。家長和教師應該學會鼓勵個性的發展,尊重個體的尊嚴。我希望有人能寫一篇梭羅式的《論公民的不服從》這樣的論文,這就是《論學生的不服從》。我們並不是要鼓勵學生對教師的頂撞或文革式的「不服從」,而是尊重尊重並幫助孩子發展自己的獨立人格。事實上,「文革」的學生造反恰恰是反對個體獨立的,它是對更高權威的盲從,是對「烏合之眾」原則的投降。

四、成人權威:通往奴役之路

自從魏特夫(Karl A.Wittfogel,1896──)提出「東方專制主義」(參見《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美)卡爾-A-魏特夫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個概念以後,國外漢學界對中國文化的爭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不管漢學家們的學術分歧和意氣之爭有多大,在這一點上卻仍然是共識:「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國,在其輝煌的四千年歷史中,中國從為出現過民主政府。」(《論民主》(美)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著商務印書館 1999年11月版,P2。)我們並不是要討論中國政治文化的起源,本文關注的問題是,這種歷史狀況和教育之間存在的互動關係。

我們知道,一個民主社會就是一個不承認監護政治的合理性的社會,也就是承認「公民能力」的社會。相反,專制社會就是一個喪失了公民能力的社會。公民能力的喪失一方面就是個性的喪失(參照上一節),另一方面是對傳統權威監護權的順從。公民能力的喪失在以成人或教師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中,從兒童時代就開始了。威權主義國家從威權主義家庭和學校中受益非淺。後者「成了塑造國家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工廠。」(《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P25)

專制社會的原則是恐怖,它的美德或意識形態原則是服從。而恐怖和服從正是成人中心教育的主要社會功能之一。教師中心就是要求學生絕對服從教師,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不可能是現代公民,而是自覺服從各種權威的奴隸。「孔子認為,要求對父母和師長的絕對服從的教育成為賴以建立對社會統治者絕對服從的理想基礎。……『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既然專制暴君是這樣要求的,教育便教導人們要無條件的服從。」(《東方專制主義》P150-151。)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校園恐怖和暴力以及「紀律」是絕對必要的。

除了暴力以外,服從的培養是通過三種思想教育來完成的,第一是確認權威是真理的代言人,第二確認權威是道德仁慈和完美無缺的,第三,就是在禮儀上培養對權威的屈從習慣。這就是說,不僅要對權威有內在的心理上上的崇拜,還要對權威要有一種象徵性的外在的臣服。成人中心主義教育在這三個方面,都「恰到好處」地完成了權威主義交付它的社會任務。

關於服從性的禮儀,我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魏特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是說:

的確,一切文化都有它們表示尊敬的禮法;有很多姿態就意味著表示從屬關係。但是沒有一種象徵像跪拜那樣突出地表示絕對服從。……地位低微的人可以把兩手交叉,像綁縛著一樣,以表示他的屈從。他可以舉起空無所有的雙手來表示自身利益解除武裝。或者做得更極端一些,像動物一樣四肢匍匐,在地上扣頭和吻塵土。……毫無疑問,習慣成自然,人們對於跪拜的屈辱性含義的感受變得遲鈍了,而且美學方面的成就把跪拜禮的採用美化了。但是不論把跪拜禮說的如何合理化,多少年以來,這一禮節始終是卑賤屈從的象徵。(《東方專制主義》P151-154。)

這種跪拜文化真正的文化功能,不僅在於他把所有人都培養成跪拜權威的人,更在於把每個中國人都培養成被別人跪拜的人──或者講之培養為民族信仰。這也正是「偉光正綜合症」的心理根源之一。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探求真理,甚至也不是讓對方看見錯誤,而是要讓對方跪在自己面前。越是有跪在別人面前恥辱經驗的人,月是要求別人跪在自己面前這種勝利儀式。從江澤民閱兵到網絡大批判,這種權威人格是共同的。

對服從的極端強調同樣起源與合法性危機,關於這一點,已經不需要再討論了。但服從不僅僅產生了威權主義的絕對統治,也產生了絕對的不服從。一方面,對權威的造反成為社會變遷的唯一手段,因為屈從的絕對性使社會變動喪失了可替代手段。另一方面,每個個人都成為一個權威崇拜者,恐懼權威又期望自己成為權威。

