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observe tha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that followed convulsed Europe for a about 25 years, at least from 1789-1815. And when they were over they left a legacy of ideology and reaction that continued to influence Eur thought and society for decades to come. Furthermore, form the end of the 18th to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even into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20th c, one country after another in Eur, beginning with Great Britain, experienced what we call toda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mea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s economic basis from agriculture to manufacturing and its popul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This transform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our modern, industrial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lso for mass democracy. But that didn』t happen without the Eur people experiencing a tremendous trauma which manifested itself in fanta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
如果說十八世紀是最黑暗的時代，十八世紀的口號是「神豈是真說」和「你們便如神知道善惡」；那麼，十九世紀就是最流氓的時代——人類集體起來耍流氓；十九世紀的口號是，「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謂流氓，就是創世記6章中的「偉人」和第10章中的「英雄」。用尼采的概念，十九世紀是巨人的世紀，流氓宣告「上帝死了」，目的是「流氓」或巨人誕生。人類在任何歷史時期，都沒有像十九世紀那樣湧現出那麼多黃金世代和白銀世代，那樣的群星燦爛，彷彿那三分之一的「彗星」都聚集在從法國革命-拿破侖時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間地帶了，而這個地帶成了現代文明的歷史基礎。正是這個時期連同十八世紀的「偉人」成為四百年來人類的寧錄或偶像。
所謂現代社會的人類，不過都是在這些死人中找活人的偶像崇拜者。一個政治小市民若言必稱尼采、一個文學女青年如果言必稱莫扎特，一個無神論惡棍若言必稱達爾文和馬克思，那種彷彿分享了偶像餘溫的榮寵，那種弱智而低能的熱情，只有言必稱希臘和與偉大領袖或總統握過手的美感，只有在主席戰鬥過的地方拍照留念的虛榮，才能瑜亮之間。但這一切偶像文化的目的，如同絲綢之路上的佛學異教，在於聯合起來，在現代社會的門口，用假基督戰術，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人類不再學基督，而是要學柏拉圖、牛頓和雷鋒。可悲的是，在這偶像的清晨，教會同流合污，甚至一馬當先。我們這個對話的目的之一，正如摩西或基甸的工作，就是砸碎金牛犢和偶像的丘壇，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也許您已經注意到了，無論是西方神學還是漢語神學，教會的歷史訴說仍然充滿了偉人遺跡，但我盼望我們的對話將一切明星還原為聖經定義的人：不過是人，並不是神；而最終目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4b-5）。
十九世紀的流氓行徑多彩多姿，不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 和擴張主義（ Expansionism）兩個方面可以盡言的。以各種敵基督的方式為視角，十九世紀人類至少有四種因果相連的流氓行徑：反基督運動、反聖經運動、反教會運動和假基督運動——「三反」 的目的是為了抵擋道成肉身，而抵擋道成肉身的目的是為了讓假基督的肉身成道。假基督表現為政治偉人、教會偉人、文化泰斗、藝術巨擘、大眾明星等等。他們不僅篡奪了聖子的身份，而且褫奪了天父的榮耀。這個世紀，人類整體上與神徹底脫離了親子關係，同時在人與人之間偽造親子關係。「國父」和「學爸」雨後春筍，D媽媽祖國母親之類的文學謠言與市民文化互相愚弄……但這不是一切，四百年沒有神跡也是一種神跡，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建造方舟的工作，從未止息。
一、反基督運動
十九世紀空前流氓的舉動，是人類精英公開宣佈上帝死了。而這場巴別叛亂，是從兩個方向入手的。第一場叛亂是從教會內部發起的，這就是著名的自由主義神學（Liberalism）。第二場反叛來自教會外部，就是進化論或達爾文主義——達爾文主義通過否定創造論否定了創造主天父上帝；同時，讓罪人悔改得救變得毫無意義。我們先談談第一場騷亂，自由主義思潮否認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魔鬼策動的反基督運動不會完全否認耶穌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於是它將全部精力用來否認基督的神性。而耶穌是神的兒子，乃是我們信仰的中心，是救恩真理的基礎和福音的中心（馬太福音16:13-19；約翰福音20:31；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8:37、5:42、9:22、18:5、18:28；羅馬書1:4；約翰一書 2:23）。所以十九世紀「尋找歷史中的耶穌」運動，是對基督教根基的拆毀，必然出於魔鬼（約翰一書4:1-3、5:1）。我們將會看見，打倒耶穌的目的，使為了讓他們自己成為耶穌。
