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讀者：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_KBCb5kDw

On account of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mainstream protestant theology ahs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I』m always tempted to call the 20th c the Age of Apostacy, or perhaps even the post- Christian era.

尊敬的教授，將20世紀稱為「後基督教時代」或「叛道時代」，這是剛剛過去這100年應該榮膺的定義之一。不過我的看法可能更為決絕，實際上20世紀是一個敵基督時代，因此是一個死亡世紀。這個死亡世紀一方面在啟蒙時代和流氓時代奠定了理論根基：人是畜生和人是上帝；另一方面，用100年空前的人類相殺自我定罪。20世紀的歷史不過在為創世記2:17作證：「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無論人類相信人是畜生（像神一樣定義別人），還是相信人是上帝（像神一樣崇拜自己或偶像），結果一定是諸神之戰和人類內戰。所謂極權主義，就是在民族國家紛紛誕生的時候，每一個民族在各自的城市廣場上建立自己的金牛犢或政治神祇，從那裡興起「可以殺人」的新宗教。沒有一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合法」地屠殺了那麼多生命。只有特別畜生或特別自神的人，才會將這個世紀稱為「現代文明」；因為只有魔鬼的兒子，才會真的將屍體寶貴為它的產業，並視他人生命為爐灰和草芥。弗洛伊德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以夢遊和健忘兩種方式掩蓋人的滔天罪行，消費主義同時上升為普世價值。坦克與飛機，汽車與電腦，核彈與市場，音頻與視頻，讓人與神越來越遠，人與人、人與鬼與時俱近。

在人類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同時，必然發生著教會在西方的衰落和神學在全球的變形。人類死亡總是和教會衰敗互為因果。教會的衰落首先表現為世俗化運動衝擊下教堂和聚會的廢棄。歐美每一周似乎有5間教會倒斃，隨後教堂被拍賣或拆毀；十字架被驅逐出學校，而同性戀、吸毒、離婚、墮胎、酒吧、賭場、舞會、派對、時裝表演和動物世界成為主流文化和文化先鋒。這是人性對教會的勝利。「基督教世界」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了，一個典型的標誌是美國在世紀之交成功「自由選擇」了第一位支持同性戀的總統；同時，一個無神論大國崛起了，用不顧一切搞錢這種「成功國學」鼓勵全世界加入敵基督浪潮，「教育面向21世紀」。其次，就是各種新神學的誕生。20世紀的神學擁有兩個現代本質。第一、被戰爭和死亡深深傷害和成功威嚇，神學開始以犧牲真理為代價，向世界之王諂媚，這主要表現為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和新正統神學運動。第二、與異教或偶像文化行淫，繼續深化了各種教會的反教會運動。特別在亞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在所謂的新福音熱地，主流教會若非官方教會，全部具有反傳統教會的邪教品質。這種局限還沒有時間反省，就誕生了一種不知羞恥的新錫安主義——一個從未按教會真理建造自己的霾國教會，起來鼓吹他們承擔著將福音送回耶路撒冷的大使命。當然，這不是一切，上帝在20世紀的歷史中仍然是主權者，只是我們只能按啟示真理去認識祂的故事。

一、死亡世紀

聖經說，魔鬼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因為死人是魔鬼的產業。為達到這個目的，魔鬼必須同時是「從起初就是說謊的」（約翰福音8:44）。魔鬼的殺人謊言在於，與上帝「不可殺人」的誡命針鋒相對，提出「可以殺人」的意識形態。《資本論》提供了經濟理由或借口，《我的奮鬥》提供了文化理由或借口。但真正的殺人理由乃是進化論。一方面，若人是畜生，殺人只是一個臨床問題；如果人是別人的神祇，出於進化和神聖的目的，假神殺人只是一個代價倫的問題。20世紀的普世價值可以用剛剛發生在霾國的這個社會新聞來總結：「今年59歲的湖南乞丐朱得時，在乞討時收留多名女子，這些女子至少為其生過12個孩子，其中8個夭折，2個被偷，只有2個存活。當地村幹部稱，朱得時生下這些孩子就是為了乞討。民眾曾為朱得時病重的孩子捐款，但錢都被他拿走，用於打麻將下館子……」如果貴國相信人是畜生，那你沒有任何理由在「豬得時」的動物行為上面表演你的義怒。如果霾人深信發展是硬道理，那麼為了發展這個精神偶像，你只能感慨人逢其時，豬逢盛世。事實上，發展（壓倒一切）的思想，恰恰是一種死亡恐懼或死亡記憶。二十世紀是一個死亡世紀。文化和神學都是死亡陰影之下的思想（奧斯維辛之後……）。這篇論文的第一個目的，在於將人類、特別是教會從死亡陰影之下解放出來。

1、歐洲的失喪

殺人的主要工具是軍事戰爭和政治鎮壓。不過20世紀第一場大規模的屠殺是在中國揭幕的，而且受害者是基督的僕人和基督的門徒。那是1900年。這場暴行長期以來被偽飾成「義和團運動」，彷彿是一場民族主義的壯舉；其實質不過是朝野勾結倚強凌弱、踐踏寄居者的政治醜行。240多名傳教士被殺，2萬多基督徒被殺；而僅僅在北京，拳匪殺害平民10餘萬人。繼續在遠東，在清廷的老家，隨機爆發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俄軍共死亡4萬多人，日軍8萬多人，遼東平民喪亡2萬-30萬不等。亞洲戰火剛熄，新世界發生異常大地震，死亡3000-6000人（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不過20世紀第一個20年裡，真正發生滅頂之災的是歐洲。1912年，英國泰坦尼克號冰海沉船，1514人遇難。這彷彿是一個信號，整個歐洲正在淪陷。兩年後，無視警告的人類迎來了現代社會的第一場世界大戰，或人類大屠殺。這是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人殺人悲劇。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有1,350萬左右的人喪生。而在這期間，即1915-1917年，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基本上也是針對基督徒的，約150萬人被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果之一」是，1917年無神論在俄國領導革命，建立了第一個極權主義帝國，將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東正教版塊公然奪走了。實際上，人類出現了第一公然以「無神論」為「信仰」的大國，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災難和大失敗。這些軍事戰爭和宗教災難同時摧毀了歐洲的核心信仰，逼迫教會起來以新正統神學的方式應戰。禍不單行，1918-1919年，從西班牙爆發的流行性感冒導致了2500萬人的死亡。魔鬼經過啟蒙理性和自由神學的200年經營。如今可以在歐洲和西伯利亞建立屍體的國度了。

