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4日，我陪同美國UL國際女子教育基金會的許先生，乘長途汽車從南寧市去中國廣西的P縣。美國UL國際女子教育基金會在那裡資助近100位農村貧困女學生上學，我們此行的目的就是去P縣城關中學看望兩位被資助的初中女學生。同行的還有一位趙女士，她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也是英文翻譯。

我們走了兩個小時的路程趕到了P縣城關中學，學生們正在期末考試。校園裡的一切仍然是很熟悉的，孩子們在教室裡正在進行決定他們命運的」戰爭」，這被稱為考試的」戰爭」之殘酷，是西方人所無法理解的。然而，更殘酷的競爭在這」戰爭」的」准入」方面–由於貧困，很多農村的孩子還無法進入這個戰場，無法上學或無法完成他們的學業。而由於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女童往往更可能因為貧困而被家長留在家裡干家務和農活。

黃艷蜜和黃玉珠就是這樣兩位女孩，不過幸運的是，她們因得到基金會的資助而得以重返校園。也許，這改變了她們的命運。總有一些批評家批評說，貧困的孩子太多了，你們幫不過來，應該有更徹底的辦法。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批評。簡單地說，這種幫助對於黃艷蜜和黃玉珠就非常重要，而對他們來說，這種幫助就是一切。而每個人都可能是黃艷蜜和黃玉珠。

黃艷蜜是一位很害羞的女孩，她的聲音幾乎要非常小心才能聽到。我知道，這不僅是貧困的壓力，也是」管制教育」的成果。談到家裡的困難黃艷蜜眼裡充滿了淚花。她的學費原來主要依靠母親養的幾隻雞鴨來做貢獻（賣禽蛋），此外家裡幾乎常年沒有任何現金收入。黃艷蜜13歲了，現在讀初二。她說她的理想是想當一位作家，她的班主任很為她的學習成績驕傲。她每天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裡，每間宿舍大約10多平方米，緊緊地住著20位室友，而在這樣的空間裡，卻連風扇這種簡單的」製冷」設備都沒有（廣西夏天的溫度每天白天都在攝氏30度以上）。教室的面積也大不了多少，而一個班卻有67個學生。（校長介紹說，他們的學校的條件在」革命老區」百色地區還是上等的）黃艷蜜說她非常喜歡學校，這裡的環境和同學她都非常滿意。她每天很少吃肉，因為肉很貴。她一般是每餐花三毛錢吃些青菜。她的父母身體都不太好，母親因病幾乎喪失了勞動能力，而父親已經60多歲了。

黃玉珠的情況和她差不多見。不過黃玉珠活波一些。她曾中途輟學，因為」姐姐要讀書」，現在姐姐畢業了，她又回到校園。她說她各種農活都能幹（這些能力黃艷蜜也同樣具備），我們看到她在家裡挑水、餵豬、做飯、喂雞喂鴨，以及忙活地裡的各種農活。我深為她的」勞動技術的熟練」所吃驚。她才13歲，而她成為」熟練農民」已經有幾年的歷史了。黃玉珠的理想是」掙錢」，」成為有文化的人」，她希望這樣一來可以幫家裡改變貧困的面貌，讓父母過上好日子。我問她為什麼家裡窮，她說是因為父母沒有文化。我又問她為什麼父母沒有文化，她說是因為家裡很窮（」聽奶奶講的」）。我不忍心再追問她。事實上我自己也很困惑，至少也沒有完全想明白。

兩個孩子都對資助人表示感激，當徐先生問她們有什麼話要對資助人說的時候，她們說：」謝謝阿姨，資助我讀書，讓我重返學校，做一個有文化的人。」這聲音很感動我，也使我感到羞愧。為我是一個人，一個成年人，一個中國人。

那麼在這所中學裡，有多少象黃艷蜜和黃玉珠這樣貧困的學生呢？校長說，全校大約有3%的學生交不起學費（每學年的學費，包括各種費用，如體檢費、校園治安費、管理費、雜費、住宿費、維修費，等等，大約每個孩子是500元人民幣左右），需要資助。學校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戰勝貧困的學生進入校園以後呢？她們還要面臨更為殘酷的考試競爭，而考試壓倒」教育」成為教育的最高理想，成為教育本身。這種」教育」對孩子的成長也存在各種傷害。校長和老師跟我們介紹說，這裡孩子每天的學習時間大約10個小時左右，畢業班的學習時間更長，週末也要上課。而這種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考試」。初中畢業考試的結果是，大約700名畢業生只有200人能升入高中，其他的孩子絕大部分永遠留在了大山裡。近年來，中國的教育改革的成果之一是降低了考試競爭的年齡，升高中的競爭比升大學還要激烈。換句話說，繼青春被消滅之後，童年已經被徹底消滅在萌芽狀態了。

而這方面的問題，不是外國慈善組織的資助所能解決的。他們似乎通過資助還部分強化了中國這種教育模式–他們更願意資助那些」學習好」的學生，而所謂」好學生」，在我看來，往往存在著某種嚴重的人格障礙。我看了一些」好學生」的作文，我感到」好學生」往往是為了迎合教師或主流話語的學生，他們已經習慣了講套話和假話，但因此卻能得高分。為了上學，被資助，這使孩子也有某種自卑感。而為了考試，必須壓抑自己的某些天性和創造力，這方面的傷害一些海外慈善機構也缺乏意識。

