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系列之九:為什麼批判加爾文主義

坦率地說,我起初並未設想這個「懸崖系列」會寫到第九篇。而現在看來,我不知道這個系列會寫到什麼時候。最近這一周是難得安靜的時光,和一些往日的同道電話聯絡,其中包括一些顯然因為「懸崖」而疏遠、甚至拂袖的弟兄姐妹。這些心平氣和的交流,使我有一個越來越清楚的看見:很多誤會源於「信息不對稱」——眾多反對的意見並不知道我在說什麼,而我為什麼將他們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此「小題大作」。實際上,懸崖系列越過了紛紜複雜的神學史,我只是將結論告訴大家,但相當一部分人,對這些歷史、特別是其中的神學紛爭知之甚少;有些特別願意表態和「分享」的人,由於宗派感情和自我感動,對這些問題完全無知。以「生命神學」為例,他們如果不知道俄裡根、阿奎那和施萊爾馬赫,以及美國當代的所謂布道運動和我對中國人本主義文化傳統的警惕與厭惡,不僅根本不可能有問題意識,也不可能理解我在這些方面的焦慮和針對性。然而由於人固有的狹隘,加上不寐之夜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和某些人的邏輯貧困又想像力過剩,過度對號入座和小人之心,使誤解持續深化。當然,我這篇文論並不想向誰表示真理上的和解;但我確實希望,我這些看見能使我批評加爾文主義的時候,再多一些忍耐和細心。而這些忍耐包括我要返回歷史神學和教義神學,本來,這是我一度著迷後來發誓要遠離的領域。寫到這裡的時候我的內心有一種荒涼和無奈——要繞很遠的路,才可能向諸多不學有術的「屬靈新人類」詳盡說明問題的來龍去脈。不過這樣的歎息使我看見自己裡面沒有神的愛,因此,但願基督的能力和憐憫加倍地覆庇我。

一、金陵神學院與加爾文

當然我也不想走得太遠,我不可能重複一遍路德神學院的神學史和教義史。我只是想藉著當代神學,特別是漢語神學的現狀,來說明,加爾文主義是一個真問題。20多年來,中國大陸的神學出版物(包括准民間出版物)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官方教會的出版物,包括三自教會和金陵神學院推出來的書刊和譯著。這類作品構成加爾文主義神學的左翼。他們一方面也高揚上帝的主權,另一方面,將基督教庸俗為「愛的宗教」。第二類是民間的加爾文主義教會,溫州、福建、北京、山西、廣西、四川、廣東等地,不乏從唐氏特色的加爾文狂熱主義者。其中一些傳道人願意在港台一些神學院以及北美的神學大會上汲取改革宗神學的隻言片語。第三類是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譯著,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劉小楓的天主教神學和何光滬的自由派神學。這些出版物和朝野加爾文主義的書刊一起,形成對中國教會、特別是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和慕道者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這三大流派,在理性主義傾向方面,形成實際上的統一戰線。中國出版當局願意對這三類福音出版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之一是他們共同的非基要傾向和非末世論品質。關於唐氏改革宗,我們已經有所涉獵,因此,今天我重點先說說官方的改革宗神學。

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大流派對路德的個人性格及其政治責任提出了共同的指控,這是「來自低一層次的批評」。 這根本不是路德生命的全部,他更有寬厚和幽默的一面;而他的勇敢幾乎無人能比。不僅如此,這些指控好像論定聖靈不能勝過和使用人的個性似的。但一些半吊子基督徒和假基督徒自然鸚鵡學舌,將謊言當成真理和常識到處「爭戰」。與此對應的,加爾文的個人背景常常被和他的神學隔離開。事實上,加爾文出生在人文主義的圈子裡,而他的作品,常常渴望得到人文主義的青睞。而這一點,這些教材不僅不當成負面的因素,相反,他們一直與人文主義是朋友。「他對人文主義總是十分推崇」。而這些神學都一無例外地將加爾文看成為路德極端主義和茨溫利極端主義之間偉大的仲裁者和理性的調和者。以金陵神學院引進的教科書《基督教思想史》(胡斯都-L-岡察雷斯,2002)為例,作者談到路德的時候宣稱:「撇開了他的生活,就無法理解他的神學」,「他在情緒上極不穩定,經常意志消沉」。同時,他們誇大路德對雅各書和啟示錄的態度,並歪曲路德拘泥於聖經的字句,暗示加爾文主義的聖靈可以違背字句這種釋經方向。丁光訓藉著岡察雷斯的口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宣佈:「加爾文的改革神學……實際上是茨溫利主義和路德主義之間的一種中間的主張」。神學史和思想史中充滿了這種自顯中庸的狡猾與狂傲。我們要知道,在神的愛和蛇的愛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所有中間道路只能是蛇更驕傲的計謀而已。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宣佈路德完全代表真理。我這樣說,一方面否認加爾文主義是真正的中間立場,另一方面,即使有中間立場,也未必代表真理。