2、日本的見證

只有無神論者才在20世紀看不見神的指紋。日本人在20世紀像一隻發了瘋的野獸（珍珠港一役幾乎是不可理喻的），但它一路的興衰和生死，也許可以視為「上帝義怒」的一個生動見證。然而在天使屠戮日本人的長子之前，不是沒有警告的。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約142,000人死亡。日本人同樣是一個不會靠著主日崇拜懺悔和更新的民族。軍國主義和東方主義的道路上沒有教會的stop sign。1931年他們入侵了我的家鄉。1937年在中國首都的大屠殺，約導致30萬中國人的死亡；連同偷襲珍珠港的流氓行徑，彷彿在告訴世人：上帝讓他滅亡，首先讓他瘋狂。從「九一八事變」至日本投降，中國共有3,500萬人以上死傷。戰爭仍然保持同樣的愚蠢：戰前國界如何，戰後仍然如何。人類戰爭總體上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廝殺。這個繼續硬著頸項的的「小日本」，這個靠自己絕對不可能停止殺人流血的戰犯，似乎只能等候1945年廣島長崎的蘑菇雲升起，魔鬼在空中高歌凱旋——廣島約有90,000-166,000人死亡，長崎60,000-80,000人死亡。大洪水之後，上帝藉著人類的先祖告誡全人類：「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世記9:6）。當不聽警告的人類繼續殺人直至殺害上帝的獨生子的時候，基督也這樣再次勸告人類：「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

不過我不認為日本人從這些戰爭懲罰中真的學到了真理，因為如此粗俗不堪的神道教繼續是日本的主要宗教；而這種信仰恰恰就是導致日本發瘋的根源之一。真正需要改變的不是日本的憲法，而是日本人的信仰。但這一切，不是任何一個美國可以做到的。日本列島上的纍纍白骨，幾乎是徒然地犧牲了。我更不認為受害國真的從日本悲劇中學到了功課，今天的抗日神劇可丑一斑：神化共軍，醜化國軍，妖化日軍——不見一滴悔改之淚。而更深刻的悲劇是，日本投降之後，內戰和鎮壓以更大規模的殺害能力席捲中國。我不敢否認巴比倫的入侵是對敘利亞行省罪惡的懲罰。如果不正視18世紀到20世紀中國自己的罪孽（這些罪孽自古迄今），就不可能看見中日戰爭的超歷史真相。一個凌遲大國，一個自己人殺害和踐踏自己人比任何國家都登峰造極的國家，一個賣兒賣女和妻妾成群的國家，一個靠賄賂和腐敗、靠諂媚和捆綁統治的國家，一個殺害神的子民的國家，一個假基督一直統治人民和假基督反覆領導革命的國家，一個還有很多神的百姓的國家……神不可能完全「任憑」之。如果說美國內戰是美國人為自己蓄奴制度贏得的懲罰，那麼，中日戰爭就是天皇崇拜和什麼都不信的兩個民族贏得的懲罰。當然，巴比倫隨後因為自己的暴行被懲罰。但是，一個受害人總是活在受害自義之中而失去反省和悔改的能力，只剩下「將來老子強大了報仇雪恨」的動物性條件反射，他遭遇的一切悲劇，都是徒然的。霾國的一切戰亂和災變，不過是一切無神論罪惡反覆贏得的懲罰，但是，這一切鞭撻，從來沒有獲得神聖的意義。

3、德國與蘇聯

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連續發生兩次世界大戰。這就是不要上帝的人類，這就是這個自己要作上帝的人類——人靠自己絕對沒有任何政治能力和道德意志管理自己和世界。彼得這句話對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龍去脈更為精確：「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使徒行傳3:14）。一方面，德國人用200年的時間羞辱和棄絕了基督：啟蒙哲學（康德）、自由主義神學（施萊爾馬赫）、多元相對主義權術（腓特烈大帝）、上帝死了運動（尼采）、無神論意識形態和革命哲學（馬克思）……德國是十九世紀人類的精神領袖。另一方面，德國人自己選擇了兇手——永遠不要忘記是德國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舉了希特勒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有6,000萬人喪生。其中最殘酷的記錄是德國人創造的：他們說要死人，就死了人。其中600萬猶太人死於有計劃、有組織的大屠殺，而1100萬人死於德國人的政治鎮壓。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歐洲居住的猶太人約為900萬，其中的2/3被害，包括100萬兒童和200萬婦女……二戰結束那一年，又一艘船沉沒。1945年1月30日，德國威廉古斯特洛夫號郵輪被魚雷擊沉，死亡 5,300-9,931人。一個基督教的歐洲，從宗教改革的德國開始，迄今為止不再有福音的復興。這個粉紅色的歐洲，這個綠色的歐洲，在北美之前成功世俗化和異教化了。1952年，英國倫敦12,000人死於煙霧，基督教世界的黑暗降臨。

與德國人的瘋狂可以媲醜的是蘇聯人。那個成功用無神論替代基督論的第一大國，也成了內部屠殺的第一大國。僅以蘇聯肅反運動為例，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簽署了681,692人的處決。一個俄羅斯人權組織發表的蘇聯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單中包含1,345,796個名字。古稀之年，列寧主義在天鵝絨革命的紅海中已經折戟沉沙。但他在遠東的實驗，在與儒釋道和災民理性的苟合中反覆借屍還魂。蘇聯紅軍在我故鄉的暴行還沒有被完全認識，關外的遺民正一代一代自然死亡。而歐洲開始在廢墟上重建的時候，中國內戰爆發——實際上朝野都武裝於列寧主義。這個禦敵無功卻內戰有術民族，在這場血腥內鬥中，僅僅軍人死亡大約1000萬，平民死亡無法統計。遺憾的是，春秋無義戰；迄今為止，內戰雙方仍然沒有人反省這場罪惡，反而繼續以惡為善，彼此控告。沒有第七日文明的民族必然是無省之民。無省之民首先在台灣製造了二二八慘案，可能有上萬人死亡。而在大陸……首先是1950-1953年的韓戰，中國軍人死亡接近20萬，「聯合國軍」約11萬；平民死亡約20萬。其次，在中國國內，從鎮壓到大饑荒到文革結束，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3000萬人左右。魯難未已。1975年中國河南「75‧8」潰壩事件，死亡人數則據不同資料從兩萬六千人人到24萬不等；1976年唐山地震約65萬人死亡（一說24.2萬人）——洪水與地震，小規模的大洪水與大地震，將起初和末世連在一起。為我骨肉之親，上川島有皓首窮盡之人。

4、還沒有結束

奧斯維辛之後的世界，絕對不是基督教的世界。對200年的非基運動，從無反省。正相反，假基督徒以更醜惡的方式，在二戰的廢墟上紛紛出籠。以美國為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九一一事件，他們進一步推動了世俗化進程。而在亞洲，除了中國的實驗，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共產黨或紅色高棉施行恐怖統治， 導致300萬人死亡，相當於當時柬埔寨一半的人口。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地球上有四場熱戰。首先是美國的越南戰爭。從1959年到1975年，大約有150萬人喪生。1979年至198=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 200萬人死亡。1979年中越戰爭，大約15萬人喪生。而在整個20世紀後半葉，在釘死耶穌的那個地理中心，巴以衝突從未止息——因為戰爭還沒有結束，不知道有多少平民和軍人埋骨這「應許之地」……在20世紀最後20年中人類殺戮中，首先是1980年至1988年兩伊戰爭，死亡接近100萬人。1990年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可能導致多達20萬人死亡；戰後制裁可能導致200萬人死亡，半數為兒童。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時間內，胡圖族人屠戮圖西族人約有50-100萬人，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20％。1996年至1999年科索沃戰爭，約1萬人被殺害……