1、斯特勞斯與《耶穌傳》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神學最流氓的壯舉，是斯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的《耶穌傳》（(Das Leben Jesu，1835-6）。Strauss was a pioneer i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Jesus…… What Strauss contended was that the Gospels as we have them are pure myth. They may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ose who wrote them, read them, and first believed them, but they don』t tell us anyth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Jesus。斯特勞斯這樣談論聖經啟示的耶穌：「只是因為它們含有超自然主義這個簡單的理由，它們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實的歷史……加在耶穌形象上的每一神話色彩，不但使耶穌歷史真面目模糊了，耶穌的歷史真面目，反而被遮蓋在上面的神話色彩破壞得無影無蹤」。斯特勞斯完全沒有告訴我們，他這些信口開河的根據到底是什麼。《耶穌傳》要追問歷史上真實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並結論說，聖經和教會所信仰的基督只是一種幻象。總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特勞斯這類著作總是讓中國出版界和知識界如獲至寶；我注意到，商務印書館一再重版這本《耶穌傳》，幾十年裡，這幾乎是中國人從漢語公開出版物中認識耶穌唯一的窗口。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實際上是一場文化醜聞。不僅是序言中不知羞恥的「批判地閱讀」的黨八股，更在於經典本身從來不夠經典——他們把一家之言甚至是最極端和偏僻的神學思想，以經典的名義愚弄和誤導中國讀者。更悲催的是，這些出版者、譯者和讀者，大部分是政治自由主義的信徒，而他們專制一家之言的做法，讓我們認識了中國政治自由主義本身的反自由本質。再版《耶穌傳》甚至迴避了這個事實：施特勞斯後來以《為國人修訂耶穌傳》為題重新出版青年時代的舊作時，有所悔改，而尼采很生氣；但商務完全置之不理。從文化公義的立場說，商務的偏執分享了西方反基督運動的流氓作風。
譁眾取寵的斯特勞斯出身於臭名昭著的杜賓根學派（Tubingen School），那裡是自由神學的堡壘之一。杜賓根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鮑爾（Ferdinand Christian Baur，1792-1860）、希勒根費爾特（Adof Hilgerfeld，1823-1907）、施維格雷爾（Albert Schwegler，1819-1857）。杜賓根學派「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出版了《杜賓根神學年鑒》（Tubingen theologische Jahrbucher，1842-1857），「又拿石漆當灰泥」出版了《科學的神學雜誌》（Zeitshrift fur Wissenschaftliche Theologie，1858–1914），「為要傳揚我們的名」。他們的「精神之父」是黑格爾。F. C. Baur在自由神學的譜系中地位尤其顯赫，他採取「農村包圍城市」或「清君側」的戰略向耶穌進攻——察己知人地偽造保羅和彼得的爭戰，讓聖靈的工作化為虛無。繼承杜賓根事業的著名人物是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雖然這人出身路德宗，但他的「精神之父」是另外一位自由神學大師裡敕爾； He was an enthusiast follower of A Ritschl and called Ritschl the last of the church fathers。哈納克基本上否認新約聖經啟示的耶穌的真實性。Harnack denied the traditional authorships of many of the NT books include 1 Peter, Ephesians, John. He also denied the institution of Baptism by Jesus and finally he rejected the miracles esp. and including the Christological ones, like the virgin birth and 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our Lord。20世紀以「解神話」的名義還原「真實的耶穌」的另一位路德宗的叛教者就是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Jesus Christ and Mythology，1958）。當然，布爾特曼的神學更複雜一些，我們需要另外一場討論詳加辨認。
2、達爾文與進化論
在某種意義上，浪漫主義對自然的崇拜為達爾文主義鋪墊了歷史基礎；而自由神學為達爾文另闢蹊徑提供了合法性。人是動物（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The Descent of Man，1871），這種關係誇張一點說，就是寄情山水、托物詠志以及梅妻鶴子的中國文人的有病呻吟，被西方人玩真的了，且以科學的名義（ape-like）。本篇文論不是論述創造論和進化論之間的漫長爭戰，而是要強調進化論對基督教真正的威脅所在。進化論的基本觀點是：人不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而是按畜生的形象進化的。這個觀點首先否認了創造主上帝；其次否認了認罪和重生的必要性，並為高等動物犯罪提供了生物學的合理性；最後，讓人陷入從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到複雜演進的幻想之中，而奪去人的末世論信仰（secular millennialism）。一言以蔽之，對進化論信徒來說，不需要創造、不需要救贖、不需要最後審判。這一偽科學和反宗教的「原始思維」，不僅沒有引起教會足夠的重視，反而讓自由派神學「如虎添翼」；另外的受益者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自由神學而言，他們早就不再按字面來理解創世記和啟示錄了。也許未來有一天，人們真的從這場偽科學狂歡中醒來；那時候人們可能無法理解，曾有這麼一批人類，因為被定義為畜生，而興高采烈了很多年。不過聖經描述過一位浪子，或可類比：「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里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路加福音15:15-16）。我們祈禱這些浪子真有回家那一天，看見天父在基督裡怎樣的倚閭守望。
