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新年特稿:南明永歷朝廷與天主教

      聖誕-新年特稿:南明永歷朝廷與天主教無評論

黃一農

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明末入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乃以耶穌會為主,為吸引當權者的注意,他們刻意選派了一些較精通歷算和兵學的會士來華,並將這兩種知識傳授給部分奉教的士大夫,做為其在官場上發展的重要晉身階.崇-禎二年(1629)九月,禮部左侍郎管部事徐光啟(教名保祿;1562-1633)奉旨開歷局,率李之藻(教名良;1565-1630)以及耶穌會天文家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鄧玉函 (Jean Terrenz, 1576-1630) 等,在局製器測驗並譯書演算.三年,因鄧玉函卒,又徵西士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和羅雅谷 (Jacques Rho, 1590-1638) 協助.

隨著流寇和後金侵擾的擴大,徐光啟還積極投入兵事,且在李之藻等天主教徒的協助之下,於天啟,崇-禎年間多次自葡萄牙人佔據的澳門募集大銃和炮師.徐氏的入室弟子孫元化(教名意諾爵;1581-1632)於登萊巡撫任內,更在葡萄牙籍軍事顧問的協助之下,練成一支善用西方火器的精銳部隊,但這支部隊卻因故在孔有德和耿仲明的率領下於吳橋發生兵變,且於稍後投降滿洲,令後金不僅獲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炮,而且得到由西人所直接傳授的彈藥製造技術以及瞄準的知識與儀具,促使明與後金的軍事力量呈現明顯消長.

1644年,當崇-禎皇帝的政權瓦解之後,不僅國內群豪並起,且引發滿洲的覬覦.部分以歷算和兵學聞世的耶穌會士和中國天主教徒,也和其他許多有政治理想或野心的人一樣,把握機會活躍於幾個分立的政權中,他們或許還更進一步希望能開創出宣教新局.

當時在新入主北京的清廷中,有湯若望和龍華民等耶穌會士,他們率奉教的歷局天文家成功獲得欽天監的掌控權.管欽天監監正事的湯若望,更利用個人在官僚體系中的崇高地位和人脈關係,多方護持天主教在清朝統治區內的傳教事業.為一統江山,清人也派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吳三桂四位異姓王攻掠西南,而他們均出自孫元化麾下.徐光啟等明末奉教士大夫完全不曾預料他們借助西洋火器和葡籍軍事顧問所裝備和訓練出的精銳部隊,竟然轉為敵人所用.

至於張獻忠的大西政權中,則有獲賜「天學國師」的耶穌會士利類思 (Ludovicus Buglio, 1606-1682) 和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 s, 1611-1677),他倆受命製作天文儀器和翻譯歷書,還曾替張獻忠某一側室娘家的三十二口人領洗,張氏且應允在政權鞏固後,為其修蓋大教堂一所.在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中,亦有奉教士大夫擔任重要職位,如精通西洋火器的韓霖(教名多默,徐光啟門生;1596 -1649)乃擔任李自成的參謀,入京後,他獲授禮政府從事(大順朝改明之部為政府,主事為從事),並薦同教好友魏學濂為戶政府司務.

即使各南明的小朝廷,亦不乏耶穌會士的身影.如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 即嘗奉弘光帝之命赴廣州「通南洋舶」(內情不詳).畢方濟也曾利用其與隆武帝的私交,而上呈〈修齊治平頌〉,勸皇帝無邪思,無二婦,勤仁政,敬上帝,並以「宣諭使」的身份受命赴澳門求援,隆武帝在御賜的贈詩中,還有「借旒安世後,太昊委來真」句,應允在借兵成就大業之後,將許西士在華自由傳天主(太昊)之教.有些西方資料中甚至稱隆武帝當時欲授畢方濟封疆王號,並命其為軍事大員,願與他共治國家,惟畢氏堅不受命,僅求隆武帝頒布保教敕書.