這不是20世紀完全死亡名單。這個死亡世紀並沒有結束。教會繼續潰退，墳墓繼續崛起。這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不完全死亡記錄：九一一襲擊事件、南亞大海嘯、卡翠娜颶風、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台灣南部莫拉克八八水災、2010年海地地震、2010年智利地震、2010年玉樹地震……一個清清楚楚的印象是，「天災」掌管了新世紀的「人禍」。這不是偶然的。十八世紀是啟蒙時代，是人本主義時代；人的眼睛卻瞎了，不看上帝。十九世紀是流氓時代，兇手在世界各地完成了統治——世界的諸王不再靠傳統上台，而是靠殺人執政。20世紀是死亡時代：已經上位的兇手，組織人殺人，殺人獲得了合法性；殺人被稱為革命。21世紀，這是天災世紀，這是十災世紀。一方面，天地像霾國一樣漸漸舊了，即將被撤去；另一方面，似乎日子近了，空中呼嘯著天使長的聲音，宇宙中迴盪著眾水的聲音。

二、現代神學

讓我們再一次感慨：要有多麼無知和邪惡的人，才會鸚鵡學舌把中世紀定罪為黑暗的中世紀，而把現代社會諂媚為光明或文明的世代呢？革命世紀就是非基世紀，基督教在這個死亡世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一方面危機在深化，這就是世俗化運動。以美國為例。一個沒有發生「文革」的美國，更成功地在「公共領域」消滅了基督教。世俗化運動不過是美國的文化大革命。從美國第一任教育部長Horace Mann到John Dewey，波士頓成了改造基督教社會的教育基地，直到911恐怖分子再度從波士頓起飛。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20世紀當代精英加工場，對基督教會而言，與文化恐怖分子無疑。不到200年時間，美國學校徹底世俗化了。20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文化革命的高潮時期，嬉皮運動推動最高法院正式禁止學校教導聖經課程，惡果立竿見影：性解放造成每年100萬青少年未婚先孕，青少年性病每年提高20個百分點，艾滋病首先成為美國病。一份資料顯示：美國犯罪率連年上升，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上升3倍；九十年代比七十年代上升5倍；同時，青少年自殺率上升2倍，離婚率上升2倍，私生子上升4倍，單親家庭兒童上升3倍，18-30歲未婚媽媽上升40倍，文盲率上升6倍——監獄裡90%以上的罪犯來自破碎家庭；政府從1960-1990年，用於社會福利救濟的款項躍升6.3倍……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Roe v. Wade法案，准許自由墮胎，千百萬的嬰兒從此被合法殺害。黑暗無光的中世紀，從未如此黑暗無恥。

另一方面，教會以危機神學應戰危機。廣義而言，現代神學都是危機神學，或戰後神學。教會開始用撒瑪利亞那六位丈夫的方法，或如所羅門之外女嬪妃的方法，重振基督教。被戰爭和死亡嚇破了膽的西方教會，被憤怒和絕望激動起來的教會，緊急動員起來，開始倉促應戰。實際上，魔鬼藉著這個殺人世紀，藉著世界裡的惡戰場，成功地將基督徒從教會裡吸引出來，投入世界大戰。這是「第三場世界大戰」，是世界之王對教會的戰爭。社會危機的目的是消滅教會和教會的屬靈爭戰，將一切屬靈爭戰替換為社會關懷和基督教現實主義。教會被逼上梁山， 投筆從戎。這就是20世紀的現代神學。戰線是在三個領域展開的：新敬虔運動、新合一運動和新正統運動。首先就是敬虔主義捲土重來，在20世紀表現為新紀元運動和靈恩運動。這個問題我們有過相對充分的討論，因此可以點到為止。需要強調的是，在20世紀，東方風俗（特別是東亞和南亞宗教與哲學）與希臘哲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苟合到靈恩運動之中；靈恩教會與傳統教會愈行愈遠。不僅如此，敬虔主義在20世紀獲得了危機的特質——背後是戰火，基督徒要逃回內心，這個東方的曠野。第二場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合一神學並不是返回基督，而是面向世界，聯合起來。第三場就是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y）。新正統神學的口號是一種新彼拉多主義：看哪，這個世界！

1、Ecumenical Movement，泛基督教主義、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第一、學生運動

人類戰爭的根源在人類分裂。基於這樣的看見，教會首先在20世紀發起了合一運動。這當然不是全新的努力，但20世紀的教會合一運動有自己的特點。這類似一場教會裡的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人，而不是教會和傳道人，領導福音復興、普世傳教和教會合一。青年人或青年政治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登上歷史舞台的是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SVM）。其中學生志願運動由Dwight L Moody成立於1886年，旨在推動美國大學生赴海外傳教。這個學生組織實際上標誌的美國福音運動從教會向社會的一個重要轉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有可為」。數千像穆德這樣20歲左右的熱血青年撲向世界各地，而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完全沒有真理的裝備，「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羅馬書10:2）。該運動初期最重要的領袖是畢爾遜（Arthur Tappan Pierson，1837-1911），他是美國長老會牧師，是信心傳道（faith missions）的鼓吹者。與SVM平行的學生組織是世界大學生基督徒聯合會（the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YMCA）。一直到20世紀中期，從北美出發走向世界的傳道人，3/4是「青年自願者」，而不是教會差遣的神職人員。

第二、宗派聯合

一般認為（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個觀點），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正式開端是1910年在英國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the 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會議真正關心的問題不是教會建造和教義神學，而是「海外傳道」。世界宣教會議由來自15個歐美等地的基督新教教派發起，但3/4的與會代表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大會由穆德（John Raleigh Mott，他也長期領導上述兩個學生組織）主持。會議決定建立國際宣教協會（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IMC）。1921年在瑞士日內瓦正式成立了IMC。1937年，牛津會議召開。國際宣教協會主席穆德倡議成立世界基督教教會聯合會（WCC，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48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中，世界基督教教會聯合會正式成立，宣稱「凡認耶穌基督為上帝及救主」的教會都可成為會員（A fellowship of churches which confess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God and Savior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and therefore seek to fulfill together their common calling to the glory of the one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但WCC沒有就此止步，進一步號召「教會合一，世界合一，人類合一」。1961年，WCC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了第三次會議，與IMC合併，東正教也開始「正面回應」；而起初反對合一的天主教，1965年也開始捲入。2002年5月21日，在美國克利夫蘭舉行全美「基督徒合一」的討論會，繼續追求「互補」式合一。2006年2月在巴西的阿雷格裡港舉辦的WCC大會，會議主題是「上帝，在你的恩典中，改變這世界（God, in your grace, transform the world）」。2013年WCC大會在韓國舉行。