這種心態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權威人格」。每個人被奴役,恐懼權威,同時又喜歡造反,喜歡奴役別人,渴望自己成為權威。「這種小人很好地研究了大人物的行為,以一種扭曲的怪誕的樣式再現了它。」(《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奧)威爾海姆-賴希著重慶出版社1990年出版,P5。)所以在中國,社會變遷並不是公民和臣民之間的替換,而是兩批權威人格者的替換。同樣,在中國,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存在一個大大小小的暴君,他們服從更高的權威,卻在自己的領域內實行著同樣殘暴的管制。

在這種意義上,奴隸和暴君是二位一體的。比如,教師是奴隸還是暴君?答案是,他是奴隸,所以他是暴君,或者,他是暴君,所以他是奴隸。問題是,他把自己領域內的臣民──學生──也完全塑造成了自己的姿勢。而當一代一代這樣的攜帶權威人格病毒的青年湧向社會的時候,我們怎麼能期望歷史有一個新的文化起點呢?「萬里無雲,這是我永恆的悲傷。」(海子)

五、考試統治:年輕的名利之徒

服從是一種消極的控制手段。因此,威權社會需要有限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來積極地自我保存,這是社會功能論者的一個基本觀點。除了戰爭期間通過軍功獎懲來實現這一目標以外,和平時期的社會流動主要是通過科舉來實現的。由於國家控制了全部社會資源,因此通過科舉考試擠進利益分配圈子就成為每個人唯一的人生理想。由於資源絕對稀缺,考試競爭之殘酷可想而知。

中國人的人格缺陷之一可以稱為「考試綜合症」。十幾年的嚴酷考試,必然會塑造一種與眾不同的民族心理。我相信當代中國人,每個人都存在這種心理疾病。由於考試成為生活目標,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上升為精神生活的本質。在中國,不是對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對愛的追求,而是對活著或更好地活著的追求成為全部生活目標。對於中國學生來說,考試──做人上人,是天經地義的真理,是天經地義的善。由於威權統治,由於競爭殘酷,為實現這種理想,孩子從小就學會了機會主義的生活態度:極其發達的名利慾,生活的極端不安全感、對競爭的病態緊張,以及不擇手段地通過殘害別人而出人頭地,對受害者落井下石或者毫無同情心並對所有人的不幸傾向於幸災樂禍──殘酷競爭意味著人對人是狼。

這是一種令人絕望的現實。政治入教則進一步鼓勵了學生的機會主義態度。比如,三好學生和入黨,由於教師控制名額,討好教師和排擠同學就成了自然的進取策略。我們悲哀地發現,即使在年齡很低的學生當中,那種「成熟」,不講真話、揣摩對方心思、迎合提問者等等,極為普遍。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了孩子,只有一些小大人,而且是有嚴重的人格缺陷的小大人。易言之,學校教育培養的不是正直、智慧的畢業生,而是年輕的名利之徒。

正是這些年輕的名利之徒構成了我們當今社會的基礎。他們唯一感興趣的是名利,而不是是非──即使他們大意凜然地談論是非或道德高調的時候,你也能發現他們仍然是為了利害。他們可以一邊談寬容和愛一邊殺害任何一個可以表現自己偉光正的陌生人。他們甚至比老一代人更無道德感,更精明於投機取巧和趨利避害。他們像一群急於擠上分贓的海盜船的乞丐,瘋狂擠進體制內,打算在風暴來臨之前搶更多的東西。這種犬儒主義狀況是非常嚴重的,這也和90年代全社會的犬儒互為表裡。

我曾經和一些在省府工作的新來的畢業生交流,令我吃驚的是他們對領導的曲意逢迎,更令我吃驚的是這種經驗之嫻熟,那種「自然」。在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上,他們毫無同情心,也毫無是非觀念。不僅如此,是否是成熟嘲笑的對象。他們是從哪學來的呢?他們是中國學校「合格」的畢業生。