天主教在永歷朝中的積極表現(如令兩宮,皇后,太子和許多朝廷重臣均入教;協助向澳門借兵抗清;參與遣使赴歐等等),更是廣為人知的「史實」.然而,部分相關的敘述或仍有待商榷,此因涉及南明的中文史料頗多闕漏訛誤,且罕及天主教的內容,而近代許多治天主教傳華史的學者,往往擷取西文材料的片言隻語即驟下結論,再加上部分與教會關係密切之學者擁有揚教心態,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遂出現濃厚的移情現象.如瞿式耜和金聲等曾與天主教接觸的殉國文臣,都被附會成了教徒,而焦璉,鄭成功等忠義武將,亦被懷疑曾奉教.又,如西文材料中曾提及一位教名為路加(Lukas 或 Luke)的軍官,但在中文的教史中則分別被繫於丁魁楚,焦璉和李定國等人,且多無進一步論證.

由於當時有些西文著述的作者,對中國充塞著各種幻想與憧憬,且多不曾身歷其地或其事,以致內容常未能信而有徵.即使是在華傳教士的著述中,也往往因認識不足甚或為宣傳成果,而有曲解或誤解事實的情形.故我們確有必要加強中,西文史料的辨讀,會通與解析,期使史事的真貌能清楚浮現.

本文因此將焦點置於永歷朝,嘗試重新檢閱相關的原始文獻,並深入解讀其內容,以探討奉教人士如何在這個最後的南明政權中善盡人事,期盼教會可以藉中興之功而在中國生根茁壯,甚至培植出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皇帝.文中亦將以相當篇幅辨明並理清前人許多「人云己雲」或「稗官野史」式的說法.

二,永歷內廷與西人西教的往來

天主教在永歷朝中十分活耀,共有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2;又名瞿紗微)和卜彌格 (Michael Boym, 1612-1659) 兩位耶穌會士經營其間,且擔任該會中國副省省長 (Vice Provincial of China) 的曾德昭 (Alvaro Semedo, 1585-1658) 亦曾到訪,傳教士們除替王太后,馬太后,王皇后和皇子領洗之外,亦涉及向澳門請求軍援與遣使赴歐等事,但相關的敘述一直眾說紛紜,本節即綜合中西文材料嘗試加以理清.

永歷朝的太監龐天壽(教名亞基樓,Achilleus)或是內廷中最早入教者之一,他是在天啟間或崇-禎初由龍華民領洗的.崇-禎殉國後,他投奔隆武帝,永歷元年(1647)八月,擔任位高權重的司禮監掌印太監一職,並在其師瞿安德的協助之下,令內廷許多重要人物均入教.

根據西人材料,瞿安德同時替兩宮太后和皇后施洗禮,而受洗之時,龐天壽還充當教父,永歷帝當時身在異地,兩日後返回始知道此事,但並不反對,惟因其不能遵守一夫一妻之誡律,本身並不願入教.王太后在受洗後,曾祈請天主使滿兵敗退,越數日,果有數省反正.不久,皇后生子,瞿安德要為其舉行洗禮,皇帝或擔心他將來不能娶嬪妃以廣子嗣,故堅不同意.但因此子在三個月大時害重病,為求天主庇佑,乃允其入教,龐天壽仍充教父,旋即康復.永歷帝遂派遣一使節團至澳門,於二年(1648)九月在耶穌會教堂的祭壇前行禮,表達對皇子病癒的感激,且藉機請求軍援.惟各文獻中對相關紀事的系年和細節常有出入,今試從中文材料推判之.