這個合一的工作真正的結果只能是實現基督和魔鬼的聯合統治。這是不可能完成的空想神學。和WCC同年成立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CCC）反對WCC，ICCC決定按自己的理想領導合一。這個新新合一運動，生動反應了罪人領導合一的自我反駁特質。問題不在合一，甚至不在根據什麼合一，而在誰領導合一，以及，與其你合一我，不如我合一你。我同意這個判斷：「當代泛基督教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不僅沒有促進合一，反而加深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原因很簡單，一個罪人一方面主張每個人和每個宗派只佔有部分真理，然後又宣佈自己看見的合一真理是整全全息的真理，進而勉強別人與自己的合一；這樣的合一即戰爭。極端的合一運動甚至延伸到異教，不久以前羅馬教宗在阿西西城舉辦的普世祈禱集會，就是這場鬧劇的頂點。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目標不是「新娘」，而是建設「以自由、和平、公義為基礎」的「大社會」。這是社會福音，是明顯的另外一個福音。但在合一高調之下，安提阿教會中保羅和彼得的爭論被禁止，「破壞合一」成為20世紀教會的「反革命罪」。有好幾個宗教法庭和家法族規將這項反革命罪加諸我身，纍纍十年。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領袖人物有穆德（J. John Mott）、納坦‧瑟德布盧姆大主教（Archbishop Nathan Soderblom，來自瑞典路德教會）、布蘭特主教（Bishop Charles H. Brent，屬美國聖公會）、威廉‧湯樸大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Temple，英國聖公會第98任坎特伯裡大主教）、俄南會督（Bishop G. Bromley Oxnam，美國衛理理公會）、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 天主教）、教宗保羅六世（Pope Paul VI，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 天主教）、羅哲修士（Roger Schutz，泰澤團體Taize Community創始人）。因長期堅持「和諧教會」，穆德1946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這成了普世運動一個收授榮耀的基本模式，鮮花和掌聲不是來自基督，不是來自教會，而是來自世界及其精英組織。從來沒有一位先知和使徒獲得過世界裡的殊榮，但20世紀很多教會名人，徹底翻轉了希律宮廷中施洗約翰被獻上頭顱的悲劇，開始在法老的宴會上盡態極妍。比如，另外一位合一領袖那爾斯‧奧洛夫‧約納坦‧瑟德布盧姆（Nathan Soderblom）1930年因倡導世界基督教會間的團結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某種意義上，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是對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極權主義運動的強烈反應——教會必須直面奧斯維辛和古拉格悲劇，這是社會福音和政治基督徒成為普世價值的主要動因。從朋霍費爾到蒂利希，這種聲音是一貫的；教會合一運動，將政治神學付諸實踐。來自瑞典路德教會的主教納坦‧瑟德布盧姆，基本上處於「政治正義感」起來召集1925年的教會會議，以便撫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特別是，處理凡爾賽體繫帶領的新危機；會議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了可以持續溝通的委員會。一戰之後美國的布蘭特主教基於同樣的政治考慮，揮起奧卡姆剪刀，主張避免教義爭辯來尋求教會的普世合一；而教會應該關切倫理問題。1927年布蘭特主導的合一會議在瑞士舉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普世教會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冷戰時期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和中國的基督教組織。而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克裡斯托夫‧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認為，在冷戰時期，來自東方正教會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為克格勃工作，他們對普世教會協會的政策施加影響。在1961年WCC的會議中，一位32歲的名叫阿列克謝‧裡迪格爾的東正教主教作為代表參加會議，隨後他被選舉成為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之後在1990年，他又被選舉成為莫斯科大牧首，即阿列克謝二世。

第三、認信教會

對這場普世合一運動持堅決反對立場的是循道宗，特別是路德宗（LC-MS）。這是路德神學院和路德教區廣為人知的一個見證： a LCMS pastor in New York was suspended for praying at an interfaith vigil in 2001, 12 days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不過並不是所有路德教會都站在普世合一運動的對立面。在教義認信教會中，僅步聖公會的後塵，一些路德宗教會於1947年於瑞典也成立了一個普世教會組織，這就是世界信義宗聯會（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LWF），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第二年。改革宗內部的合一運動在1970開花結果，至少公理會（ the Congregationalist Council ）和長老會 （the Alliance of Presbyterian Churches）完成了合併工作。

20世紀另外一個教會合一運動的產物是聯合基督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UCC），從加拿大啟程，已經發展成為美國基督教的主流教派。這個教派主要遵循改革宗或加爾文主義的傳統，特別是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 England Puritanism）。「改革宗信仰」也是聯合教會的四大信仰告白之一。1925年，主要是循道宗，其次是公理會以及長老會開始「合一」運動。1957年，福音歸正會（The 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和公理基督教會（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Congregational Christian Churches）「合一」繁殖而出聯合基督教會。目前聯合基督教會共有5320個大小規模不同的教堂，信眾主要集中在美國。聯合基督教會是少數支持同性婚姻，並且為同性戀者舉行婚禮的教會之一。聯合教會也致力於宗派甚至異教之間的「對話」。這個新教會對政治和社會事務一直保持高度的熱情。聯合基督教會充分展示了合一的最高境界：教會和世界行淫，重建耶利哥與所多瑪。

這場合一運動捆綁路德宗部分成功了，著名成果就是這份《關於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JDDJ），或《因信稱義聯合聲明》，是一份由天主教會（the Catholic Church』s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PCPCU）和「世界信義宗聯會」於1999年正式簽署的一份聲明。LWF124為成員中，35位投票反對JDDJ。該聯合聲明宣稱雙方教會對「通過對基督的信念，憑借上帝的恩典稱義」這一觀點的一致。據稱這份聲明基本上解決了雙方對稱義教義的爭議，而這一爭議正是路德改革的基礎。這是路德宗歷史上黑暗的一年，這份聲明進一步導致了LC-MS和和ELCA（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的分裂，因為ELCA乃是LWF的重要成員。LC-MS旗幟鮮明的反對JDDJ，而LC-MS神學教授對JDDJ的反駁，已經成了神學院的選修課程。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7月18日，循道宗世界聯合會（the World Methodist Council）在在韓國首爾開會，以投票方式多數決議接受了JDDJ。普世合一運動不僅僅弱化了教義（Doctrinal minimalism），也不僅僅是以政治取代教義，而是離棄了教會傳統和聚會中心。事實上，中國教會中流行的各種福音大會和差會大會，只是這場合一浪潮的中國回聲而已——會議取締聚會，同時舞台取代講道台，屏幕取代主的餐桌。

2、Neo-orthodoxy，新正統神學， 辯證神學

沒有人論斷說普世教會運動一無是處，接下來討論新正統神學之前，我需要進一步申明這一立場。在某種意義上，二十世紀的新正統神學是對十七世紀自然神學和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神學的撥亂反正——它對自由主義神學所有的批判，基本上都是正確的。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新正統神學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成長起來的，世界大戰被新正統神學視為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神學）的失敗，這個檢討本身並不全面。不僅如此，新正統神學並沒有能力建立新正統。它致命的弱點在兩個方面。第一，聖經神學常常仍然是自由主義神學。他們實際上並不反對啟蒙運動和聖經批判運動。這個問題是包括LC-MS在內的基要主義的共識。新正統神學在聖言或聖道與聖經之間拉開距離（聖經可能有錯），進而建立了基督和聖經的二元論，又虛構了信仰的基督和歷史的基督的二元論。與此相關，新正統神學基本上否定或放棄了字面意義上的末世論。第二、教會神學。新正統神學廢棄正統，毫無建樹，而他自身構成了20世紀反教會運動的一部分。新正統神學在教會論上的敗壞，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同意一些基要主義者的看法：新正統神學在20世紀裝作正統的光明天使，比一些極端主義更為險惡。如果說新合一神學追求宗派之間的苟合，新正統神學則追求教會和時代的苟合。革命是娼妓的收生婆。在這個意義上，我不願意將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克爾凱郭爾，1813-1855）視為新正統神學的先驅，因為他是十九世紀主流神學的抗議者。此外，新正統神學中包含一些基要主義的片段，但這些思想並不是新的，只是路德等傳統思想的重說。比如，宗教和信仰是不同的兩件事：宗教是人在尋找上帝，找到合乎自己的神；而信仰乃是上帝對人的尋找。