但丁光訓和岡察雷斯們不這樣看,在論述完加爾文和路德的基督論之分疏之後,他們結論說:加爾文的「基督論既是嚴格正統的,也更多地傾向古代的安提阿學派」。而所謂加爾文的基督論,基本是兩個特點,第一是所謂的三重職責論(triplex munus)。加爾文從君王、先知和祭司的三重職責的角度描述基督的工作。但以此類推,基督還有一個職分就是「僕人」(「義僕」);甚至第五個職分是「罪犯」(代罪)……換言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資格用N種職分局限和總結基督的工作。第二就是加爾文完全站在茨溫利一邊強調基督身體的「物理性」,並將這明顯違背聖經的「發癢癢的好奇心」(tickling cyriosity)作為聖餐論的根據。加爾文用「實質上的稱義」(essentially justified否定了路德的「被歸給的義」(imputed);加爾文強調上帝和信徒之間本質的混合(mixture of substances),這些異教思想通過《論基督徒生活的論文》(treatise on the Christian Life)成為後來的「清教徒的精神」,再上升為美國精神而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偶像。加爾文怎樣平息和抑制這裡面必然造成的人神狂傲呢,就是轉過來強調「謙卑」(或自我克制、異教的靈修,離開施恩之具)。這種「謙卑的驕傲」就是今天大多數教會那種變態精神或生命神學的根源了。本質的混合和謙卑的驕傲,這雙重的驕傲,殺害了新大陸,並使教會淪為世界上最偽善和神經病患者雲集之地。於是,人的態度、人的體驗 人的評價,就上升為神學關切和信仰中心。特別是在道德主義陋習和人本主義痼疾一直奴役的中國教會,這種「生命神學」一定坐在高位上,成為假基督。

也正是從這裡出發,加爾文主義消滅了末世論,成為人文主義和現世主義的宗教版。這就是所謂的「他比路德更多地強調一個基督徒必須過的那種生活」。「重生的目的是……在信徒的生活中顯示出上帝的義和信徒們的服從之間的一種和諧和一致,從而進一步證實信徒們被接納為兒女」。這個目的和共產主義的目的以及自由主義的目的以及封建主義的目的以及佛教主義的目的以及儒教主義的目的殊無二致。不僅如此,加爾文強調「進一步證實信徒們被接納為兒女」。我們要知道,作神的兒女,靠的是基督的中保,而不是我們自己的見證和善行;更重要的是,即使約拿言行偏執,他所見證的基督或真理仍然是有效的,並是門徒真正的使命。儘管我們絲毫不主張,約拿的生命根本不需更新。同理,保羅臨終前仍然是罪魁,但這一事實不影響保羅書信所見證的中心: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所以什麼是基督教導門徒的目的呢,「你們往普天下去,讓萬民作我的門徒」;「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神學討論要記住一個常識,就是沒有哪一種神學是「全錯」的,正如蛇的話語不可能以全錯的面目出現。但問題在於範式、典範中心或主題的轉換。此外,「漢語神學」對加爾文預定論作了很多化妝功夫,以便使之顯得不那麼面目可憎。改革宗各種形色的民間神學院,在諸上方面,與他們的老對頭根本沒有什麼分歧。

二、施萊爾馬赫與卡爾巴特

當代神學敗壞到士師記時代:那時候以色列人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而在這些任性者中間,有兩位極端主義者都來自加爾文陣營。他們就是臭名昭著的施萊爾馬赫與名實難副的卡爾巴特。200年來,這兩位神學大師對西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門戶開放之後,他們的影響借助於中國「文化基督徒」進入中國心靈。這些現代神學對今天中國教會、特別是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和傳道人的影響,比人們想像的要深刻和普遍。其中值得一提的兩個傳播者,就是劉小楓和何光滬。今天,「不喜歡任不寐」的很多「網絡作家」或「福音宣道士」,大部分出自這個小傳統,或是這些作品「自學成才」者。