首先我們或需先略覽一下永歷初期的史事: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朱由榔在肇慶稱帝,以明年為永歷元年(1647).元年正月,蹕桂林;三月,帝入全州,瞿式耜和焦璉在桂林大敗清軍,其中斃敵騎數百所用的西洋大炮,即是由龐天壽所督造;四月,蹕武岡;五月,桂林再捷;八月,武岡陷;九月,帝入柳州;十一月,梧州陷,帝至象州,決定北上蹕桂林,但命龐天壽等扈兩宮和皇后南下至南寧(位於桂林西南方,直線距離約320公里);十二月,蹕桂林.二年正月,清將金聲桓以江西反正;二月,明將郝永忠之兵入桂林大掠,帝出奔;三月,幸南寧;閏三月,李成棟亦舉廣東反正;四月初,皇后在南寧生皇子慈炫(詳見後文);六月,帝入潯州;七月,至梧州;八月,移蹕肇慶,以安撫投誠之李成棟.

經比對中西材料後,知瞿安德應最可能在永歷二年(1648)三月說服兩宮等人入教,因只有此前的四個月期間龐天壽不在帝旁,而是扈從兩宮和已懷孕的皇后居停在南寧,直至二年三月,永歷帝始幸南寧,旋又出現與瞿安德預言相合的李成棟反正事件.此一推論與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所稱瞿安德是在1648年3-4月間替兩宮和皇后領洗的說法若合符契.又因王太后在四年十月致教-皇和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分別用「 年於茲」和「閱 年」來敘述己受洗的時間(詳見後文),若首尾並計,從二年三月至四年十月,確已經歷三個年頭,亦合.至於皇子慈炫受洗的時間,則應在三個月之後的二年七月左右.

雖然有些文獻指稱兩宮,皇后以及慈炫是同時受洗的,但我們從內廷諸人的教名亦可間接推判諸後領洗應在慈炫之前.此因瞿安德替王太后所取的教名為烈納 (Helena),這原為羅馬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臨死前受洗)其母之名,本意或希望其子永歷帝能傚法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313年頒布信仰-自由詔書的事跡,成為中國第一位允許天主教自由傳教的君主,然而,永歷帝或因無法遵行十誡所要求的一夫一妻制等因素,而無意入教.瞿安德遂將願望置於慈炫身上,特意將其教名取作當定,此為 Constantine 音譯之簡稱,且其字意對垂亡的明廷也深具意義.亦即,慈炫若和諸後同時受洗的話,Helena 理應被取作其母王皇后的教名,以對映到君士坦丁大帝母子的關係.

永歷二年(1648)八月朔,在幾經流離之後,帝終於又移蹕其發祥正位時所在的肇慶,而天主教也已在內廷中蓬勃發展.隨侍的司禮太監龐天壽當時奉命提督勇衛軍,他在此軍中起用「西番書」為符識,並舉薦其師瞿安德掌欽天監事,伴隨當時各種附會的「祥瑞」,瞿安德亦藉機進獻「圖讖」,令帝大喜.該圖讖是一幅繪有聖母瑪利亞懷抱新生耶穌的畫,旁邊站著聖約翰(St. John;曾為耶穌施洗禮,並揭示其為救世主).對永歷帝而言,瑪利亞母子直接就對映於王皇后母子,慈炫或被看成將挽救明朝於淪亡的救主,而聖約翰當然就對映於瞿安德.

永歷二年(1648)九月,明廷派使節抵達距肇慶不遠的澳門,除在教堂行禮表達對皇子病癒的感激外,並藉機請求軍援,瞿安德亦於十一月至澳門代請,據說澳門隨後派了一支三百人的部隊,攜炮二門往援.三年正月,時任耶穌會中國副省省長的曾德昭,在瞿安德的伴隨下經廣州抵達肇慶,在大約兩個月的停留期間,曾德昭答應王太后和龐天壽將再增派一位傳教士協助瞿安德,曾德昭回返廣州後,就指派卜彌格前往. 永歷三年(1649)正月,瞿安德獲准頒行以西法所編定的新歷,取代了明朝已行用約兩百八十年的大統歷,惟在同年十二月,此歷即因給事中尹三聘劾其「擅用夷歷,爚亂祖憲」,而遭廢行,知耶穌會士當時雖在內廷的影響力頗大,但尚未能獲得永歷朝廷的全面支持.