第一、迪特裡希‧潘霍華

我將潘霍華（迪特裡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視為新正統神學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更是新正統神學的殉道者。潘霍華是一位路德宗的牧師和神學家，相對來說，中國思想界在後八十年代對他比較熟悉，儘管對他的神學的理解，一直混亂不堪。翻譯者和讀者一直在利用朋霍費爾來鼓勵中國的政治基督徒，這對朋霍費爾本人也許不完全冤枉，但對「神學」而言則真假參半。朋霍費爾地第一本著作《作門徒的代價》，他自己和他的中國讀者一直未能分清代價的真實含義：為福音，還是為政治。我欽佩這位路德宗前輩的政治勇氣和生花妙筆，但是，我不認為雅各刺殺希律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繼續堅持活下去的朋霍費爾牧師，一定可以拯救更多失喪的靈魂；而這個使命，才是基督托付給彼得的。殺人世紀首先是對教會的一場試探，而新正統神學在黑暗的德國首先失敗了。朋霍費爾鼓勵基督徒在當下時代面向暴君活出基督來，卻忘記基督是怎樣站在彼拉多和希律面前的；又是怎樣三次堅固彼得。退一萬步說，一個平信徒甚至可以像朋霍費爾那樣英勇就義，但一個牧者不能。這與恐懼無關，為福音活著，比為政治死去，更為艱難；神的僕人就像奴隸一樣，連死的自由也被奪去了；你不能為自己的政治理想慷慨赴死，因為你已經將這個死的權力完全交給基督了。所以保羅即使深知死去是好的無比的；但是，為福音的緣故他只能繼續「苟活」。政治恐怖和政治義怒，都不能奪去傳道人的十字架，因為你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一個傳道人為政治犧牲，乃是對使命的和主的棄絕。以主的名義棄絕主，以社會關懷棄絕福音使命，這是新正統神學的通病。新正統神學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時代壓力下對聖經的重心偏轉：不再相信基督繼續掌權，而是要聖道適應時代和自己內心的顫慄與不平。歸根結底，新正統神學把暴君、苦難和現代化，看得過於當看的了。

第二、卡爾-巴特

新正統神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他已經離我們這代人很近了，他死於我出生的第二年。有人說，巴特在他的成名作《羅馬書釋義》中，主張一種激進的加爾文主義，這或許有道理——巴特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主張上帝的救恩主權，而這個主權是時時刻刻以與人類的巴結保持距離或鴻溝為前提的。巴特甚至重申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人的墮落也出於神的主權，而這一主權性拒絕人的辯論。這一決絕立場藉著蹩腳的中譯本，陪伴我度過了十年前在北京先被「監護」後被凌辱的日子。兩次世界大戰必須被視為巴特神學的歷史背景——人類的邪惡同時逼迫教會起來解釋上帝在戰禍以及苦難中的方位，而自由主義神學只配和理性時代一起站在被告席上。這時候巴特出場了，在某種意義上，辯證神學是「戰後的護教神學」。一方面，巴特於1947年撰寫了《達木斯特聲明》（the Darmstadt Statement）：德國人對納粹暴行應該承擔縱容之責。另一方面，需要重新解釋神義論。

巴特出生於加爾文主義的第二祖國瑞士，他的父親、祖父以及外祖父都是改革宗的牧師，父親弗利茨‧巴特更是一位神學家。巴特自己同時是加爾文主義教會的牧師，同時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不過他同時深受自由主義神學的影響。巴特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第二年，即1919發表了《羅馬書釋義》一書。1921年以後，巴特離開教會進入德國大學，後因反納粹立場，於1935年回到瑞士巴塞爾大學。1934年，巴特起草《巴門宣言》（the Barmen declaration），139名神學家聯署，以反對納粹的官方教會（German Christianity），並稱之為異端；在這個異端中，希特勒成了假上帝。巴特的道德勇氣構成了，或者被認定為新正統神學的一種精神氣質。不過巴特的經歷讓我們也看見20世紀神學一個重要的缺陷（朋霍費爾除外）——離開教會甚至根本沒有牧會的「神學家」主導了神學潮流，而實際上，教會之外無神學，只有哲學。巴特的羅馬書釋義是半吊子神學；而大學教授的神學，所謂《教會教義學》等等，基本上是偽神學——聖靈不在教會之外工作；因為教會才是基督用血買來的。包括保羅和彼得在內，如果他們自己根本不牧會或有正常的教會生活，他們所有的教會書信、教牧書信就一文不值。這是很簡單的常識——一個游離教會之外的人給教會寫信，我唯一的反應是將它丟在垃圾箱裡。這是我們認識新正統神學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

坦率地說，我很高興巴特的《教會教義學》沒有完成，而且我認為實際上由於誤入歧途和自言自語，他也沒有能力完成它。他的「教會教義」總體上並不是教會教義；而其中有關教會教義的部分，不過是「教會的社會關懷」或「文化使命」的一個更華麗的說辭而已。同時，對巴特而言，教會和「一切人」的關係，超過新娘和新郎的關係。不僅如此，神學歷史上一直氾濫一個教會謬論——兩個教會：看得見的教會和看不見的教會；世上的教會和天上的教會等等。教會的二元論是一個流傳甚廣的神學騙局，這個神學並沒有清楚而完整的聖經根據，只是柏拉圖主義和摩尼教二元論在教會的改頭換面。兩個教會的理論在實踐上一定導致用虛擬教會來否定現實教會。奧古斯丁是堅決反對摩尼教的。但是，在與多納徒搏鬥的過程中，他只能發明教會二元論來自衛。但是，稗子在麥子中間，這是教會在主再來之前的常態。啟示錄七間教會，不可能一分為二，地遠天高。這些地上的教會就是基督工作的教會。聖經說，心裡相信，還要口裡承認，才能得救。口裡承認一定是「在人前認我」；這個「人前認我」從根本上說，就是教會生活；而這裡所說的教會，只能是啟示錄那七間教會，無一例外。而巴特在這場騙局中繼續勇往直前，發明了更多的教會二元論。在所謂的教會教義論中，所謂為基督的教會和為自身的教會、自我更新的教會和故步自封的教會，普世的教會和封閉的教會等等二元劃分，有意義的不多。

第三、魯道夫-布爾特曼

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來自路德教會。不過嚴格來說，他並非馬丁路德的學生，而是馬丁海德格爾的學生。布爾特曼去世那一年，中國文革正式結束。不過他和巴特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布爾特曼更清楚地將自己的神學視為危機神學。他所說的危機雖然以20世紀的政治危機為背景，但主要指向神學的危機——在現代主義面前的危機。自願站在危機神學旗幟下面的還有蒂利希（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他是靠「存在的勇氣」站在那裡的。正因為如此，布爾特曼的神學扭轉了傳統神學的注意重心——神學的主要問題不再是基督和教會的關係，而是教會和社會的關係。正是從這個立場出發，布爾特曼聲稱，教會必須對這個非基督的世代做出反應，以便適應世代的發展。這個被現代社會嚇壞的心靈，或者被花花世界捆綁的神學，在自己的窗口掛出了太陽旗，上面寫著「解神話」（Demythologization）。解神話真正的受眾不是上帝和教會，而是理性主義作王的世界。看哪，這是教會的理性！