這種生存態度從根本上說,來自生存恐懼和對未來的不安全感。青年人願意付出道德上的代價以便盡可能多地在社會上找到一個落腳點,以便在「吃不飽穿不暖」之「前吃多佔」,或者基於同類原因,通過出人頭地來成為他人仰視的「權威」。無論是前者「急匆匆的立業」,還是後者「惡狠狠地成名」,都和他們對生活的艱苦記憶以及關於這種艱難的教育密切相關。

由於我們已經講過的歷史性原因,中國人生活的確非常艱難。這種記憶是真實的,它是「實用理性」這種人生態度產生的主要根源。但問題是,另一方面,對生存的恐懼完全是真實或現實的嗎?我覺得在一種程度上,這種恐懼本身製造了新的恐懼,並把恐懼放大,使人成為恐懼的奴隸。

我們的家庭和學校,反覆告訴孩子們生存維艱,資源有限,因此不拼不能活,不搏不能「贏」,不擠不得食,不壞不富貴。於是人成了一個緊張的生活機器,沒有精神生活,沒有社會生活,只有活著,拚命地跑,片刻不喘息。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生存恐懼本身強化了生存緊張,而事實上情況也許不這麼壞。或者說,本來情況可以好轉,恰恰是由於這種你死我活的「拚搏」,社會忙於分配而忽視了生產,或者忙於生產而忽視了創造發明,我們的生才越來艱難。

不僅如此,我覺得渲染生活的艱難在一定意義上也出於家長、教師和社會的某種習慣性惡意。為了各自的利益(如社會的穩定利益、家長培養孩子感恩、教師顯示自己重要,等等),成人煽動了孩子對生活的恐懼感。有人說,「除了人以外,最強的結合裡仍然是政治家和政府首腦使用的恐懼這個手段。政治家煽動人民對敵人的恐懼,也煽動人民對紊亂的恐懼,聲稱有秩序的社會具有導向作用,會給我們帶來導向和安全。……用恐懼來控制人畢竟是一種統治策略。」(《哲人小語──我與他》卡林-瓦爾特編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P518。)出於類似的理由,教育家則煽動學生對生活的恐懼,聲稱只有接受教育並按他們的意見接受教育才可能獲得生存。急於奔命使孩子們失去了社會關懷和對真理的愛,成了麻木不仁的臣民,而缺乏公民興趣。但正是這些勤勞的螞蟻構成了我們校園體制的合法性,構成了我們社會的基礎。

生活是艱苦的,但這種艱苦的責任在成人世界,而現在壓力卻全部轉移給了孩子。資源是短缺的,但有些誇大其詞,這種誇大其詞培育出生存著的動物,卻沒有培育出健康的人。

最後,不容否認,學生的市儈和機會主義不僅是灌輸的結果,也是摹仿結果。由於教師失德,所以學生失范。這二者之間的相關性是存在的。西班牙教育理論家維夫斯(1492-1540):「要是做父親的看出教師──他兒子的榜樣,是輕率的或不正經的,他能有什麼指望使他的兒子培養實際的智慧和虔敬的美德呢?」(《園丁的耕耘──世界教育名家傳世精品》,P11,宋建林主編改革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這話同樣適用於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每個孩子起初有很好的道德感,但他們往往在家長和教師身上第一次體會到虛偽,然後是深深的道德絕望,最後是麻木,並習慣於成人的非道德生活方式,甚至還青勝於藍。有外國觀察家常常感慨中國學生「不顧羞恥地作弊。」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學生的家長和教師是如何不知羞恥地搞錢,搞權,並如何勾心鬥角,麻木不仁。我們看看這樣的例子:1999年10月19日《羊城晚報》報導了安徽省蕪湖市獅子山小學的一件醜聞:老師為提高考試成績的名次,哄騙學生裝弱智,結果這名學生被中學「拒之門外」。想想看,這個學生此後將如何對生活擁有信心?這樣極端的例子還有很多。哈爾濱市香坊區軸承廠一子弟中學某班的老師用重金獎勵告密者,凡舉報一名違犯紀律的同學,被舉報者罰款5元,舉報者提成3元,留下2元當班費。這個政策一宣佈,許多學生樂不可支,積極尋找別人的過失以求自己發財。整個班上人人自危,大家帶著強烈的恐懼坐在這互相告密的環境之中。(中國爸爸媽媽網轉載《北京晚報》文章《老師出邪招,舉報同學有提成》)。是的,道德感就是這樣被進一步徹底埋葬的。