至於永歷朝向澳門借兵一事,亦眾說紛紜.陳垣嘗稱「畢方濟自永歷元年(1647以洋兵三百,拒清人於桂林後,閱二年即卒於廣州」,出處未詳.其說或得自蕭靜山,因其《聖教史略》中有云: 永歷即位之初,遣龐天壽偕畢方濟同至澳門,商議借兵事……葡國遣兵三百名,帶大炮數門來桂林助戰,以瞿紗微為隨隊神父.桂林府得三百洋兵助戰,大有可恃.永歷元年三月,清兵大隊來攻,一望如雲.式耜即令焦璉拒戰……殺敵人無算.

至於蕭靜山之說,則應源出西文紀述,其中不僅聲稱有葡兵三百參與永歷元年的桂林保衛戰,更有明指這些軍士是由一名為 Nicolas Fereyra(或作Nicolo Ferreira)者所率領.然而奇怪的是,文獻中除見此人之名外,對其前後事跡竟然毫未提及,且亦未見任何原始資料說明此一部隊是在何時又是如何募集的.

由於葡萄牙自1580年起即被西班牙統治,直至1640年始再獨立,而澳門則是在1642年才脫離西班牙的統治,但在當時簽署效忠葡萄牙王約翰四世 (John IV, r. 1640-1656) 的三百多位公民名單中,並未見 Nicolas Fereyra 之名,故筆者頗疑澳門當局會將此一軍援南明之重要且敏感的任務,交付一位五,六年前在當地仍藉藉無名之人.而對任何一位新近才抵澳的人而言,恐亦很難在短期之內掌握到有關明清政軍情勢和內地風土地理的足夠常識,以當此大任.且若當時確有外人助戰,則瞿式耜率焦璉等人在此役中立下大功的西洋大炮,應最可能由葡兵操作,那麼他於報功疏上,理應提及這些葡兵,然而在當時的中文文獻中,卻不曾見及任何片語隻字.

大陸學者瞿果行先生雖亦主張在永歷元年(1647)的桂林保衛戰中,應不可能有三百葡兵助戰,但其論據頗難令人信服,因他聲稱明軍主帥瞿式耜乃為一堅持民族氣節之人,故應不會借葡兵助戰,事實上,明廷早在北京-淪陷之前即已向澳門借兵抗清了. 除了永歷元年(1647)的桂林大捷之外,西文資料中還稱澳門於翌年又另派遣了三百軍士協助南明抗清,英國知名歷史學家 Charles R. Boxer (1904-2000) 懷疑此或將Nicolas Fereyra 先前之事混淆成二.且若此事屬實,則他們應最可能隸屬於龐天壽所統率的勇衛軍,而王夫之(1619-1692)也就不至於稱這千餘名勇衛軍盡皆是「尪疲市民」了.

當時或因受永歷內廷紛紛領洗一事的影響,許多歐人在激情之下往往有意無意地衍生出前述穿鑿附會的說法.然而,大學士陳子壯於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在端州起義時,「衣甲器械,無不精絕,部伍士卒,皆蛋戶,番鬼,其人敢勇,善發西洋銃,故殺敵不下數萬計」,此處善發西洋銃的番鬼,是否與澳門援軍有關,則待考. 卜彌格在其所撰《中國地圖冊 (Magni Catay)》的海南島圖中,曾有一段內容與永歷朝中的天主教活動相關,該圖的右下方繪有兩蟹,殼上可見明顯的十字紋路,圖上所寫的拉丁文說明曰:

兩廣附近中國海中出蟹,蟹背有白十字架,兩旁有二旗,亦白色.蟹熟成紅色,架與旗仍不變其色.1647年,此類海蟹重見.緣是年永歷皇帝即位,繼承十二帝之帝業.同年,太后烈納,帝母瑪利亞,帝后亞納,皇太子當定,並在耶穌會神甫前領聖洗(時永歷皇帝尚為預備領洗人).天主於此亂時故示靈異,因皇室之領洗,遂致十字架旗之勝利也.