耶和華在危機中坐著為王。這也是祂對子民的吩咐：得勝在乎平靜安穩。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狂轟濫炸和風起雲湧中，布爾特曼的解神話的衝動只是顯示了那種大大變色的驚恐之狀。這位德國神學家被稱為「《新約》非神話化的倡導者」，這是恰如其分的。必須把新約聖經的神話部分處理掉，以遷就現代主義，挽救現代教會的危機。布爾特曼的解神話學至少有兩個致命的缺陷。第一、解神話的必要性。  「Faith is not an effort of the will to believe the unbelievable……the stories of the NT……are an obstacle to faith」 (Gonzalez, p.468).。布爾特曼宣稱新約聖經的神話阻礙了信心，因為人不可能相信不可相信的事。這是一個虛構的問題，因為人的信心並非來自理性的理解，而是來自聖靈的感動；信出於神，不是出於人（以弗所書2:8-9）。所以從根本上說，解神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小題大做。第二、解神話的可能性。布爾特曼無法根據自己的標準，和科學的標準，給出新約聖經中具體的神話比例。換言之，你視為神話的部分，現在視為神話的部分，也許根本不是神話。此外，即使按現在社會的理性標準，神話部分也在新約聖經中比例也不大。布爾特曼的個人閱歷比卡爾巴特離教會更遠。他一生主要的時間都在大學中，從來沒有牧會的經歷。布爾特曼在聖經批判中從來沒有與自由主義告別；實際上，在聖經神學上，他是更深刻的自由主義神學家。他一方面不否認啟示， 但另一方面，不能接受啟示的超驗性。布爾特曼在演算自己的神學過程中，虛構了初代教會的一個「蒙昧階段」：第一世紀的教會由於智力的局限，不得已用了神話或比喻的方式來表達信仰。這個虛構不僅是對教會的羞辱，也是對啟示的否定。實際上布爾特曼不過在論斷使徒在說謊，而間接否定了聖靈在教會中始終一貫的工作。

第四、卡爾-尼布爾

也許中國教會對尼布爾（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 – 1971）相對陌生，但在某種意義上，他可以被視為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的精神導師。尼布爾代表新正統神學之基督教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一系。他的現實主義神學更為明顯地是戰後神學。這個殺人世紀徹底摧毀了尼布爾對道成肉身的信念，人在戰爭中的惡野獸狀態擊碎了尼布爾對整個人類以及教會的基本信心。他有理由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現實主義者。事實上，這種精神變遷在中國從1971年到1999年，平行地發生了。首先，尼布爾指著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廢墟宣稱，因人類的固有敗壞，上帝之國在地上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這也可以視為奧巴馬主義和布什主義的區別——美軍因此撤出了伊拉克。其次，由於不義在地上作王，人只能在地上採取妥協的立場，在理想的天國和現實的世界之間，採取中間態度。也許因此我們可以解讀奧巴馬的同性戀立場。他的慷慨激昂的言說和一切半途而廢的行動之間，充斥這尼布爾的現實主義花招。不過，布爾特曼和尼布爾一樣，都是現實主義者。尼布爾是向後看的現實主義者（戰爭的殘忍讓他做一個很現實的人）；布爾特曼是向前看的現實主義者（現代主義的挑戰讓他與神話學劃清界限）。巴特同樣是現實主義了——與現實的教會及現實的自由主義神學撇清關係。

尼布爾對一戰和自由主義神學之間的關聯有著深刻的反省：「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e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u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同時，從基督教現實主義出發，尼布爾反對社會福音運動。但他的反應不會回到教會，而是在社會中採取更明智的生存策略。在某種意義上，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不過是另外一種社會福音，一種老莊牌的社會福音。尼布爾有過牧師的經歷，特別是在底特律期間，他的會友主要是汽車工人。尼布爾對黑人和「無產階級」充滿了同情。1928年尼布爾離開底特律成了紐約聯合神學院的實用神學教授，直到1960年。由於其社會主義立場，特別是現實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的立場，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出版界很榮幸地翻譯了尼氏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人與不道德社會》一書。需要強調的是，尼布爾與其說是神學家，不如說是政論家。政治從始至終比教會對他來說更是思考的重點。新正統神學發展到尼布爾，我們看見的只是新政治神學。所以也可以理解，聖經在尼布爾心中的地位，比在巴特和布爾特曼心中的地位更為下降。新正統神學從始至終在巧妙地貶低聖經和教會，但尼布爾進一步按祁克果的方法，將聖經神學改造成聖經心理學，特別是對「罪」的理解。對尼布爾來說，罪不再是人與上帝的關係，而是人與自己的內在關係。如果將罪解讀為人的焦慮和驕傲，那麼政治制衡而不是施恩之具，是解決或抑制犯罪的最好辦法。這樣一來，國家取代教會成為思想的中心。請注意，尼布爾的社群是社會，而不是教會。不是聖靈，而是「社會黨」——1930年代，尼布爾成為美國社會黨激進派的領導人之一。

尼布爾雖然沒有教會熱情，但和現代敬虔主義一樣，追求個人在祈禱中內在的安寧。Serenity Prayer算是尼布爾神學思想的另外一極。這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的靈魂的小廟，他需要在那裡安頓自己對天國的虧欠。這種虧欠因為缺乏傳統教會才能給予的赦免和更新，就只能滿足以心理學上的自欺欺人。這種個人祈禱為中心的信仰生活，也成為現代基督教的一大景觀，在某種意義上，Serenity Prayer中的人，主要不是使徒和先知的樣式，而是奧修和慧能的改頭換面。這是尼布爾常備引用的名言：「Father, give us courage to change what must be altered,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helped, and the insight to know the one from the other」（這是儒家版的中譯：惠我以安寧，忍所當忍；賜我以勇毅，為所當為；更賜我以智慧，將兩者區分」（《陳耀南讀孔子》15.2條）。這完全不像一個基督徒的箴言。對基督徒來說，智慧已經藉著聖經賜下了，為與不為，當與不當，清清楚楚。這是一個根本不看聖經，或缺乏教會聖經領受聖經的人，對空氣發出的「個人禱告」。 「人類完善的不可能性」對美國政治家來說，成為逃走和妥協的理由；但對真正的基督徒來說，「人類完善的不可能性」恰恰是需要基督和祂的教會的充分理由。