23年過去了。如饑似渴和飢不擇食的中國知識文化界在戒嚴體制中從未反省被給予的這些半吊子神學。施萊爾馬赫和卡爾巴特都是改革宗的背景,都是改革宗的牧師。施萊爾馬赫和巴特發揮了加爾文特別偏執的理性主義和上帝的「超越性」。但奇怪的是,如此聲名狼藉的施萊爾馬赫,在劉小楓和漢斯-昆的轉述中,完全是另外一種形象:「最近時代的神學史中的首要位置歸於並將永遠歸於施萊爾馬赫。無人能與他競爭」(《基督教大思想家》,1993)。與此同時,「天主教思想家」重申了天主教對第一仇敵路德的偏見,並將這種偏見強加於那幾個不學有術的文化基督徒和諸多密宗式的加爾文主義寡婦身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以訛傳訛要路德為納粹主義負責的人,卻迴避施萊爾馬赫這個邪惡之子作為改革宗牧師的身份(他也出生在改革宗的家庭);而這位改革宗牧師一直呼叫「基督教與愛國主義的結合」。施萊爾馬赫最大的罪惡是用「歷史批評法」摧毀了聖經,然後劉小楓將這個「神豈是真說」的「漢語神學」的毒液,注入了剛剛接觸福音的中國校園。「任不寐如此敗壞,竟然主張聖經無誤」,前不久,我接到這樣一位以前同道的來信,他向我宣佈這項漢語神學的「基本常識」。不僅如此,這位改革宗牧師藉著《基督教信仰》,倡導一種如今影響到普世教會的「生命神學」:信仰是一種人的主觀體驗;為此不遺餘力地呼喊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合一」。施萊爾馬赫式的「合一」禱告,形成了當代生命神學高調的結構性反諷。施萊爾馬赫有一個頗有名氣的小冊子,《為貴婦而作的論理性的教理的問答》。實質上,這個「貴婦」就是「現代性」。 施萊爾馬赫的信仰是:我信仰無限的人性。由於這種信仰,他愛上了一位牧師的妻子,改革宗教會稱為師母。「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功地將很多這類神學騙子改頭換面送給了中國出版社。「請別對施萊爾馬赫作哪怕是十分輕微的指摘」,劉小楓們最後說。

而何光滬夫婦編譯的「宗教與世界叢書」,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來,這些自由派神學甚至明顯偏離基要真理的出版物,成了30年來中國文化基督徒的「福音教材」。比如,《全球倫理——世界宗教會議宣言》,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綱領,那是巴哈伊的改頭換面。但這種思潮在港台教會有廣泛的基礎,由於異教的強勢地位和諸教林立,港台神學的特質之一就是「對話神學」。同時,我們也看見北美和海外中國教會的偽善與精明,其中不乏認識基督真理的人,但是,他們為了開闢「大陸市場」,不僅對這些胡說視而不見,並將這些文化基督徒視為新的對話者與商業合夥人。

近年來,改革宗陣營興起了一位更著名的神學家,就是卡爾巴特。部分是因為施萊爾馬赫如此的慘不忍睹,巴特一度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讀者如此著迷。一度《羅馬書釋義》取代聖經放在我的枕邊,我從那裡經歷著「巴門宣言」對第三帝國痛入骨髓的反感和厭惡。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喜歡巴特的理由之一是,從巴特那裡,找到了譴責極端主義殘暴的超驗根據;並找到了面對政治體制採取批評式先知態度的身份認同。與此相關,從神學角度重新解讀美國文化和歷史、特別是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科學史的作品,開始後來居上。不容否認,唐崇榮、康來昌、遠志明和馮秉誠等作者,在海外以不同的方式參加了這場合唱。我本人也是在這種處境中,提出了「神學自由主義」的「新思想」;以為這代表了漢語思想一個劃時代的方向。所以今天我看見無數步後塵者的偏執和衝動,常常苦笑不已。而楊小凱的突然歸正,特別是還沒來得及反省與更新,又為這種巴特主義注入了道德刺激。那時候,我毫無保留地站在巴特一邊:不讓施萊爾馬赫這位十九世紀的教父,也成為二十世紀的教父。然而,巴特革命只是一場半途而廢的正統主義。

