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蒙特利爾下著冰雨，穿行其中，心緒黯然。我在思想一個孩子的名字，就叫她冰雨吧：http://v.news.163.com/video/2010/11/N/L/V6LDLP8NL.html。李思怡以後，周雲蓬在我離開的夜裡歌哭，將安徒生的敏感苦苦地在留在冬天，這是美國感恩節和中國亞運會的日子；在亞洲東北角，在流氓和無賴的避難所，火光掩映著槍炮聲——他們要殺人，因為有病。當我籌建義憤填膺的表情的時候，我看見自己是被棄的嬰孩，也看見了自己更是拋棄的兇手。律法和福音，死亡與重生，我已寫不出一字祭文。禍哉，我滅亡了；只能仰望那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死亡和幽暗裡的我們。快到聖誕了，教會和世界一起忙碌著燈紅酒綠。在小冰雨凍僵在人間以前，在賣火柴的小女孩掙扎在櫥窗以前，在我硬著頸項要高尚起來以前，有另外一個嬰孩降生了。世界同樣沒有地方容納祂，因為客棧已經滿了。祂被「遺棄」在馬槽裡，「凍僵」在十字架上。祂同樣「悲慘」地離開了，為預備一座再沒有眼淚和死亡的城市。我從未像今天這樣相信祂走之前所說的話：「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在冰雨裡面，祂一樣死過；我祈禱在祂裡面，所有的冰雨一同復活。我需要祂，祂是我唯一的救贖和盼望。

又到週末了，這裡編發三篇文章。首先是多倫多一位姐妹的來稿，謝謝她對「不寐之夜」和《災變論》的厚愛。我借此也再次申明，我在這裡傳道完全是不得已的，因為我若不傳道，我就有禍了。另外兩篇是讀者推薦的。隨著《災變論》在「貴國」的流傳，相關的討論正在蔓延。薦稿的朋友用第一篇網文論證說，「災變論」說出了中國思想者的普遍共識；他用第二篇文章提出警告——災變正在並已經將中國淪為沙漠；透視中國的「撒哈拉現象」，我們當聽見那急切的呼喊：「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謝謝這些文章的作者和推薦者，願「不寐之夜」和「災變論」成為我們交通的一個平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蒙特利爾一位弟兄專門為我，我想也是為「不寐之夜」、「合一小組」和「蒙特利爾華人基督教會」創造了一幅畫：「為基督贏得這座城市」。感謝神藉著這樣的「異象」來愛和鼓勵我們。我們已經看見，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正展開旌旗，在冰雨之地，用我們這完全不配的器皿，經營一個永遠的春天。花葉扶疏，回光蕩影。我們已經看見，那自有永有的，在沙漠開江河的神，正用我們這蒙恩的罪魁，傳揚眾水的聲音。我們當順服祂，完全信靠。（任不寐2010年11月26日）

紫菱洲：寄給「不寐之夜」的致謝信

《災變論》的閱讀終於接近了第三章「中國人的生活」之尾聲，看到這裡才明白：原來小時候自己為了爭取好成績（或者說為了成年後有一條活命的出路）而拚命死記硬背的所謂「知識」竟然是一些愚弄民眾的謊言，我們不僅物質上貧窮，更在精神上被欺騙，受羞辱。

前些天「不寐之夜」在網站上公佈了《災變論》在香港被搶購一空的消息（這個消息仍在核實中，另有消息說有人惡意收購，均有待進一步證實——編注），可見人們內心飢渴慕義的慾望是何等地強烈。當我讀到「我爸是上帝」這句話時，淚水奪眶而出，多少委屈不平、多少憤懣壓抑在喊出這一句時被伸張、被釋放了，這與有了後台靠山的輕狂完全相反，而是人性長久被扭曲、積鬱成疾之後被救治復原的歡欣！

曾幾何時我們的命運流離在「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沉浮雨打萍」之中。可是今天不一樣了，我們擁有這位決意要愛我們到底的天父，祂無處不在，無所不能，還給我們預備了永恆的歸宿，我們不再是被遺棄的孤兒，我們終於得到了一個願意接納、收容我們的安息之所，不僅如此，因為生命被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使我們無論處在高山低谷或經歷風雨陰晴都不會與神的愛隔絕。