三、基要主義

在某種意義上，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也是一種危機神學。不過基要主義是以逃往基督來應對危機，並堅持在這個殺人世紀，繼續以教會為基地，承擔救人的使命。特別反諷的是，基要主義在中國以及中國教會，一直具有負面的含義，幾乎可以類比「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不僅如此漢語神學一直謠傳這個說法：「在中國，基要派和現代派神學的爭論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是基要派的代表，吳耀宗是現代派的代表。後來的三自教會在很多神學觀點上是與現代派相通的……」這個經典說辭中所列舉的三位基要派，沒有任何一位是真正的基要主義者，儘管名單上的每一方都可以加入危機神學。王是典型的儒教基督徒，道德吃人還是信仰救人，他一生從未真正脫離蒙學。宋從來不是教義神學家，而是典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敬虔主義者。而倪柝聲不僅反對傳統教義，他「獨創」的一些教會教義更是反教會的。這個現象本身也說明中國教會的失喪和可憐。然而，西方基要主義也存在自身的缺陷，這是一個不完全的、還在路上的回歸之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Mikael Leiman和 Charles Stuart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The Fundamentals），他們清楚地看見了一切自由神學或現代神學不過是搞錢的神學——為了搞更多的錢，勾引更多的會眾和聽眾，就必須合一和迎合更多的人。瑪門崇拜也是一種戰後反應或災民理性——患難和死亡之下，只有錢是真的。基要主義也許是誠實地想告別瑪門崇拜，走一條新路。基要主義和福音運動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面對的主要敵人首先是現代神學，但同時也是進化論和世俗人道主義。兩者的共同特點是自以為猿卻沐猴而冠。這是一場人猿之戰，山頂洞人後來居上。

1、猴子的審判

基要主義在20世紀，主要表現為捍衛「聖經無誤」這個傳統。顯而易見，自由神學和現代神學的共同缺陷是漠視和批判聖經。在這方面，加爾文主義陣營中的美國長老會，特別是以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Seminary）為基地，常常被視為基要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這個判斷首先1895年的 「五點要道」和五點共識（the five points）有關：1、聖經永無謬誤；2、耶穌基督是神，神跡具有歷史真實性；3、童女懷孕；4、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為人類贖罪；5、基督肉身復活，並肉身再臨。但五點共識並不是長老會提出來的，其中第四條顯然不是加爾文主義的。長老會與基要主義的關聯是在1910年，美國長老會在一個會議中提出了修正版的五點要義（The Five Fundamentals，Doctrinal Deliverance of 1910）：1、聖經無誤（Inerrancy of the Bible）；2、童女聖子（The virgin birth and deity of Jesus Christ）；3、因信稱義（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by Faith Alone）；4、身體復活（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5、肉身再臨（The bodily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長老會的基要主義信條有兩大缺陷，第一是放棄了普世救恩論；第二就是繼承了1895年「五點要道」無視教會論的缺陷。此外，路德會在第五點的一些具體解釋上與長老會（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t eschatology）明顯不同。

捲入普林斯頓神學保守運動中的還有the southern Baptists（美南浸信會）以及 the Assemblies of God（神召會）。美南浸信會因為不滿世界浸信宗聯盟容忍同性戀和按立女性牧師，2004年正式脫離世界浸信宗聯盟。神召會屬五旬節派，是1901年美國五旬節復興運動後出現的教會組織。三百多位傳道人和信徒於1914年在美國阿肯色州熱泉城召開大會成立。浸信會和神召會對基要主義的介入，進一步反應了基要主義運動本身反聖禮型教會的特點。神召會有兩個獨特的信條：追求醫病的恩賜以及相信說方言是初次聖靈充滿的憑據。這場基要主義運動遭遇第一個著名的失敗就是the Scopes Monkey Trial（猴子審判，1925）；這場鬧劇在某種意義上是基要主義運動的一場噩夢。這是猴子的勝利，是猴子對信徒的審判。梅晨的抱怨值得反省：As reported esp by H L Mencken, the defender of a literal reading of the Bible, William J Bryan, was a complete dolt, an idiot compared to the clever intellectual approach of his opponent, Clarence Darrow。顯而易見，問題不僅僅出在那個「蠢貨」身上。在20-30年代，基要主義幾乎成了「無知神學」的同義語。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現代神學和自由派的破產，特別是從70-80年代起，基要主義在大學和政治等公共領域，逐漸為自己挽回了名譽，成為美國社會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當然，這個逆轉對中國那些要臭名昭著別人的臭名昭著者，是一個陌生的話題。

與合一運動不同，基要主義反對天主教教義，甚至認為天主教是異教。這個極端立場也是導致基要主義運動分裂的原因之一、基要主義內部分裂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基要派宣稱與福音派（Evangelicalism ）分道揚鑣。這場分裂旨在與葛培理神學有所分疏。當葛培理越來越像新正統神學的時候，基要派繼續堅持保守路線；而福音派被視為代表基要派和自由派之間的中間路線。1994年，福音派與天主教簽署了一份合作協議：《福音教派與大公教合一》，同意以包容手段接納天主教；福音派教會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有一定的參與，儘管存在內部分歧。嚴格來說，福音派（Evangelical）這個詞誕生於馬丁路德，路德宗原意乃是福音派。不過如今已經面目全非。在葛培理布道團的積極倡導下，1966年在西柏林舉行了國際福音會議，發表了福音派宣言。聖公會的神學家巴刻為福音派貢獻了「基本理念」：聖經的至高地位；耶穌基督的榮美；聖靈的主權；得救的必要性；布道的優先性；團契的重要。巴刻的教會立場比長老會有所進步，但是，巴克神學不是教義性的，而是文學性的。福音派和基要派的糾紛中也伴隨這合一運動。1974年，在洛桑舉行的國際福音會議中，福音派和基要派融合，形成美國主流教派。大多福音派基本上是社會福音派，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

2、對猴子審判

除了葛培理，卡爾-亨利（韓克爾，Carl Ferdinand Howard Henry，Carl F. H. Henry，1913-2003）常常被視為福音派的另一外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是葛培理的朋友。卡爾-亨利是美籍德裔人，父親屬路德會，母親是天主教徒，他自己在聖公會受洗，在衛理公會影響下「經歷重生」，妻子是浸信會信徒……卡爾-亨利後來成為浸信會的牧師（1941年芝加哥），後任教富勒神學院；1956年到華盛頓擔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編輯。該雜誌代表保守派的立場，與自由派的《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分庭抗禮。12年後，卡爾亨利離開《今日基督教》著書立說，包括1976至1983年間發行的《神、啟示、權威》。卡爾亨利的福音派神學在於返回傳統。不過他對社會福音和差傳的重視，以及變形的合一神學，並不是真正的教會傳統。卡爾亨利1947年發表《近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知》（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指責基要主義「責人至嚴、毫無愛心、專好紛爭」。毫無疑問，卡爾亨利對責備的責備不過是反對紛爭的紛爭。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不過卡爾亨利對巴特神學的批評是對的：聖經不可能有錯，聖經就是聖道。亨利的「理性神學」或啟示神學（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的啟示）在抵抗靈恩運動和各種神秘主義、經驗主義思潮以及理性主義中也功不可沒：我同意這個評價：Carl Henry was a forthright proponent of the verbal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s, as well as the atoning death of Christ for the sins of mankind。基要主義藉著卡爾亨利成功雪恥，將猴子審判更新為對猴子的審判。而我喜歡卡爾-亨利這句名言： 「if we humans say anything authentic about God, we can do so only on the basis of divine self-revelation. All other God talk is conjectural」。