六、文學思維:為什麼有話不好好說

一個只講力量和利害的民族,往往不講道理和是非。或者說它講另外一種假道理,並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話語方式和文字符號。這種話語方式就是我所說的「詩性語言」,它所承載的民族精神就是我所說的「文學思維」(參見拙著《災變論》)。「詩性語言」和「文學思維」是文學教育培養起來的。關於這個問題不再贅言,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分析的「詩性語言」是如何和民族精神互相作用的。教育家和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 vou Humboldt,1767-1835)說:「由於語言的存在,民族差異才成為一種受人注意的精神現象。……語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對語言不斷施於影響的自然結果。……而語言則把它所獲得的這類特徵固定下來,並以此對該民族產生反作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德)威廉-馮-洪堡特著商務印書館 1999年出版P203-204。)

古代中國語言分兩大類: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現在我們生活中的語言有三大類,一種稱姚(文元)體,就是新聞聯播和報紙上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缺乏信息量,卻輝煌壯麗,氣勢磅?、或正義凜然,或語重心長。第二種稱為王朔體,以市井厘語和俏皮話為主要內容,充滿犬儒和機智,也充滿髒話、得意和無奈。第三種稱為楊朔體,就是作家和詩人用來寫作的,或滿腔悲憤,或淚流滿面,或興高采烈,或一往情深。但是無論那一種語言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話不好好說,或者拐彎說,或著「說著說著就要動手」。對「有話不好好說」的「詩性語言」可以總結出三大特點:非理性、否定性和實踐性。我們進一步做具體分析。

1、非理性

文學思維和這樣一些詞聯繫在一起:衝動、急躁、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等。總的說來,文學思維缺乏推理能力,而是用想像代替推理,用抒情進行價值判斷。關於文學思維的這些特點,可以參考龐勒對「群眾心理」的相關描述:

這種思維習慣「從邏輯上屬於十分拙劣的一類」,它也有推理,「它的推理也要借助於觀念」,但它所採用的各種觀念之間「之存在著表面的相似性或連續性。」這種推理方式「類似愛斯基摩人的方式,他們從經驗中得知,冰這種透物質放在嘴裡可以融化,於是認為同樣屬於透明物質的玻璃,放在嘴裡也會融化;他們又像一些野蠻人,以為吃下驍勇敵手的心臟,便得到了他的膽量;或者像一些受僱主剝削的苦力,立刻便認為天下所有僱主都在剝削他們的人。……把彼此不同,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因此不妨說,他們並不推理或只會錯誤地推理,也不受推理過程的影響。」(《烏合之眾》P48-49)

柏拉圖對文學思維也進行過即使不是開創性的也是經典性的批評:

「在柏拉圖看來,詩歌是欺騙:他提供模仿的模仿,而生活的目的是尋求永恆的真理;詩歌煽動起難以駕駑的情感,向理性原則挑戰,使男人像個女人;他誘使我們為取得某種效果而操縱語言,而非追求精確。詩人發送出很多精美的言辭,可是,如果你問他到底在說些什麼,他們只會給你一個幼稚的回答:不知道」(《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裡達》(美)馬克-愛德蒙森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出版,P1)。

任何原始民族都經歷過「詩性語言」階段,但有的民族很早就從詩性語言進入了理性語言時代。在這方面,希臘社會是一個特別著名的範例。雖然詩和歌也是希臘社會早期主要的精神文化形態,但很快理性語言就支配了精神世界。不僅如此,希臘的詩歌事實上也一直沒有被抒情完全統治,「在詩和歌裡面,詞及其思想內容佔據主導位置,伴隨的韻調和激情只起次要作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P213。)漢語則長期停留在詩性語言階段,這種語言從象形文字到文字的運用都是一種獨特的比喻,往往又出乎意料地把不相關的概念組合到一起,通過想像力來影響事物的本質,並傾向於把無生命的事物和有生命的事物列為同一範疇(比如很多這樣的歌詞:「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你搞不清楚它在說什麼),也傾向於進行「本質主義」的思考(「究其本質」、「不可告人」、「別有用心」,等等),對事物背後的神秘力量充滿巫術般的想像。在洪堡特看來,漢語是「偏離高度規律的形式的語言」。他說:

「即便是最堅定地捍衛漢語的人恐怕也會意識到,漢語並沒有把精神活動確立為真正的中心,使的詩歌、哲學、科學研究和雄辯術以精神生活為出發點同樣成功地繁榮起來。」(《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P299。)

首先,詩性語言有一種自我拔高的功能,但卻缺乏信息量。它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使自己在言說的同時被自己感動,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或不受自己控制。比如,我們常常說:「啊,祖國!」話一出口,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於是我們就高大起來。或者「慘啊」,於是竇娥瞬間就控制了自己,苦大仇深成為不可扼制的情緒。再比如,「狼煙四起」,一看到這個詞我們眼前就出現一幅戰爭畫面,但究竟有幾匹馬、多少士兵,你不可能知道。

其次,這種自我感動的力量發展到極端會出現一種叫「自體中毒」的輕微精神障礙,即自己被語言控制而不是相反。最經常的症狀是「真實謊言」:一個人經常通過比喻來說明一件事情,說著說著自己都以為那是真的了,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結論。我們舉個例子:有一位文學教授,他參加了一個評委會結果自己給自己評了獎。這自然遭到了批評。他很生氣,就說自己政治處境很不好,這些知識分子的像別人一樣搞政治迫害──請注意,他的結論來了──這些人竟然搞政治迫害!這時候他熱淚盈眶,他被自己感動了,並毫無疑問是真誠的。這種感動是輪番上升的,具有越說越激動越激動越說這種再生機制,最後可能衝動下訴諸暴力或其他非理性的行動。我認識一位「民間作家」,他和朋友吵翻了,理由是這樣的,下面是他的推理方式:1、我猜疑他可能是A,2、A是惡的,3、他竟然是惡的!於是他覺得和朋友「不共戴天」。更愚蠢的現象則是:旁觀者看到他的揭發則驚呼或做恍然大悟狀──原來竟然是這樣(但我可不是這樣)!

當然,這種自體中毒有時候掩蓋著某種極端自私自利的動機,只是由於把否定放大到他人身上,通過抒情的作用想像成為真實,掩蓋了自己的真實心理──但心理學上的研究比這種想像力深刻的多──我們知道:攻擊和抱怨,這本身已經是內疚。自己被自己感動的心理真相往往是,良心急需文學的援助。

2、否定性

詩性語言首先來自資源匱乏約束下的主觀自由的匱乏。同時,這種語言反過來又為爭奪資源服務。一方面,詩性語言為不當得利進行道德辯護,這種辯護一般說來在邏輯上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利他主義。另一方面,詩性語言成為搶劫生活的號子──語言暴力是生活暴力的意識形態。

這種語言暴力在本質上是一種否定的語言,即通過對他人的否定來毀滅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在生活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或者在劣勢的情況下通過語言攻擊取得心理平衡。

首先,詩性語言在邏輯上──也由於資源爭奪的你死我活的性質──迷信善惡二元論,走極端,不寬容。它設定兩個價值極端,由於人自我中心這種天性,他人總是處於惡的那一端,並罪不可赦,沒有任何好處,自己則處於善的這一端,好的天花亂墜,白璧無瑕。沒有任何中間狀態,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魔鬼就是天使。基督教文明因上帝這一縱向公設使所有的人都在靈魂上是平等的,既不可能是天使(沒有人是神),也不可能是魔鬼(每個人都是神的孩子),但在漢語世界,這種理性認識是不可能發生的。

