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在商言商，間或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一些經濟評論。因此之故，應邀與該報「讀者」胡德平先生有兩次比較深入的交談。一次在胡耀邦先生故居，另外一次則在胡德平的辦公室，所談話題與「政論」無關，全部是針對「中國民營企業」問題的。這些經驗使我今天讀到《南方週末》刊登的《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這篇文章時，一點也不覺得吃驚，德平的思路是一貫的，他是在自己的「問題世界」裡闡述自己的觀點的，他的爭論對像主要並不是底層左派，而是黨內80年代反改革的左派勢力——當然，這一左派保守思潮因XXX主義的恩賜，在90年代與民間左派思潮合流，這就是胡德平繼續捍衛「改革思想」所面對的複雜局面——我更不會意外的是：網絡將掀起「批判胡德平反動思想的輿論高潮」。

我無意為故人說項，但我一直認為，胡德平的保守主義觀點，及其引起的左派憤怒情緒，關係到中國近代轉型的那個核心問題：即中國怎樣在原罪增長的基礎上完成資本主義的和平轉向。我們必須清楚，中國，乃至世界，資本主義的發生都是野蠻的，沒有一條「乾淨」的道路。在這一前提下，人們只能在骯髒的資本主義和血腥的社會主義之間，或者說，在相對效率和偽公正之間，進行「改良主義」的選擇。中國數千年，特別是近幾百年，針對財產佔有關係，都理直氣壯地選擇了激進主義的道路。今天，中國又處於同樣的出發點。這是胡德平，以及朱厚澤等「體制內思想家」思考問題的真正出發點。他們同樣不支持效率名義之下的不公正，但他們寧願通過「發展」和「憲政」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重新返回「社會主義」的舊路上去。必須承認，中國人的社會主義情緒是非常發達並極其強大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真正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唯一的結局就是在暴力清算基礎上建重國家權力支配下的社會主義。就中國知識分子整體而言，左派與自由派的分野實際上並不是很清楚，可以說基本上都是左派，而且是儒家左派：儒家道德主義混合傅立葉變態心理支配了靈魂。

幾年前我應邀為秦暉先生的一本書寫過一篇評論，我談到過「起點公平」在中國恰恰也是一個偽問題，一個新的烏托邦。一方面，「清算」在反覆無常的產權顛覆的災民社會歷史中，找不到一個「合法」的公平起點——平均主義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是真正合法且公平的。另一方面，「清算權」永遠會建立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它重置社會資源和財產關係的任何標準，都是非公正的，並且，財產革命無一例外地將剷除資本主義可持續增長的任何成果和新的可能性。這次清算唯一的歷史後果是：它未能建立起點公正，而它僅僅建立了新的起點不公正，而這一新的不公正，又構成了重新清算的充要條件。後來我在上海專門與朱學勤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之間對這一看法似乎更為一致。我認為朱學勤先生可能是當代所謂的自由主義學者中真正理解自由的少數人之一。這一看法當然無法迎合民眾，所以後來我遇到一些自由派老年或青年憤青以「道德」和「窮人政治正確性」的可笑指控橫空出世的時候，我根本不想與他們爭論。也許這是一種傲慢——我確實認為：我完全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可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比如，我曾在簡短批評郎鹹平之後遇到過這種變態心理，這種心理往往混雜著落井下石和自以為義的偽善，他們以落魄聖人特有的窮酸來處理社會經濟問題，這些攻擊是不值得一駁的，這些道德批評不僅缺乏自知之明，更缺乏歷史感和對經濟學基本的概念。我建議有強烈的諂媚民眾的虛榮心的作者最好不要搞學問，你就去搞政治。學術和政治完全是兩碼事。如果你一定想把這兩件事情都統一到自己的頭上，你早晚要載到「民眾」手裡。有幾個「著名人士」已經在這條坡路上了。他們根本不關心什麼是真理，他們每說一句話都在看聽眾的反映，看「人民」的臉色——他們也不是「愛人民」，他們是愛自己，愛世俗的榮耀和結黨營私超過了愛真理。

左派情緒真正的邏輯歸宿非常簡單：他的自負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他要比資本更自私地控制一切資源。共產主義運動首先就是一場偽道德運動，歷史給人們這方面的教訓實在太豐富了——除了儒家經典以外，若談窮人正義和道德說教，共產主義的所有文獻都是為這個服務的。近些年來，中國的自由主義運動越來越像共產主義運動，這是合乎它自身的邏輯的——它從出生到成長，一直在「東方主義」的血脈中。事實上每一個社會都必然存在左右之爭，換言之，必然存在對現有財產關係的保守和變革之衝突。然而共產主義運動和資本主義運動在政治上，對這一核心問題的反應的區別之一是：共產主義運動將之視為敵我矛盾——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清算派屬於此類——它們或者要求既存權力，或者寄望未來權力，將資本視為敵人，並以暴力方式，以公平分配的名義重建財產關係，結果首先創建清算權的代表——新階級。資本主義運動把上述兩種情緒分別給保守黨和民主黨，極端資本主義和極端社會主義思潮在兩黨之間得以抑制。胡德平的觀點多少相當於保守黨的觀點，然而，中國是否能為這種觀點提供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他面對的不可能是民主黨，而是各種顏色的共產黨。

有趣的是，胡平（支持清算）和胡德平（反對清算）都在西方的歷史經驗和理論中尋找支持自己的精神資源，這兩者之間的理論對立暫時很難徹底判定。然而，這兩大思潮從西方降落到中國的時候，可能會遇到一個共同的「中國問題」——羅素對這個問題的信口開河使很多後來者（包括上面的「二胡」）奉行樂觀主義——相反觀點的兩者都相信中國通過清算，或者不通過清算，就可以逐漸「溶入世界主流文明」。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事業有自身獨特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晚年的費正清和早年的傳教士那裡更為清楚——第一大問題，災民國家的資源匱乏更容易鼓勵激進主義。第二大問題，中國缺乏韋伯說的「資本主義精神」——儒家資本主義在遠東小國的「成功」未必能推翻韋伯的理論，而目前，胡德平激發的思想危機，恰恰說明了中國本土的精神分析符號，沒有能力將這一危機對像化。

可以注意到，目前無論是支持還是批判胡德平的所謂「觀點」，沒有辦法逃離「齊治平」的道德論斷。其中一如既往地夾雜著動機分析和個人攻擊：前者如「胡德平被資本家統戰」了（按此邏輯，批判胡德平的人被相反的力量「統戰」了），後者則「上升」到「虎父犬子」之類的「血親倫理」原則——這就是漢語批評的那點兒出息了，千年如一日，千篇如一字。最後難免又義憤填膺一番。

我只是想提醒人們，胡德平引起的問題實在很是重要。原則上我並不反對「清算問題是不容迴避的」。但是，怎樣思想這個「清算問題」，怎樣用新的方式思考這個遠東的西西弗斯困局，是真正重要的。可以說中國歷代社會思潮的交鋒，其實質都好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所有的政治爭吵，最後都可以還原為這樣一個問題。幾十年前，中國用暴力戰爭取代思想爭鳴，以傳統的「毛澤東主義」的「清算模式」又一次暫時「解決」了這個爭論，並通過幾十年的「公平」更徹底的驗證了那個清算方式的局限。然而，愚蠢總是做王，今天它又重新浮出水面。沒有別的原因：中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那個問題，因此必須重新面對這一問題。遺憾的是，透過網絡上的一些語言暴力，人們能注意到，中國的偽君子與歐洲大陸的那個幽靈，又開始在中國改革骯髒的血污中握手言和了。

（2006年11月27日，該文本是與朋友通信，發表前略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