今年是我在加拿大度過的第五個冬季了，當樹葉落盡，我所面對的不再是一片淒寂蒼涼，因為我知道秋雨之後是冰雪晶瑩的潔淨，而下一個冰融雪化的春天又將是青翠蔥蘢的生機無限……即此附小詩一首，聊以向「不寐之夜」致謝：

玉樹瓊枝不夜天，融作清流潤荒原，問君何得歡如許，因有天國在心間。

願神賜更美好的祝福給任傳道並更多地使用「不寐之夜」

主內  紫菱洲  敬上（2010．11.12）

萬志成：恐懼——解讀民族秘密的一把鑰匙

我讀任不寐的《災變論》一書，一則以為悲，一是以為喜，悲的是我十年的思考，全被他論述出來了，好像知識產權被別人搶注了一樣；喜的是任不寐的見解比我深刻得多，至少我總結不出「災民理性」。

災變論》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國，自然災害異常嚴重，頻繁的水旱災害使得人的生存環境極度惡化，「是歲饑，人相食」的記載頻現於史書，次一級的災害更是無歲不有，中國實際上是一個災民社會。在這種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就成了生存競爭，爭奪生存資源導致了頻繁的社會動亂，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天災與兵災）互相支持，反覆發作，社會和人性中充滿了暴戾之氣。為了爭奪生存資源，災民組成了「戰鬥者小團體」，形成了強烈的搶奪慾望和兇惡的戰鬥力，搶奪生存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同時，被搶奪的恐懼導致他們追求徹底消滅一切獨立自治的個人和群體，從而消滅任何潛在的危險。這種思想促成了「軍事專制主義」和暴力統治。而暴政又加劇了自然災害，導致了下一輪的災變，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長期的災難產生了災民理性：生存恐懼、權力恐懼、敵人意識、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義和詩性智慧。反覆出現的自然災荒和社會災變深深地銘刻在人們的記憶裡，而且兩種災難都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特點，人們產生了強烈的生存恐懼。在生存恐懼的支配下，有的人沒日沒夜地勞作（任不寐稱之為「被動型勤勞」），有的人為掙到一個銅版或一個飯團而不惜幹任何傷天害理的事情。出於飢餓的恐懼，人們都拚命地積貯糧食，而且無所不吃（包括吃人，最駭人聽聞的是歷史上多次出現以人為軍糧的現象）。生存恐懼並沒有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消失，至今仍是國民精神的主要特徵之一。

生存恐懼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權力恐懼。權力誕生於生存戰爭，遵循的是暴力原則，由於缺乏合性來源，總是害怕別人也如法炮製，掌握權力者始終處於恐懼之中，權力越大，恐懼越深。孟德斯鳩認為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懼，任不寐認為應該把這個命題顛倒過來：恐懼的政治原則是專制。為了克服恐懼，權勢者努力控制一切社會資源，包括物資財富和精神財富。控制物資財富的手段是宣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有人力物力，他們都有權徵收（雍正皇帝解決財政危機的手段之一是抄家）。控制思想的辦法是消滅一切異已思想，對讀書人、老百姓進行思想改造和思想灌輸，宣揚自己受命於天，樹立自己的恩人形象，即使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也仍然是「皇恩浩蕩」，或者乾脆把喪事當喜事辦。

權力恐懼迫使人們對現存敵人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勝利的一方把失敗一方趕盡殺絕，還要株連九族。鬥爭的方式可以是戰場上真刀真槍地廝殺，也可以是殺人於無形的權術較量。前者依賴的是力量，後者倚靠的是狡猾。在勢力相當時，雙方也會暫時妥協，有的聯姻，有的結盟，有的同化。這種妥協只是一種戰術，最終還得分出勝負才罷休。整治了現存敵人，權勢者還是不能獲得安全感，總感覺到敵人無所不在，於是產生了敵人意識。如果誰膽敢對他們表示不滿，馬上就成了現實敵人，有充足的理由鎮壓，而且要反覆地追根溯源。如果沒有敵人，他們不惜製造敵人。至於誰是敵人則要看運氣，這一次是某個團體（群體），下一次是另一個團體（群體），實在找不出來了，就該輪到自己人：戰友、下屬、親戚、老婆、孩子。總之，有敵人令他們恐懼，沒有敵人令他們更恐懼。這樣的環境裡，怎不會冤獄遍地？因為手上的血腥味太重，權勢者不可須臾離開權力的保護，即使死了也要樹碑建廟，刻下某種咒語（現代的則是寫入憲法）。這才是權力終生制的真相。