二、反聖經運動
基督和祂的道是聯繫在一起的（馬可福音8:38；約翰福音8:31；啟示錄2:13）。通過攻擊和彎曲神的話語來否定神，這是蛇學的精髓（創世記3:1-5）。十九世紀是著名的反聖經的世紀，理性取代啟示將聖經從神的話語降落為人的作品。攻擊聖經的活動主要有兩個戰場。第一是自由神學領導的高等批判；第二則是敬虔主義領導的「字句叫人死」的奮興活動。由於我們常常清理「林後3:6引經綜合症」，所以今天我們重點討論前者。
1、自由主義神學
這是教授對Liberalism的定義：Very anti-dogmatic in temperament, liberalism accepted a purely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 of the Bible, its origin and contents, and also of Christian histor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reconstruct Christian religion along the lines of humanitarianism and social concern。一般來說，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神學可以說是從康德和黑格爾出發的，但是他們實際上源遠流長。在某種意義上，自由神學不僅是教會中的浪漫主義運動，而且是敬虔主義的借屍還魂。人們公認「自由神學之父」是施萊爾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1768-1834），他出身於加爾文主義教會，同時深受the Moravian brethren等敬虔主義以及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施萊爾馬赫顯然是the university of Halle的學生。他幾乎改變了基督教的傳統，就是用個人經驗和情感（emotions or feelings），取代聖經、真理、信條、聖道、聖禮、教義、教會，重置了基督教的中心。施萊爾馬赫也強調神的臨在性，只是不需要施恩之具；他完全否認耶穌的神性，也不相信道成肉身。巴特批評他以人的話語代替了神的道，以人觀代替基督論，也算一針見血。今天，即使口頭上反對施萊爾馬赫的教會，仍然生活在這種主觀主義（immanence）的神學之下。而且這種神學完全可以在東方風俗中如魚得水，與佛學和禪宗沆瀣一氣。這是我們面對的真正的強敵。
施萊爾馬赫的後繼者就是裡敕爾（Albrecht Ritschl），他離棄路德宗之後，成為自由神學的的第二代掌門人，在十九世紀晚期呼風喚雨。與施萊爾馬赫的主要區別是，裡敕爾將個人本位轉向社團本位或社會本位（社群的信仰）；從另外一個方向上用人本主義取代神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裡敕爾為社會福音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們已經認識了哈納克，哈納克的名著是《基督教要義》（What is Christianity，1900-01）和《教義史》（History of Dogma, 1886-1894）。哈納克更寫了關於新約批判學的系列文論。他在聖經神學中為自由主義做出了現代性的貢獻，特別是利用希臘哲學，進一步否認了聖經本身的啟示性和超驗性，使不再承認聖經絕對權威這種自由思潮，在20世紀擄掠了更多的人。在這些人的領導下，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的人，看聖經是一本普通的書，而不是神的默示；這誘惑很多基督徒從聖經那裡「投筆從戎」，轉向社會福音。不僅如此，自由神學不斷諂媚人性之善，這在新的自由主義或「實體神學」（realistic theology）中更加顯露無疑（C．H. Dodd，1884-1973）。
2、威爾豪森與底本說
十九世紀解構聖經的名流中，有一位叫Julius Wellhausen（尤利烏斯‧威爾豪森，1844-1918）的，值得另起一行。神的教會一定同時有撒旦的座位，威爾豪森也脫逃於路德宗。這位先生在1876年提出JEDP四底本學說，據說這個假說因此成為舊約研究的基石（the originators of the documentary hypothesis）。威爾豪森另外一個聖經神學的貢獻是：「他的新約研究，特別是他關於福音的先後次序的論斷——根據假設的Q文獻斷定馬可福音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這實在非常惡搞。我這樣說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見解在任何意義上不過是一種假說，不配享受如此隆重的對待，而神學院在這個假說身上實在浪費了太多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威爾豪森本人與其說是基督教神學家，不如說是伊斯蘭教專家。我在這裡無意進一步解釋何為JEDP四底本學說，只是想告訴諸位，他是《伊斯蘭教百科全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穆罕默德在麥地那》(Muhammad in Medina)、《伊斯蘭教的麥地那》(Medina Vor dem Islam)、《伊斯蘭教古代史緒論》(Prolegomena Zur「Altesten Gesc hichte des Islam)、《古代伊斯蘭教中的宗教與政治反對派》(Die Religios-Politischen Oppositionspartein in Altenlslam)、《阿拉伯帝國及其衰亡》(Das Arabische ReichUndSeinSturz)等。我從2005年就給神學院提出過建議：不要人云亦云，應該將威爾豪森作為神學生的減負項目。總而言之，自由主義神學對聖經的一切進攻，都只是建立在夢囈假說的基礎上。