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巴特開始恢復神學的末世論關切,以及回歸路德「上帝是上帝」的傳統精義,也開始離開祁克果的個人主義回歸教會。但新正統主義並不完全正統。巴特的新二元論(上帝與人)從開始就為自己留下一個巨大的陷阱:到底神學在這個兩極中持守在哪一個位置上。結果就是晚年巴特向「人性的上帝」倒退。神學不再是人類學或自然神學了,但巴特神學的根本問題在他並不徹底的基督中心論。這個基督中心論與唯獨聖經之間存在一種張力,它是加爾文的理性主義與靈恩派之間的「邊緣學科」。也許正因為如此,巴特也為天主教所「理解」。像他百般示愛的加爾文一樣,巴特對聖經字句採取了加爾文一樣的皮裡陽秋的方法。從他的聖經神學出發,他徹底摒棄了加爾文關於嬰孩洗禮的半吊子立場,而後提交了一份自相矛盾的女性神學。巴特將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昇華」,進一步「脫離聖經的約束」,將揀選和棄絕都歸在耶穌身上。所以,巴特謹慎地保守這樣一種基督論:基督和聖經字面啟示出來的基督未必完全周延。換言之,巴特從未真正回歸保羅和路德所領受的啟示:全部聖經都指向基督——巴特在《教會教義學》論基督的篇章裡面,特別地暴露了這個缺陷。而巴特神學最大的缺點是他的聖經論和教會論。事實上,他並不真正關切聖經這個「神學基礎」,更多讓自己的神學服從「激情之思」和「時代需要」。巴特重新定義了教會(「基督教使團」),並用教會的宣教使命這個主題,更換了聖經啟示的客觀性和教會這個宣道中心。同時,巴特多處暗示聖經的「被歷史決定性」。在這方面,巴特繼續掙扎在施萊爾馬赫的「歷史批評法」之下,只是以「聖靈的重新召喚和結集」的名義。與此相關,巴特在自由派咄咄逼人的圍剿下,在天主教的煽風點火和推波助瀾中,不斷檢討式地交代:除了基督這唯一之光以外,還有其他的光。如果巴特持守加爾文之前真正的末世論信仰,他就不可能向任何他者之光屈服。這是問題的根本。

巴特對神學去迎合日耳曼精神的作法深惡痛絕,但是他是否同樣以神學迎合美國精神,這是一個問題。巴特拒絕福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同時,是不是將福音變成另外一種意識形態。我現在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走得太遠。巴特是否服用了興奮劑,這個問題交給上帝。但當巴特宣稱神學是一場朝聖之旅的時候,包含著這樣的觀念:神學有時代性。與此同時,巴特強調改革宗的理性主義傳統在神學中的地位,而且以「信仰尋求理解」的古訓大大地加強了它。奇怪的是,比巴特更「異端」的布爾特曼等人,在劉小楓的漢語神學光譜中,處於更「正統」的地位。

藉著上述簡要的評述,我指望有一些讀者能多少看見,今天中國教會或所謂漢語神學,不同程度地生活在各種加爾文主義的影響之下。無論你是不是知道和承認這些名頭,這些思潮你是熟悉的,而且身在其中。這些思想像美國最大的「教會」,就是「生命的贏家」 Joel Osteen所代表的,反而成了基督教的常識。今天所謂福音在中國的復興,99%復興的是這種神學。個人體驗成了信仰的標準,快樂和成功淪為信仰的理由;於是人山人海。這是不折不扣魔鬼的哲學,如今成了「教會主流」。我與一些敏感的傳道者唯一不同的地方可能在於,我看見這場巴別塔運動的第一塊磚頭,是加爾文同學搬起來的。儘管在遠處有新柏拉圖主義、托馬斯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東方異教。這也算為我的「過錯」。我也願意面對那些宗派主義者的本能反應;但我還要面對這樣的災民理性:你批評對我好的,你就是我的敵人;你講十字架和罪,我就棄絕你;甚或這樣無聊:你批評生命神學因為你沒有我生命,以及,攻擊攻擊牧者之人。林子真的很大,這種「智慧」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上一周我與一位老人通電話,我一字一頓地告訴他:我若批評誰,若非是代表性事件,我一定指名道姓。他在那一邊靜默了很久,好像聽見了從未有過的雷聲一樣。這本是一位特別熱愛真理的人。我是否要討論批評的倫理學呢?甚至教導聖經而不是資治通鑒啟示出來的的宣道常識呢?那我又要走更遠的路。今天我休息。神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願耶穌基督的恩,常與我們眾人同在。阿門。

任不寐,201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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