其次,在上述道德上的「階級成份」劃分完畢之後,「善」就要對「惡」進行否定,而且必須是徹底的否定。就這樣,人神共懼的中國大批判誕生了。這種大批判之不講道理,就是通過抒情武裝自己、然後通過「本質主義」的獨斷進行論斷來實現的。否定性語言同時在心理上受權威人格的影響,因為批評別人客觀上有暗示自己比被批評的人要高明這種功能,所以,中國人都特別深愛此道,並隨時願意加入這種「群眾運動」。正如魯迅說的,他們在說「世風日下」的時候實際上是想說「他們世風日下」。有時候,對他人的全盤否定是通過對另外的一個人的全盤讚揚來進行的,有時候這種否定則指向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以顯示自己與眾不同。舉個例子:如果兩個人在爭論,批評家唯一的反映是不問是非,而是兩個人都否定,以暗示自己「和他們不是一夥。」即使流氓強姦婦女,他也寧願評論說,那兩個人太不成體統了!

這種人可以命名為「批棍」,我批故我在,是非不重要,批判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須批評。我一批評,我就「贏」了。所以在很多討論會上,中國人根本無法討論問題,也不會傾聽,爭吵成了家常便飯。而在互聯網中文論壇上,口水與磚頭齊飛,冷嘲共熱諷一色。對於這種愚蠢的狀況,由於匿名發言往往更沾沾自喜,沒有任何恥辱感。

否定語言還具有「事件飢渴症」,渴望別人出問題,希望出突發性事件,希望窺探陰私,然後見獵心喜、落井下石,居高臨下進行批判,進行機會主義的自我凸現。「批棍」對他人的不幸缺乏同情,他人的遭遇成為他起哄的材料和化裝的顏料。嫉妒在這裡也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稍有名氣的人,或者女明星,更容易點燃「批棍」的熱情。經常的話語是這樣的:「連他都這樣,真令人失望」、「其實難符啊」,等等。《聖經》上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在這裡,使人紛爭的人自以為有福了。

社會性原因並不難找。就是否定指向各種社會資源(如注意力、政治地位、經濟利益等),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和教育最密切相關的的原因就是:「賤民」因為長期壓抑試圖通過語言攻擊實現自己的「想像力執政」,這是一個普遍性的事實。研究認為,學校的管制和否定性評價培養出來的學生就習慣於操持否定語言。

正因為如此,有人把中國稱為一個罵人的國度。「罵」是否定性語言的極端形式,否定性話語還要配以激烈的音調,而這音調反過來有鼓勵語言的粗暴。中國民間罵人花樣之豐富、內容之無恥,確實蔚為大觀。筆者曾經有幸在某時公安局實習,清楚地記得有這麼一段對話(立此存照僅僅為了研究,特請寬恕):

警察:操你媽,誰讓你站起來了!

民工:你怎麼罵人……

警察:你媽X誰罵你了?操你媽,你給我跪下!(踢了一腳)

民工:我的腳累了……

警察:你媽了X的,我看你是找抽了(一頓耳光)!

民工:(哭)

警察:哭你媽了X啊,我操你媽了?瞧你媽X那操性,我他媽的打不死你──操你媽你還敢看我?你媽X你以為你是誰?到裡面我他媽整死你(又一頓拳腳)!

民工:大哥,我不敢了,大哥,我錯了,我錯了……

警察:錯你媽X!錯哪了?說?操你媽你為什麼錯,知道錯你媽X還犯(更強烈地踢打)!

(過了一會兒)

民工:大哥,我要上廁所。

警察:(不理睬)

民工:我實在憋不住了……

警察:別不住了,拉啊,憋不住了和我有啥關係啊?!