另外一位被稱頌為「丹麥人民之父」的神學家是Nich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葛隆維，1783- 1872），他的反聖經道理別出一格。不過他真正的貢獻仍然在社會領域，他是「成人教育之父」。這是他神學的主要問題：he began to place the Apostles Creed above the Bible on account of the Apostles Creed being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Baptism He felt that the creed, as confessed in connection with Baptism, was a kind of living word which linked congregations together thru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it was this confessed creed in connection with Baptism which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life rather than the written word of Scriptures. He combined theology with culture, patriotism with Lutheranism。
三、反教會運動
教會是基督的新娘，一個有缺點，因此最容易被假冒偽善的人類攻擊的新娘。因此在十九世紀，在攻擊耶穌是基督和基督的話語的同時，教會成了人類革命的共同對象。現代社會的開端即法國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革教會的命。法國革命有一項很露骨的反教會聚會的新政：The calendar was redone to remove all vestiges of creation and Christianity. They imposed a 10 day week in order to do away with Sundays an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a goddess of reason was actually crowned in a ceremony at Notre Dame cathedral, no less。 而在英國，公佈於1673年的宣誓法（Test Act）於1828年正式廢除。「政教分離」是十九世紀的政治正確性，天主教縮小到梵蒂岡的彈丸之地。我這樣說絕對不是否認教會自己的責任和缺點。但從「實存」的角度上說，這不過是一個假問題——一批罪人打倒由蒙恩的罪人組成的教會，這一系列的革命不僅不配自詡光榮，更是一種罪。不過外邦人怎樣凌辱我們，都是情理之中的；因為「世界恨你們」。教會的悲劇在於內部的棄絕，這主要表現為敬虔主義運動和普世宣教運動。我從來不否認兩者或許有的某些正面貢獻，我只是想在這裡強調被人忽視而必須被我們正視的一個問題：敬虔主義運動和普世宣教運動從始至終，存在反教會的惡習，並為十九世紀所有針對教會的流氓行動助紂為虐。
1、十九世紀的敬虔運動
關於敬虔主義我們已經有所領教。自由神學和敬虔主義至少在反傳統教會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雙方還有一個共同的合作項目，就是社會福音和民族主義。由此，教會離開「務要傳道」的正途，開始了關心社會的不務正業。社會福音往往以平民主義和平信徒宣道來諂媚人性，這是拆毀講道台一個非常狡猾的策略。英國的柯爾雷基（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著有《平信徒講道集》（Lay Sermons），可以視為消滅牧者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這個譜繫上還湧現著另立教會的侯格（Hans Nielsen Hauge，1771-1824）、到處旅行布道的 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1792-1875）、反一切宗派的 「普裡茅斯弟兄會」 （Plymouth Brethren）宗派主義分子約翰‧納爾遜‧達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公然拒絕按立的牧師，高舉平信徒傳道的異端），此外以各種方式驚擾教會秩序的還有慕勒（George Muller，1805～1898）、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1828-1917）、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等等。
十九世紀的敬虔主義運動在路德宗中主要表現為新路德主義（Neo-Lutherans）：men who thought that the church not only needed to confess accurat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utheran confessions, but needed to apply Lutheran theology to the issues of the 19th c. We sometimes call these people neo-Lutherans。他們在堅持路德宗教義的同時，更願意「處境化」。這對教會無疑是一場重擔和試探。不過具體怎樣分析這些人物，確實需要小心謹慎。在挪威有一位路德宗背景下的「屬靈偉人」，就是上文提到的Hans Nielsen Hauge，包括路德宗的神學家在內，這個人被賦予了過高的評價。Hauge首先是一位反聖職主義者，這是敬虔主義的信條之一。其次，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的熱情在於將挪威民族熱情和基督教信仰相結合。最後，他一直試圖用道德主義取代施恩之具。侯格侍奉的中心在慈善事業、聖經會館和傳道會等，而不在教會。此外，這位平信徒傳道人更是一位實業家，願意急危救困。另外一位可能引起爭議的神學家是Wilhelm Lohe，他在路德教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不僅因為他對協同書的基本認信，也因為他是「女執事」事工運動的推動者。這是LSMS對他普遍的惋惜：Its also true that Lohe developed some theological peculiarities that lead to a split between him and the Missouri synod。
2、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