沒有權力保護的災民在天災和暴政的雙重壓力下，謀求自保主要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投靠權勢集團，充當鷹犬爪牙，一是結社自保。結社可以是宗族，也可以是遊民團體；有的通過圈地謀生，也有的嘯聚山林。他們內部都有著嚴厲的紀律和嚴格的等級制度、分配製度，對內部成員實行某種程度的保護，對外人有著看不見摸不著的界線。這種結社，任不寐稱之為梁山社群主義。顯然，梁山社群主義與現代的自治團體有著本質的區別。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任不寐提出的災民理性是層層遞進的：生存恐懼帶來了權力恐懼，權力恐懼產生了敵人意識、力量崇拜、狡猾崇拜、利益崇拜；與權勢無緣的則形成梁山社群主義。至於詩性智慧，我不太贊同，將在下一節論述。最後，我把任不寐兩段精彩的論述陳列如下：

在有限的資源被壟斷化以後，與「力量」保持一直是唯一可行並有效的「理性選擇」。個人依附最強大的團體謀取生存特別是依附資源壟斷者以期獲得「分封」或賞賜，這已經是災民社會的「經濟學」常識。這種「依附型秩序」強化了力量專政的力量與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專制力量越強大的原因。災民首領在極端貧困的災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贓的形式建立一個掠奪隊伍和跟班隊伍，並通過暴力保衛他（們）的特權。在普遍的赤貧的災民社會，加入這個搶劫隊伍的機會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同時，投靠競爭的存在增強了首領的集權能力。災民生存競爭的政治化偏好——在這裡，經濟自由競爭表現為投靠的自由競爭——為災民專制主義增加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這反過來又強化了資源的國家壟斷。

物質匱乏和生活極端不穩定（「經濟波動」）是災民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徵，一切為了生存就上升為人生理想。首先，「活著」和「可以蠻不講理地活著」構成了中國人的兩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習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僅僅出於「活著」的目的，災民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飽喝足，他們可以做任何殘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下賤的營生。由於生活維艱，連打手、太監、特務、獄卒、劊子手這樣的職業也應聘者雲集。這種「為稻糧謀可以舔權貴的腳後跟」的災民構成了自然專制主義的群眾基礎。

讀者可以判斷一下，按這個思路，是否可以用恐懼來解釋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如果說李鏡吾的《厚黑學》掀開了官場的黑幕，任不寐的《災變論》則解開了民族的一個秘密。憑此一書，任不寐足以名垂青史。

災變：中國的撒哈拉沙漠現狀

原題：空氣污染指數為何不准，文章來源：網易《發現者》

中國目前採用的空氣污染指數（API）並沒有對PM2.5進行監控。即使世界各國發現PM2.5對人體的危害極大，紛紛更新各國的空氣質量標準，嚴格監控PM2.5濃度之時，中國有關部門仍堅稱監測PM10更「符合國情」，對於PM2.5則以世衛組織「最不發達國家」的標準來律己——於是人們依然每日活在「被達標」的「質量優良空氣」當中。

為何API與實際感覺總是存在差別？

很多時候，人們覺得天空很陰霾，空氣能見度不高時，天氣預報中關於空氣質量的等級依然是「良好」。而一位北京女子最近公佈的《北京藍天視覺日記》裡，北京有180天的天空呈現藍色，而官方公佈的「藍天」數量卻是285個。人們開始疑惑，這為何會有差別存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現行的空氣質量評價體系（API），僅僅監測粒徑小於10微米的顆粒物（即PM10）的濃度，而並沒有將標準細化到目前國際通用的PM2.5。