……

這段「對話」給我強烈的刺激,我能感覺到這種語言包含著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密碼。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能力把它全部破譯出來。我在《災變論》中提出建立一門學科:「中國罵學」,我想這對於理解中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為這種語言僅僅是個別警察的語言習慣,從特徵上說,它是包括所有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的共同語言習慣,僅僅是具體措辭方式不同而已。這種「對話」的姿勢實在太普遍了,而基本上是行為暴力的伴奏。這種語言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詩性語言:它是比喻(「暗喻」),是極端的想像,並把想像當成事實。如「你是狗」,「操你媽」,等等,實際上「你」不是「狗」,而那種「性行為」也沒有發生。這種想像和「疑是銀河落九天」這種詩句所蘊涵的文學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當然,也有只罵不動手的,這在各個地區有不同的表現。至於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也毫不遜色,不過大體上屬於只罵不動手之類,不過他可能是在為國家暴力伴奏。孟子說:「無父無母,是禽獸也!」這種姿態讓人不寒而慄。想想吧,如果給他權力,他對「禽獸」實施最殘酷的暴政肯定會以為是天經地義的──問題的根本在於,如果別人是「禽獸」,孟子必然也是「禽獸」,至少有禽獸這一面。知識分子的另外一種罵術就是反諷,這個問題我們也討論過了。反諷沒有愛和寬恕,只有憤怒和蔑視,而且還沾沾自喜,而從反諷的語言暴力發展到政治暴力的「距離是最短的」。在某種意義上,反諷或雜文是漢語思想根深蒂固的精神頑疾之一。不過無論是直接罵人,還是通過反諷罵人,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實現卑賤者的精神勝利,也是為了象徵性地樹立起自己偉光正的形象──包括通過諷刺偉光正而樹立自己另外一種偉光正的形象。

3、實踐性

文學語言也有強烈的實踐意欲。由於情緒的氾濫和自我感動,它會「說著說著就要動手」。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儘管「動手」的方式各不相同。

這種實踐性首先表現在語言主要用於社會生活而不是精神創造,因此中國文化沒有科學和哲學精神,只有實用的道德倫理和權術兵法,只有詩歌和散文。其次,在社會生活中,經濟生活缺乏數目字管理(黃仁宇),缺乏契約精神和效率觀念。最後,它表現在文人領導革命這種政治傳統中,而文人對革命的領導往往進入浪漫主義的極端運動,由於道德取代了法律,由於善惡二元論取代了個人平等觀念,往往導致對生活的暴政。

這就是中國文學教育給我們提供的語言教育。學生從校門出來,成為各種形式的語言暴力者、學會假抒情,說自我感動的謊言為自己的錯誤辯護,不會討論、不懺悔、不寬容──他們打算否定一切站在他們前面的人,而且以高大全的形象。

我並不是主張取消漢語,而是提倡一種新漢語,新語文。人類精神文化包含著求生、求善、求美、求真四方面的內容。詩性語言有它的審美價值,但它應該主要把自己留在這個審美領域,而不是壟斷整個精神生活。我們已經看到,文學的□越必然導致社會生活的非理性化,整個社會沒有人格健全的人,每個人都打算對別人行兇並覺得正義凜然,但受到傷害以後又被自己苦大仇深所感動。

七、性壓抑:法西斯主義社會心理

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1897-1957)是奧地利的一位精神分析學家,是弗落伊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說過這樣一句著名的話:「任何一個人在其性格結構上都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情感和因素。」(《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P4。)審視我們的生活,我們得承認他說的有道理。我們生活中發生的很多暴行,包括發生在普普通通的人之間的暴力事件和對權威的瘋狂崇拜,其殘酷和愚昧的程度,完全具有法西斯主義的特徵。那麼「壞人是如何煉成的」呢?

賴希的獨特觀點是:童年的性壓抑是導致順從權威和替代性暴力的重要原因。中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對性意識的壓抑和性教育的落後,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我們現在也來思考這種教育狀況可能導致的社會後果和人性上的代價。當然我並不完全贊同性壓抑必然導致法西斯行為這一理論,也不承認所有的暴力事件和愚昧的行為都和性有關係,然而,性意識及其受挫肯定會對人的行為方式產生某種影響。這些影響包括挫折感和尋找替代行為,其中包括對集體行動和暴力行動的狂熱。正是在這一點上,賴希是對的。他說:

「儘管兒童時期的性壓抑擺脫了意識的影響,但它並沒有減弱性的力量。恰恰相反,壓抑強化了他,並使它在頭腦的各種病理失調中表現出來。……對兒童自然的性活動的道德禁錮,使兒童感到害怕、羞愧、畏懼權威、順從。以及權威主義意義上的『善良』和『馴良』。它對人的造反力量起了一種削弱作用,因為人們極為畏懼每一種至關緊要的生命衝動。既然性是一個被禁止的話題,那麼一般的思想和人的批判能力也成了被禁止的。簡言之,道德的目的是產生逆來順受的主體,這些主體不管多麼悲傷和蒙恥都要適應權力主義秩序。……結果造成保守主義、畏懼自由……」(《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P23、25-26、27。)