十九世紀是普世宣教運動的世紀（Protestant Missions；Great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沒有人完全否認其積極貢獻。需要強調這場普世宣教運動三大缺陷。第一，宣教從教會組織轉向個人委身；第二、宣教組織基本是由反傳統教會的宗派組成；第三、宣教使命不在植堂和真理建造（教義神學），而在個人重生和道德更新。此外，這場宣教運動主要來自英語國家，一份文件顯示，1900年，基督教世界差遣了 13,600位傳教士，約 6000來自英國，4000人來自美國——而當時英美教會的主流神學是社會福音派，差會成員幾乎沒有一家是聖禮型教會。如建於 1795的倫敦差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建於1810的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主要成員是循道宗、公理會、長老會、浸信會以及聖公會。這個時代，英國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1802）和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1816）相繼成立；但這些組織對教會的意義是雙重的——神設立傳道人傳講聖道這個啟示，被每個人都可以獨立閱讀和解釋聖經的相對主義所替代。不相信教會真理的人有理由這樣指著講道台自誇：我們為什麼要主日去聽別人講聖經呢？
十九世紀的明星傳教士首推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 -1834），斯人也「之父」，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克裡出於英國國教，叛逃到浸信會。1791年，克理出版了《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一書（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被譽為「現代傳教事業的憲章」。1792年10月2日，浸信會異域差會（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成立，這被視為近代第一個傳教社團，而克理是第一位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目的地是印度。從此現代基督教生活中，宣教中心取代牧會中心，而社會福音同時進入地極。克理的一位同代人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也是浸信會傳教士，他和另外一位中國教會的名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轉向中國，他們不務正業的一個成果就是翻譯《論語》和《大學》。差往緬甸的傳教士是艾多奈拉姆‧耶德遜（Adoniram Judson，1788-1850），他在那裡代表教會面對著佛教的獨特環境。差遣到非洲的傳教士常為人道的有Robert Moffat 和 David Livingstone。馬禮遜在中國傳教25年，只有10人受洗；「間接受洗」的包括「邪教徒洪秀全」。顯而易見，一個擁有教會生活的洪秀全，不可能席捲中國，導致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口滅亡。之後被中國教會紀念的傳教士當然就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他的內地會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代表了兩種宣教模式（信心宣教：faith mission，CIM；a policy of concentration）；遺憾的是，他們都對建立「安提阿教會」興趣闕如。
孫中山或可以稱為李提摩太的「果子」，他的局限正是十九世紀傳教運動局限的結晶；這是宣道運動的一種邏輯：敬虔主義-自由主義-社會福音-政治福音-反政治反神學的敬虔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從十九世紀迄今為止，中國福音運動總體上只是一場拓荒工作。中國教會非常類似撒瑪利亞的情況，幾乎在細節上都是相似的：「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5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6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跡，就同心合意地聽從他的話。 7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著，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8在那城裡，就大有歡喜。9有一個人，名叫西門，向來在那城裡行邪術，妄自尊大，使撒瑪利亞的百姓驚奇。10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11他們聽從他，因他久用邪術，使他們驚奇。 12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13西門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與腓利在一處。看見他所行的神跡和大異能，就甚驚奇。14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裡去。15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16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利瑪竇和戴德生對中國人來說，不過是「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而中國教會所謂的領袖，多以西門的追求為理想。這是一個等候使徒按手的教會，而聖靈工作的中心，就是建造正式的教會，即耶穌的新娘。
四、假基督運動
1、法英假基督
如果基督不是神，如果人是動物，最後的結果一定是：高等動物是神——這才是假基督運動的邏輯。十九世紀各族人民各展其能，創造了特別符合本國國情的假基督。我們還是先從現代歷史的開端法國說起。
法國大革命（Revolution francaise，1789-1799）中，被啟蒙的人類不再聚集在教會，而是彙集在網球廳以及集貿市場。被稱為「革命民眾」的豬群在歐洲行了兩大神跡，一方面是攻佔了只有7名囚犯的巴士底獄，並毫無道理地殺死了監獄長侯爵洛奈和商會會長雅克‧德‧弗萊塞勒；這一天竟然成為了法國國慶日。另一方面是凡爾賽婦女大遊行（Journees revolutionnair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法國革命只是導致了從羅馬天主教到國家政權的大規模財富和權力的轉移，同時每一個人成為教皇。法國革命真正的動機之一是奪取教會的財產，並且在革命政府期間，瘋狂地剝奪他人的生命。法國給現代社會貢獻的假基督模式首先是「革命者」。1791-1794年巴黎設置斷頭台，三年內斬立決「反革命份子」達7萬人之多。其次是「軍事家拿破侖」。法國大革命代表斷頭台對十字架的勝利；拿破侖時代代表槍炮對聖道的勝利。法國的假基督模式的目的是反基督而行；耶穌說，我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但所有假基督的實踐後果，就是「要你的命」。啟蒙運動到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時代，一直到現代社會一切革命事件，徹底凱旋——啟蒙的終極目的是讓草下之豚成為領袖的炮灰。