中國空氣質量監測標準無視國際潮流 API不監控PM2.5

造成人們覺得空氣潔淨度不高的罪魁禍首是細顆粒物（PM2.5）。一般而言，粒徑2.5微米至10微米的粗顆粒物主要來自道路揚塵等；2.5微米以下的細顆粒物（PM2.5）則主要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如機動車尾氣、燃煤）、揮發性有機物等。事實上在中國大部分，特別是工業集中的華北地區，PM2.5佔到了整個空氣懸浮顆粒物重量的大半。然而，中國的「影響空氣污染指數」（API）卻沒有把PM2.5納入監測之列，確實弔詭。

發達國家很早就已經開始監測PM2.5的指標。而2005年世衛組織更新了《空氣質量準則》後，很多國家已根據各自環境空氣污染特徵和社會經濟技術水平，對空氣質量標準進行了新一輪的修訂，加入PM2.5的監測。例如美國作為世界碳排放第二大國，2006年主動將PM2.5的24小時標準由65μg/m3升為35μg/m3；PM2.5的年標準仍為原來的15μg/m3。目前，美國已經建立起了關於細顆粒物的日常監測和公眾通報制度。而中國現行的空氣質量監測標準2000年頒布至今，已經沿用十年而沒有修訂了。

空氣監測使用「最不發達國家」標準 更易獲得優良結果

目前，中國的API監測指標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顆粒物（PM10）。PM10是直徑較大的顆粒。這種大顆粒通常情況下沉降速度非常快，就是說，只有在氣象條件很不好且大量污染物持續不斷進入空氣的條件下，空氣質量才會達到所謂的「輕度污染」。而PM2.5體積比PM10要小的多，是大氣中粒徑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直徑相當於人類頭髮1/10大小。PM2.5這類細顆粒物對光的散射作用比較強，在不利的氣象條件下更容易導致灰霾形成。也就是說，在中國空氣質量監測中，PM2.5在空氣中密度無論有多大，空氣優良狀況仍有可能達到良好的標準。「藍天不藍」的尷尬一幕，就這樣產生了。

面對質疑，有關部門回應的說法是「我國目前正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工地建設主要產生大顆粒污染物，監測PM10符合目前的國情。」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月，中國氣象局於發佈了國家氣象行業標準《霾(灰霾)的觀測和預報等級》通告，標準還加入了PM2.5限值為75μg/m3。這一標準屬於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當中「最不發達國家標準」。

中國空氣PM2.5濃度極高

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最新出版的《空氣質量準則》尤其是對大氣中可吸入顆粒物的濃度限值制定了嚴格的標準。WHO規定PM2.5年平均濃度為10微克/立方米(μg/m3)，24小時平均濃度為25μg/m3。而NASA此前公佈的一張PM2.5世界空氣質量地圖顯示，中國大部分地區PM2.5平均濃度接近80μg/m3，甚至超過了非洲撒哈拉沙漠。美國駐華大使館日前在北京鬧市更是一度監測到557μg/m3的濃度，超過世衛組織安全標準20多倍。

NASA公佈的2001-2006全球空氣質量圖：中國華北大部分地區PM2.5均值達到80，甚至超過撒哈拉沙漠。

在中國東部PM2.5密度高，更有可能是發電廠、工廠以及汽車排放的煙塵顆粒所造成。

90年代：研究稱中國四城市PM2.5是美國標準10倍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原總工程師魏復盛等中美科研人員就合作開展了空氣污染對呼吸健康影響的研究。他們在廣州、蘭州、武漢、重慶的城區和郊區各選了一所小學作為研究樣本，並觀測了1995年至1996年間這八所學校的PM2.5和PM10等數據。觀測結果顯示，如果按照美國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質量濃度推薦標準（每立方米15微克），八所學校全部超標，分別是美國標準的3.8倍至10.7倍。

2001至2006年：NASA衛星圖顯示華北地區PM2.5濃度全球最高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0年9月公佈了一張全球空氣質量地圖，專門展示世界各地PM2.5的密度。地圖由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製作。他們根據NASA的兩台衛星監測儀的監測結果，繪製了一張顯示出2001年至2006年PM 2.5平均值的地圖。在這張圖上最為觸目驚心的紅色（即PM2.5密度最高)，出現在北非、東亞和中國。中國華北、華東和華中PM2.5的密度，指數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甚至超過了撒哈拉沙漠。在這張2001-2006年間平均全球空氣污染形勢圖上，全球PM2.5最高的地區在北非和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全部。