很多學者對怎樣將克利夫‧斯特普爾斯‧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歸類感到為難。不過這位英國「基督徒作家」是福音派的朋友。很多中國人知道他是《納尼亞傳奇》的作者；他的作品還包括Screwtape Letters of 1942、《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如此基督教》，1952年），以及《牛頓英國文學史-16世紀卷》。1925至1954年在牛津大學任教期間，路易斯當選為牛津大學馬格達倫學院研究員，擔任英語與文學教職長達29年，教授古典文學；1954至1963年任劍橋大學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教授。路易斯1929年復活節受洗，而他的歸信和《魔戒》的作者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的影響有關。路易斯是「二十世紀中葉英語世界中捍衛基督信仰最有力也最受歡迎的人」，是「向懷疑者傳福音的使徒」。1944年2月到4月間，劉易斯每天上午在BBC電台發表「超越個人」的廣播講話，向戰時的人們，尤其是士兵和傷員們解釋基督教信仰（今天的BBC已經成了反對基督教的喉舌）。路易斯生命有一個慘痛的經歷。他58歲時同一位比他年輕17歲、離過婚的美國婦女海倫結婚，但幾年後海倫即患癌症去世。這場悲劇一度動搖了「具有詩人氣質」的路易斯的信仰。路易斯也代表了「文學傳道的局限」。《納尼亞傳奇》和《魔戒》，以及《哈利波特》（J.K羅琳算是路易斯的「粉絲」），部分恢復了文學對思想的領導地位。這種文學布道思潮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尤其嚴重，藉著詩歌、影評、小說等等「虛構的虛構」、「比喻的比喻」，很多「基督知識分子」離開聖經和傳統，成了半吊子傳道人和宣教士。很多時候，福音文學只是兒童文學，以彎曲福音為代價。另外，和司布真一樣，路易斯既是煙民，也是酒鬼。

3、審猴的續篇

梅晨（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是加爾文主義者推崇的神學家，「最後一個偉大的普林斯頓神學家」；「他在1906和1929年間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新約教授一職，並帶領保守的基督徒反對當時普林斯頓神學院的現代神學，成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當美國北方長老會繼續拒絕保守派基督徒忠於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時，梅欽帶領一小部分保守派基督徒離開了美國長老會，組建了正統長老會」。這個運動的著名人物還有Gordon Clark（克拉克） 和 Cornelius Van Til（范泰爾，the pre-suppositionalist）等人。我們曾經討論過《威斯敏斯特信條》（西敏斯特信仰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的諸多問題，此處不贅。1914年，梅欽被按立為牧師；在一戰期間，梅欽跟隨YMCA去法國前線做志願者，他的經歷使他的神學從起初擁有了危機神學的氣質。梅欽所撰寫的關於新約希臘文的入門教科書在今天仍然被許多神學院所採用。他的代表作品有《保羅宗教的起源》（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 1921）、《基督教與自由主義》（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1923）、《什麼是信心》（What is Faith，1925）等，堅決反對現代神學。梅晨對聖經權威的捍衛令人矚目，對反智主義的批判卓有成效。梅晨有理由被稱為基要主義者，而不是福音派。值得一提的是，梅晨雖然反對他所在宗派中的海外宣教機構中的自由主義神學，但並不反對海外宣教本身所存在的教會論問題——梅晨自己於1933年組建了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獨立董事會。特別詭異的是，「作為基督教牧師，他也反對學校的公禱和讀經，甚至反對禁酒」。據說這出於政教分離的教義。但事實上，「政教分離」既可以為追求信仰自由的人提供人權法案，也可以成為世俗化的理由。

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August Schaeffer，1912-1984）也是德裔美國人（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英國人的後裔）。薛華在中學時代歸信基督。1930年8月19日，在慈奧理（Anthony Zeoli）的帳篷布道會中，薛華「決志」把自己無條件奉獻給基督。據說薛華對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Edith Rachel Seville）的教導「甚為傾服」；這位女孩的父母是內地會宣教士喬治和雅茜.塞維邑(George， Jessie Seville)。1935年7月6日，薛華和Edith結婚。在薛華的一生裡，Edith的作用和影響不可忽視。薛華隨後就讀於威敏斯特神學院，在那裡薛華成了梅欽的「學生」（The same year that Schaeffer entered seminary, Machen was defrocked by the Presbyterians）。梅欽逝世之後。威敏斯特再度分裂，薛華追隨一些人進入新建的信心神學院（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他們自以為是正統的加爾文信仰，和真正的歸正教會」。這個「最正統的教會」後來繼續分裂，分裂為最最最正統的福音長老會（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和盟約神學院（Covenant Seminary）等等歸正你們宗。1938年薛華畢業於信心神學院，成為聖經長老會的首位按立牧師。二戰結束後，薛華被差回歐洲傳教（L』Abri，the Shelter）。「古戰場」進一步刺激了薛華「對人類文明危機的關切」，加爾文主義的社會熱情在薛華身上熊熊繞燒起來，他是當代文明和美世俗化運動尖銳的批判者。只是這個指路明星的任務，把美國變回基督教國家的重擔，從來不是教會的使命。義憤填膺的薛華到處抨擊個人的道德狀況，激辯「我們社會的未來走向」，揭露「我們國家價值敗壞的原因」和相對主義的文化災難，這都是令人欽佩的。但是，基督教信仰從根本上說，不是一個社會道德問題。

薛華代表了現代神學及其反駁共享的那種絕境：深深陷入巴比倫，無論正反，越陷越深，自以為榮，無力自拔。大學而不是教會，是薛華及其擁躉者以及嫉妒徒真正的侍奉中心。大學是現代法老的金字塔，是當今希律的宮廷。耶穌從起初就不在那裡。唐崇榮牧師有宗派的理由這樣高舉薛華和薛華夫人的中國菜：「你們知道這個人嗎？薛華，他寫了最重要的書不可不讀……這個人是……使徒。這個人是神特別興起在二十世紀後半段為那些知識分子解謎，奠定信仰的一個人」。我無意指責唐崇榮牧師代神立人，甚至幫助誕生了第十四位使徒。我只是有一種遺憾：基要主義運動在20世紀落幕的時候，落在薛華的社會關懷和美國焦慮上，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中國教會正沿著這個反覆逼近「文化基督徒」的方向奮勇前進。不僅如此，漢語神學關於20世紀福音派和基要主義的述說完全沒有路德教會的位置。他們不願意介紹路德神學，當然也沒有這個能力——從他們對懸崖系列的反應中就知道他們對LCMS神學基本是無知無畏的；而由於身在廬山和真理上 的懶惰以及習慣性驕傲，他們沒有能力認識加爾文主義的缺陷。對神學常識如此如臨大敵和輕易定罪，反而彰顯了諸多邪教品質。寫到這裡，這個神學院的系列對話也結束了。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新宗教改革就是返回教會運動，保衛千瘡百孔的新娘。如果說18世紀是最黑暗的世紀，19世紀是最流氓的世紀，20世紀是最媚俗的世紀——現代神學就是媚俗神學。這是小市民對基督徒的勝利。這個對話旨在勸勉人民進入教會，首先勸勉基督徒返回教會，首先之首先是勸勉名牧和神學家從大會和大學返回教會——求聖靈把一切屬靈表演藝術家以及宗教憤青和教會遊民，趕回教會。願神的旨意成就，願祂的國降臨，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門。

任不寐，2014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