能夠和法國革命暴行相提並論的是工業革命光環下的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21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美國有一位叫Justol L. Gonzales的神學家（歷史神學），這樣評論英式假基督在遠東的可恥見證：T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1839-1842）. This was one the most shameful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olonialism, for the British found themselves goning to war against China in defense of the alleged right of British merchants to import opium into China in direct violation of Chinese imperial decrees（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p.425）。「基督教文明」在法國和英國露出了最噁心的真實面孔，或許可以看成是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在十九世紀的迴光返照。當普普通通的罪人離棄上帝又冒充基督的時候，他可以犯下任何人都望而止步的滔天罪行。
2、浪漫假基督
作為對啟蒙理性的批判或反應，浪漫主義誕生了——我情即神。如笛卡爾說，我思故吾在；浪漫主義說：我哭故我在。我都哭了，我就是神。當然，十九世紀的文化藝術假基督，哭相或情緒激動的不能自持而你們必須都圍觀的表情，氣象萬千。Romanticism糾集人類從矚目基督轉向矚目人自己，並且讓人民矚目自己的矚目。但與啟蒙理性不同，它不要你看自己的理性，而是玩味你的情緒。而這種情緒要在復古和回歸自然的路上，用「藝術」或文學的虛擬誇張的方式，反覆藉著諂媚人民（民眾、民間、民族）而自慰。十九世紀，音樂會取代教會，歌曲、繪畫和詩歌取代證道。這是美學替代神學的過程，這是崇拜上帝到謳歌人民和大自然的轉軌，這是器樂替代聖詩的革命，這是歌劇取代講道的顛覆，這是心理學對神學院的衝擊。在中國，我們這樣「浪」了五千多年了。王國維蔡元培等美學移情，實在是身在廬山。美學在於讓一個有限的人，卻因他的不懂害羞，在情緒嚎啕或臭美中，天人合一，神我一體——我浪故我神。人以浪漫和很浪的方式，起來演上帝。浪漫主義的目的是英雄主義，詩和音樂在於不要基督的那些枯骨們，在催眠或「象徵」中經歷虛假的復活。用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的名言說：「跟著感覺走」，你在人群就如同在天上。浪漫主義用文化英雄成功嫉妒了法國的革命英雄或殺人英雄。十九世紀這些人身神面像在中國人或中國「高人」的心靈中都設有神龕，你說其中任何一位不過是人都會看見氣急敗壞的誇張表情：
莫札特、海頓、貝多芬、歌德、帕格尼尼、李斯特、霍夫曼、孟德爾頌、李斯特、華格納、K-M-V-韋伯、舒伯特、舒曼、肖邦、白遼士、霍桑、J-麥克弗森、司各特、路德維希-提克、諾瓦利斯、華茲華斯、柯爾律治、W-布萊克、W-特納、J‧康斯特勃、拜倫、雪萊、濟慈、葉芝、夏多布里昂、熱裡科、德拉克羅瓦、雨果、大仲馬、F-戈蒂耶、普希金、萊蒙托夫、F-伊萬諾維奇-秋切夫、A-密茨凱維奇、華盛頓-歐文、愛倫-坡、梭羅、愛默生、惠特曼、迪更生、梅爾維爾、格林兄弟、佩羅……藝術批評類似古玩藝術，不過見仁見智、不懂裝懂、無事生非；但人類將所有應該讚美上帝的激情和恩賜，都用來歌唱肉體和宣洩情慾了。吃這些偶像或吃死人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產業和飯碗，所以砸碎這些丘壇的難度不亞於反對女牧者。常見的反應是：你根本不懂他（她）——這些蠢貨是完全不讀聖經的，而在那裡，神用最簡潔的方式告訴我們祂並只有祂何等瞭解人：一個罪人。聖經不承認什麼「高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眼裡根本沒有「偉人」。浪漫主義不僅擁有無神和我神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免罪的功能——一個正在醞釀情緒天真浪漫著的人，是絕對不可能認罪悔改的。這些浪人必然是一進入路德教會的「認罪赦罪程序」就大大發怒、拂袖而去的人。
3、越山假基督
敬虔主義繼續揮發，繼續製造靈恩運動的假基督或屬靈表演藝術家。不過在十九世紀，登峰造極的教會假基督運動是由天主教會領導的——馬丁路德在改教時代對教皇所說的一切「過激的話」，對十九世紀的教皇而言，都不算過分了。我這裡要討論的就是教皇至上論，這種神學可以視為天主教的浪漫主義行動。Ultramontanism在字面上可以翻譯成「越山主義」。這種思想在中世紀就已經出現了，但一直到庇護九世（Pius IX，1792-1878）和第一次梵蒂岡大會（Vatican I）才成為天主教的正式教義。我是帶著同情和難過的目光看意大利統一怎樣將教皇羞辱到方寸之間的。但與此同時，我十分驚愕地看見庇護九世怎樣藉著「童女馬利亞無罪聖胎」的教義，又進一步發揮彼得統緒的傳承，將一個罪人粉飾成基督的。我們當然不應該像世俗公共廁所分子那樣嘲笑和否定《謬說要錄》（或譯《現代錯誤學說彙編》，Syllabus of Errors）以及「瑞士衛隊」；但教會實在應該旗幟鮮明地堵住神化任何人的破口。這是一位非常危險，一發不可收拾的惡劣先例——如果馬利亞是人與神的中保，耶穌的弟弟洪秀全就會起來拉桿子。如果教會領袖率先垂范起來扮演基督，社會更會紛紛湧現出偉光正偶像。這正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人類悲劇的本質。
聖母無原罪教理（Immaculate Conception；Bulla Ineffabilis Deus）是潘多拉匣子，向教皇無誤論開放；然後教皇在十九世紀帶領全人類返回洪水之前的偉人文化：主席是批評不得的。「科學社會主義」和「誰的思想」不是一個罪人的Holy See嗎？這場假基督運動建立在一位14歲女孩兒的「個人見證」的基礎之上。1858年，法國盧爾德的一位鄉村女孩伯爾納德（Bernadette Soubirous，聖女貝爾納黛特）聲稱看到聖母顯現，並且聽到聖母自稱「始胎無玷者」。天主教會承認這個個人見證的真實性。越山主義在教宗利奧十三世（Leo XIII，1810-1903）繼續膨脹，聖母神學（Mariology）在十九世紀晚期日臻完善，更深入地進入天主教的崇拜儀式之中。不過聖母崇拜到庇護十二世（Pius XII，1876 -1958）登峰造極，1950，這位教皇通喻了「聖母升天」教義。值得一提的是，兩百年來歷任教皇都是社會主義思潮堅定的反對者，但沒有任何一位教皇看見他們Ultramontanism與Communismus之間的共同性——兩種本質相同的假基督領導的社會福音運動。