而顆粒物的來源，現在還無法準確評估，有些可能是人為，有些則可能是自然原因。環境學家估計，在阿拉伯和撒哈拉，懸浮顆粒可能是由天然礦物粉塵構成，而在中國東部和印度北部，更有可能是發電廠、工廠以及汽車排放的煙塵顆粒所造成。

2010年：美國駐華使館北京鬧市監測「糟的一塌糊塗」

北京奧運會之前，位於北京市區東部的美國駐華大使館院內，就架設了一台監測儀，每天記錄PM2.5的濃度。到2009年夏天，這台儀器的監測數據開始在Twitter網站上實時發佈。這一報告就頻繁出現「糟糕」和「危險」這樣顯示污染程度的字眼。當北京市環境保護局公佈的空氣質量等級為「良好」時，它公佈的結果卻可能是「非常不健康」。就在前幾天11月19日，監測一度得到了540μg/m3和557μg/m3的結果，美使館對此用了「crazy bad」（糟的一塌糊塗）這一駭人的詞彙來形容。氣候美國官員很快表示這是一個錯誤的用詞，並改用「超出指標」這一措辭（PM2.5監測極限值一般只是500，此時呆在戶外已經相當危險）。

有學者指出，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監測數據只統計大使館這一區域的空氣質量，並不能以點帶面，體現北京空氣的整體質量。而北京的報告是27個監測點的平均值，這才是科學的。而美國大使館也的確說明「PM2.5這一監測數據，是出於使館工作人員的健康考慮，讓他們獲悉工作地點的空氣質量。」並且強調，來自一台機器的數據不能反映全北京的空氣質量。但美國大使館位於北京市屬於東三環鬧市區的秀水街附近，這一監測數據至少能反映當天在北京城區的局部，PM2.5濃度高得駭人聽聞。

PM2.5對人體危害遠超PM10

中國很多城市到現在還是僅僅監測PM10的密度，認為PM10「可以進入人體上呼吸道，與市民的呼吸系統疾病關係比較密切」。但實際上PM2.5微粒由於體積特別微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的影響大大超過PM10。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資料也認為PM2.5會增加死亡的風險。

PM2.5濃度上升20，或可造成中國印度34萬人死亡

研究表明，顆粒越小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越大。氣象專家和醫學專家認為，由細顆粒物造成的灰霾天氣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甚至要比沙塵暴更大。粒徑10微米以上的顆粒物，會被擋在人的鼻子外面；粒徑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間的顆粒物，能夠進入上呼吸道，但部分可通過痰液等排出體外，對人體健康危害相對較小；而粒徑在2.5微米以下的細顆粒物，直徑相當於人類頭髮1/10大小，被吸入人體後會進入支氣管，干擾肺部的氣體交換，引發包括哮喘、支氣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這些顆粒還可以通過支氣管和肺泡進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氣體、重金屬等溶解在血液中，對人體健康的傷害更大。在歐盟國家中，PM2.5導致人們的平均壽命減少8.6個月。而PM2.5還可成為病毒和細菌的載體，為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播推波助瀾。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原總工程師魏復盛研究結果還表明，PM2.5和PM10濃度越高，兒童及其雙親呼吸系統病症的發生率也越高，而PM2.5的影響尤為顯著。

《整體環境科學》（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上增刊登過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及其同事報告了一項新發現：2004年至2006年期間，當北京大學校園觀測點的PM2.5日均濃度增加時，在約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心血管病急診患者數量也有所增加。雖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發病的危險因素，但PM2.5的影響顯然更大。

世界衛生組織在2005年版《空氣質量準則》中也指出：當PM2.5年均濃度達到每立方米35微克時，人的死亡風險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情形約增加15％。一份來自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報告稱，PM2.5每立方米的濃度上升20毫克，中國和印度每年會有約34萬人死亡。

某學者曾有一句無奈的名言：管不了溫度，難道還管不住區區一個溫度計麼？對於空氣質量監測的有關部門來說，此話看上去依然適用。我們認為，中國目前確實仍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但遠不至於是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的水平。況且，在任何情況下「空氣質量報告」都應該是以保證居民健康為目的。在API中監測忽略重要污染物PM2.5指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們需要的是有保障的生活環境，而不是一份自欺欺人的空氣質量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