上學難，考試更難，這是中國孩子的雙重苦難。前者是經濟貧困的產物，後者是經濟貧困和教育貧困（心靈貧困）的共同產物。然而經濟貧困和教育貧困又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呢？

中午我們和這兩個孩子一起趕回她們的村子，村裡距離縣城有幾十公里的路程。這裡大約有一百多戶人家。我相信，這個村莊自從有居民以來，可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他們的房屋、生產工具、農作物，等等，一直保持著傳統的方式。」現代化」和中國的農村唯一的聯繫不是它給農村帶來了什麼技術革新和觀念革命，而是各種」政策」和」通知」。控制無所不在，但建設卻一無所有。控制之徹底和建設之空白，這對比令人深思。到了這裡，我也進一步理解了這兩個孩子為什麼對學校的生活感到」滿意」。我們」參觀」了她們的住所，我看著她們的」床」和那四處漏風的」臥室」感到一陣陣心痛……

黃艷蜜和黃玉珠的家長都很靦腆，他們長著古銅色的臉。」活著」，這種理想通過他們的表情堅毅地表現出來。一些長著同樣的臉彎著同樣的背的農民匆匆忙忙在街上，彷彿專注尋找草原的恐龍低頭走過，除了食物，他們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村裡的小學也在期末考試。很多光腳的孩子好奇地圍著我們。其中有一位已經接受了資助的小女孩，她正等待著一幅助聽器，她的耳朵幾乎失聰了，而幾千塊錢的助聽器的費用對她和她的父母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這些孩子很快被上課的鐘聲從我們身邊趕回教室去，他們在那裡正襟危坐，老師們把上級教育部門出具的考試卷擺在他們面前，彷彿一道不容置疑的聖旨。我看了看那語文試卷的試題，幾乎又一次被那些」偽問題」或者故意刁難的」拷問」所激怒。」中國」在」成長」。

在這個村裡結識了一位女教師，她是教孩子語文的。她聽說我搞了一套」新語文」課本就熱切地和我談論起她對語文教材的看法。她希望給農村孩子編輯一套專門的語文教材，因為現在的語文教材不僅離孩子們的生活很遠，離農村的孩子們的生活更遠。她給我打開一篇課文，這篇課文的課後練習要求學生」參觀工廠和名勝古跡然後寫篇讀後感」。」我們這裡沒有工廠也沒有名勝古跡，去城裡我們又沒錢。」她抱怨說。我感到很震驚，她是對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家們為什麼沒有想到呢？他們沒有把農村的孩子當成教育的對象？我想起自己小時候，那時候我就是不明白」公園」是什麼意思，因為在我的生活裡根本就沒有」公園」。這種情況並非個別，因為大部分小學生在農村。正因為如此，這才是一個問題。顯然，這是一位時間花在教育上比花在政治學習上多得多的好老師，我祈求她的這點熱情能長期被」容忍」。

告別這個村子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我知道，像這樣的農村、這樣的孩子，在中國還有很多，還有比這裡更貧困的地區。毫無疑問，中國需要幫助。

UL國際女子教育基金會在中國廣西從事失學女童的資助工作已經5年多了。原來他們是自己幹，後來中國政府的民政部門介入了，因為這是」政策」的要求。」合作」的代價是民政部門收取5%的管理費。」不過」，許先生說，」這也帶來了一些便利，他們可以幫助做一些聯繫工作」。當然，事情還有另外一面，這個組織曾委託地方某行政部門資助學生，但最後得到資助費用的學生卻僅僅接近該得的學生數目的50%。許先生把這種情況稱為」踩牛屎」。所以他說他們寧願自己來直接資助學生。這些情況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我在北京也經常聽到這些國外慈善組織進入中國的種種遭際。我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敬意和同情。為了那些需要幫助的孩人們，我也盼望中國的政策更開放，我們的心靈充滿更多的愛。最後的建議是給海外的朋友的：他們對中國信任感的建立非常重要，因此希望他們多些耐心，並把工作做得更仔細些–他們應該和被資助的孩子保持更為密切的聯繫，並應該從簡單的經濟資助擴大到心理資助等方面。

在我們快離開的時候，一位已經報名申請資助的女孩子跟著我們走了一段路，她叫盧小菊。她那乞求的神情使我在回來的路上一直無法忘懷。她家裡有7個孩子（父母離婚了，母親帶四個女孩子又嫁了一個有三個孩子的離婚男人），她唯一希望的就是要讀書，可是家裡無法負擔。汽車快接近南寧了，城市的高樓大廈撲面而來－－這座城市為那位女孩節省點學費，也許不會很難吧？或者少從村裡少要點糧食，也許問題也可以得到某些緩解？不過城市也沒有因此」小康」，很多孩子的父母紛紛下崗，他們同樣用祈求的眼睛看著世界–我突然想起凱文-卡特，因拍攝」飢餓的女孩」（反映蘇丹饑荒）而獲得1994年普利策攝影獎的美國新聞記者。我理解他為什麼為什麼自殺了–

「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快樂的程度。」

「我在拍照，但我心裡在喊：』上帝啊！'」

（2002年7月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