4、社會假基督
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目的是用社會取代教會，在不要基督的前提下，將人間變成天國。我是神還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我是你的神，你的生命和財產要拿來崇拜我。社會福音在十九世紀表現為兩大方面，在教會就是社會福音運動，這在天主教和新教中都有生動的表現。而在世界，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我們先簡述前者。天主教一直強調社會關懷，不過現代意義上的天主教社會福音運動可以以Leo XIII的Rerum Novarum教諭為代表（新事物，1891年5月15）——教皇反對一切物質主義、啟蒙理性和資本主義行動，他實際上和浪漫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有很多共同觀點。Leo XIII願意支持「一切公義事業」，接受宗教和科學的「結合」（新托馬斯主義者）。1891年Leo XIII發表的那個的「勞工問題通諭」，因關注工人權利，故享有「工人教皇」的稱號。天主教的社會福音思想，特別表現在第二次梵蒂岡大會中（Vatican II，1962-1965），實際上，兩次梵蒂岡大會表現出對現代文明完全對立的態度。第二次梵蒂岡大會更強調教會的社會責任和平民的權利。若望二十三世（Saint John XXIII，1881-1963）因社會福音的立場和推動大公合一運動成為現代世界的名人（「善良的教宗若望」）。我們只能說，一個基督徒在人間廣受愛戴，一定是因為他做錯了什麼不討神喜悅的事，而世界之王因此很喜悅他。
基督教內的社會福音代表人物是華特-饒申（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和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此外還有William Ellery Channing、 Theodore Parker、Horace Bushnell等。華特作為浸信會的牧師，繼承了浸信會社會福音的傳統，也代表了美國神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上帝保佑的美國有責任拯救全世界失喪的靈魂，為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國」。這位與愛德華茲伯仲的名牧，本是路德宗的信徒，後來「叛教」再洗禮。其實我能理解這種轉會行動——在路德教會生活更需要忍耐寂寞和字句的扎心，而缺乏很浪的機緣。特別想浪的人，不會歸入路德教會。路德會的基督徒，無論在教會還是社會，根本不給你浪的機會。社會福音的主要追求是活出耶穌，特別是要當著別人的面活出耶穌，這個「別人」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需要幫助的可憐人，一部分是找來照相和表揚你的幫助是「真活出耶穌了野」的人。為了不讓別人分享社會表揚，社會福音主張個人而不是教會與世界相愛。社會福音同時必須攻擊基本教義、教會聚會和講道是死的，為了把你弄死我才能活。他們主要「活「在這些領域：工業改革、土地改革、勞工紛爭、民主權利、黑奴童工、婦女解放、醫療教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立敕爾的「道德化」的自由派神學思想，為社會福音之先聲；而解放神學算是餘音。其中點綴著英國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的「救世軍」運動（Salvation Army，1878）。基督教道德主義，就是要在別人身上「活出基督來」。在中國道德供過於求，求浪若渴，浪浪相殺；因而中國士大夫和西方傳教士交合生子，這就是文化基督徒和屬靈表演藝術家。中國教會的主流，除了敬虔主義，就剩下社會福音了。浸淫其中的不僅僅是吳耀宗、趙紫宸、吳雷川等人，今天，江山代有名牧出，律法屬靈兩風騷。
社會主義思想我們不必多言了。每一次神學院談論這類問題的時候，我都嫉妒狄奧根尼的藏身之所。我對不起世界人民，但《資本論》真的不是我寫的。Karl Marx作為一位經濟決定論者本身實在是耐人尋味的（economic determinism）。一個人用四十年甚至一生的時間研究「資本」，就是琢磨別人的錢是怎麼來的，並設計一套精緻的搶劫方案，你就知道這人絕對是瑪門崇拜者；而且這一切只是預備為瓜分或革命的理由說謊。同樣是四十年，摩西在曠野敬拜神，那個德國人在博物館策劃暴動。他們信的不是一位神。馬克思的偶像的的確確只能在中國找到最廣泛而堅定的信徒——霾國人什麼都不信，只信錢，以至於今天窮的只剩下錢了；而且，霾人都這樣崇拜五千多年了。物質主義才是真正的鴉片，完全沒有能力接受福音真理，卻絕對有能力對真理淫者見淫。每一次想到大英博物館的腳印神話，我就忍俊不禁——老馬頭披著衣服，背著手，來回走著，想著：張金髮的錢到底是怎麼來的呢，我怎麼才能搞到手呢？挑唆誰起來搶呢？後來想到了曼徹斯特的無套褲漢和井岡山的災民。在接下來的運動中，罪人起來成了導師、領袖、舵手或假基督。這不單是一個時代的紅色神話，而是仍然看不到盡頭的新聞聯播。我們都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我們一起就假基督繼續欺世盜名，合夥詐騙。
五、教會的自衛
1、牛津運動
撒旦可以貌似掌權，但基督才是萬王之王；十九世紀也是一樣，教會仍然在更新中，因為主繼續在祂的教會中工作。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十九世紀教會的重建或自衛行動。一方面就是聖公會以及天主教會內部的更新，這就是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另一方面則是路德教會的認信復興（Confessional Revival），特別表現為復原派運動（Repristinators）。牛津運動特別值得強調的方面就是在一個以敗壞、羞辱、離棄、踐踏、嘲笑和攻擊教會、特別是聖禮型教會的流氓世界，有一群神學家力排眾議地呼籲返回傳統教會，包括部分恢復被激進主義揚棄的天主教早期崇拜傳統。這在一個人人渴望走向社會很浪一番的時代，他們為基督教信仰挽回了榮譽。這種悲壯有點兒類似中國當下的一種局勢：所有有點兒本事的人都拋棄了農村老家或「祖國」，移民中心城市，在香港和美國如蝗蟲般借地生子，轉移贓款和小三；但仍有一些留守人員，苦苦支撐著人類真正的家園。連教皇都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時代，還有誰在乎耶路撒冷的斷壁殘垣呢？