另一方面,性壓抑「還在人的性格結構中產生了第二種力量──一種積極支持權威主義秩序的人為興趣。如果由於性壓抑的過程,性不能得到滿足,那麼性就要尋求各種各樣的替代式的滿足。」(《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P27。)有那些替代方式呢?一種是「自然的攻擊性被扭曲成野蠻的虐待狂」,其次是對軍事主義的一切感到興奮。在賴希看來,法西斯主義因此獲得了自己的群眾。

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暴力事件頻繁發生的國家,也是絕對服從權威的國家。而兒童性壓抑和全社會敵視性,也是中國社會的著名特徵之一。對這二者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還是一個新的課題。諸如在暴力、政治運動、酷刑、太監製度、一夫多妻制、婦女纏足、語言暴力、否定人格等方面,性壓抑導致的性攻擊的成分有多大,是非常值探求的。本文僅僅提出這樣一個話題,希望人們對校園性教育問題給予充分的重視。

一項調查顯示:中國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頭一兩年,每年失學中小學生在300萬以上。 (《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社會問題》P70-71。)我們知道這大體相當於是中國的軍隊的總數,這意味著每兩三年我們的學校教育就給社會「輸送」300萬文盲大軍。這個隊伍要征服什麼呢?當然,更多的孩子留在學校裡。然而當他們傷痕纍纍地離開這所監獄的時候,他們的確洗心革面了──他們打算把這世界也變成監獄。

我不想否認我也是這人群中的一員。最近在蒙特利爾的一次研討會上,我談到,事實上存在兩個共產黨。第一個共產黨是有形的,外在的,就是那6000多萬人。這個共產黨不可怕,蘇共不是很好的先例嗎?第二個共產黨是無形的,是內在的,它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我們的語言習慣、行為模式和思維方法,都深深地受這種黨文化的影響,而這種黨文化與民族文化傳統又存在深刻的歷史聯繫。真正困難的是超越我們內心的共產黨。這是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真正的難題。我們常常看到,即使最堅定的否定共產文化的人,他的語言方式也幾乎仍然是共產的。在本文撰寫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想自己的一篇自以為是的檄文,《論何新》,這是我1999年寫的批判何新的文章。事實上這篇文章中的語言在多處都是充滿語言暴力的。我現在的反省並不是要否定自己對何新現象的批評,我想那仍然是對的。但我那種語言不是我現在能感到平安的語言。我祈禱自己能被給予一種力量,最終戰勝「偉光正綜合症」對自己心靈的傷害。

我當然認為這種力量通過人自己的努力是辦不到的。正如本文開篇處所強調的,「偉光正綜合症」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其根本原因在於漢語思想缺乏宗教理性。換句話說,中國人最大的不幸是不認罪(當然,罪都是別人的,或者在死纏爛打地確認別人有罪這個問題上舉世無雙)。按聖經上的說法,律法使人認罪。中國人不認罪根源於缺乏那種律法傳統。這種舊約體驗的先天不足也影響到中國的基督徒,使他們僅僅成為廉價恩典的沐浴者,罪都是指向別人的,自己唯一的存在價值就是等著上天堂,同時論證別人是如何不配去的。正因為如此,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可能是那些文人和法利賽人,他們習慣把某個「婦人」拉出來。「讓她站在當中」,叫神用石頭打死她。然而事實的真相是,每個人不僅正可能是文人和法利賽人,也正可能是那個婦人。該怎樣治療我們這些「偉光正綜合症」患者呢?主耶穌基督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第八章起始處這段經文,也許是中國人真正的蒙學讀本。一個不瞭解這種真理的民族,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民族。事實也正是如此,漢語從未告別過「石器時代」,如何「打死對方」成為漢語核心功能,教育正是為這種石頭藝術服務的。

2004年12月1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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