牛津運動也被稱為「盎格魯天主教運動」，主要有三大代表人物：基布爾（John Keble，1792-1866）、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和蒲賽（Edward Bouverie Pusey，1800-1882）。1833年6月，基布爾做了一場題為《舉國叛教》的布道，揭開了運動的序幕。紐曼發表了一系列宣教文章（《時論冊集》，Tracts for the Times）；加上基布爾和蒲賽的《神聖大公教會牧師叢冊》），形成所謂「冊頁派」。紐曼一度是十九世紀西方特別是教會的新聞人物，原因是這位聖公會的主教，在1845年皈依了羅馬天主教，並於1879年被教宗利奧十三世擢升為樞機。約有150位聖公會的牧者跟隨他轉向天主教。也許庸俗的天主教人士可以為這突如其來的勝利鼓掌歡呼，但紐曼的改宗實在是對普世教會的儆醒——都在改革，那我們正在失去什麼？什麼是我們信仰真正的根基？教會還是社會？基督還是人民？在這三位神學家中間，最具有路德宗特點的是蒲賽——他堅定不移地面向自由神學和加爾文主義，為聖餐中的真實臨在說辯護（doctrine of the real presence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Jesus in the sacrament）；所謂普賽主義（Puseyism）也影響深遠。總之，牛津運動努力恢復對《聖經》和聖禮的虔誠，以及呼籲基督徒返回教會。不過牛津運動後期有社會福音的偏轉。
2、認信路德宗
在沉默了幾乎一個世紀之後，普魯士統一，特別是具有改革宗偏向的國家權力強制路德宗和歸正宗在德國「聯合崇拜」，這一事件刺激路德教會進入認信復興的新階段。這個認信的過程，就是重申對協同書（the Book of Concord，1580）教義的接受，以及對路德神學的進一步闡述。這場運動也是普魯士王國治下的路德教會向新大陸遷移的過程，LC-MS也從此誕生（1847年4月26日）。德意志統一發生於1871年1月18日，這是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1770-1840）的德國。威廉三世屬霍亨索倫王室（Hohenzollerns）；他是一位敬虔主義者和加爾文主義者，而他太太可能是屬於路德宗，這是普魯士教會「合一」的動機之一：解決夫妻不能同領聖餐的矛盾。在一個合一高調是教會主流文化的時代，而且還同時高舉著「順服掌權者」的尚方寶劍的情況下，路德教會被逼到了十字路口。這是保羅從大馬士革流亡的日子。一邊返回聖經，一邊移民新大陸。LC-MS出走德意志的基本宗教局勢是，加爾文主義和普魯士政權的聯合追逼。
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路德宗一些重要的神學家的作品中，看見他們不斷與加爾文主義區分的神學努力。這一點，從Carl Ferdinand Wilhelm Walth（1811-1887）一直到Franz Pieper（1852-1931）的著作中，可以逐一得到見證。我們的「懸崖系列」有相當一部分信息引自他們，而這些神學家對中國教會來說基本上是未知的。我們被謾罵為挑起內戰的那些標新立異的觀點，不過是兩百年來LCMS的神學常識。不過這種謾罵在普魯士王國時期就是老生常談了。路德會認信復興運動的神學發言人還有Claus Harms（1778-1855）、Ernst Wilhelm Hengstenberg（1802-1869）、Adolf von Harless（1806-1879）等。Harms 是早期站在協同書立場並重新發表九十五條論綱對國王的屬靈高調說不的人；而當時，很多教徒採取了趨炎附勢的策略。Hengstenberg也是復原派的代表人物，以路德教義神學堅決抵制理性主義和合併主義（rationalists and unionists）。Harless則聯合Gottfried Thomasius （1802-1875）和 JCK von Hofmann（1810 -1877）等同道，將埃朗根大學（university of Erlangen）變成了認信復興的基地。
結語：穿越戰爭世紀
一般人們把十九世紀放在1789年 和 1914年之間，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可以這樣說，這100多年的歷史，就是從一場世界大戰（考慮拿破侖時代與歷次反法聯盟的戰爭）到又一場世界大戰的過程。這個戰爭的世紀還包括羊吃人的英國工業革命、美國內戰和中國戰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太平天國暴亂和美國內戰都是以基督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個歷史只是在重複偉人的歷史：一方面，「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創世記6:4）；另一方面，「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創世記6:11）。而「偉人」的誕生乃是強暴橫行的根源。這一系列慘絕人寰的戰爭同時也是大洪水；而在大洪水時代，神的救恩集中在挪亞方舟，而今就是基督的教會。我完全理解在大洪水的過程中，尼采那嘶聲裂肺的尖叫：上帝死了。在20世紀的海岸線上，我們看見的只是尼采那扭曲的屍體，與蝦兵蟹將暴曬在彩虹之下。而船繼續在擴建，在大水之上。
親愛的弟兄姐妹，這篇講章寫完的時候，又發現內容太長，已經無法一同編發、容納其他的「問答與回應」的內容了。在這裡惶恐地向大家道歉。現在看來，最好集中精力將這個系列寫完之後，再回答大家提交的具體問題。請放心，已經提交的問題，我都一一保存了，倍加珍視，必當認真回復。這個「對話系列」確實也寫得比較艱苦，儘管寫作的過程是充滿喜樂和平安的。以本篇論文為例，實際上連續三天，每天除了6個小時睡眠以外，坐在電腦前寫字的時間，每天都是18個小時左右。並不誇張地說，連站起來吃飯和去洗手間的動作都是跑步進行的。昨晚寫到凌晨1點，只能靠冷水澆頭，繼續工作。這樣追趕也是要在一周時間裡擠出至少四天時間準備主日證道。所以本周也確實沒有更多時間撰寫其他的問答內容。不過好消息是，這個對話系列到下一周就徹底結束了，我們將在下周完成對20世紀的神學總結。而與此同時，我斷續十年的神學院生活也將結束。這是一個美麗的夏天，而感恩節的燦爛輝煌又到門前了。這篇論文的題目可以叫做《不要怕他們——重建浪漫破碎的城牆》。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同在和相愛，願我們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阿門。
任不寐，201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