此蟹應非杜撰,因台灣等地所產的銹斑蟳 (Charybdis feriatus) 即擁有類似特徵,此種蟹全身雜布紅褐色及暗褐色斑紋,俗稱花紋石蟹,紅蟲市仔,火燒公,十字蟹或石蟳,成蟹在殼的中=央有明顯的淡色十字花紋,兩側亦有類似旗幟的紋路.且銹斑蟹蒸熟後只較先前顏色稍紅一些,而不會像紅蟳會轉呈鮮紅色.

至於前引文中所謂的「十字架旗之勝利」,應指的是永歷初期幾件振奮人心之事,如元年(1647)的桂林大捷,二年的金聲桓和李成棟反正.而該「十字架旗」或即龐天壽在勇衛軍中所起用的有「西番書」符識的旗幟,此舉很可能受到日本教會的啟發,因在寬永十四年(1637)爆發的島原之變中,由天草四郎所領導的叛軍多為天主教徒,而其所用的軍旗即繪有十字,聖盃和天使等圖案,並書有原意為「榮耀歸於聖禮」的拉丁文(西番書).

然而,卜彌格在前引文中所稱永歷朝之兩宮,皇后和皇子同在1647年領洗一事,則明顯有誤,且慈炫當時尚未出生!由於卜彌格是在永歷六年(1652)完成《中國地圖冊》一書的,當時他人在波斯,筆者頗懷疑旅途倥傯的卜彌格或犯了系年的錯誤.事實上,同一段敘述中亦出現其它訛誤,如朱由榔本是在隆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合西曆1646年12月24日)即帝位的,就與前引文所稱之1647年略差.至於卜彌格宣稱永歷帝是一位「預備領洗人(catechumene,指受洗前接受教義啟蒙的初學者)」,更明顯過甚其詞,一廂情願.

永歷帝雖曾遣使請求澳門提供軍事援助,但因東南沿海的海盜猖獗,且澳門當局期望能加強與滿洲統治區的貿易關係,以致未能獲得適當回應,龐天壽等天主教徒遂思考直接向歐洲求助,此舉可能亦受到日本教會的激勵,因天正(1573-1591)年間及慶長十八年(1613),奉教的大名即曾數次派人赴歐覲見羅馬教-皇. 瞿安德在1650年11月寫給耶穌會奧地利省省長的信中,就已提及籌組之事,但當時尚未確定誰將出任此一任務.最後,澳門的耶穌會決定派遣卜彌格赴歐,龐天壽亦選派了一位教名為 Andreas(與瞿安德同名)的游擊相從,其姓在文獻中的拼法不一,分別作 Hien, Sin, Siu, Kin, Chin, Chen,伯希和疑其姓沈.

由於此人曾隨卜彌格至西安府考察新出土的「大Q景教流行中國碑」(詳見後文),兩人並將石碑譯文及逐字拼音交卜彌格的同會好友開意吉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發表,故我們或可在開意吉的著作中找到較正確的答案.開意吉嘗引錄卜彌格之文而記此人之姓為 Chin 或 Sin,查景教碑文的拼音表,可發現「臣,真,振,鎮,震」等字均作 Chin,「慎,神,身,升,聖」等字作 —im,而「成,城,稱,正,政,證」等字作 Chim,惟並無字音作 Sin,因知卜彌格應會將「沈」姓譯作 —im,將「成」或「程」姓譯作 Chim,將「陳」姓譯作 Chin,故下文暫以陳安德稱呼此人.

卜彌格當時攜有幾封由王太后和龐天壽寫給羅馬-教-皇,耶穌會總會長以及其他相關人士的信函,其中有些早已公佈且廣受重視,筆者在下節中將就其內容做一較深入的討論,希望能稍補前人之不足.

三,永歷內廷與天主教相關之文獻(節略) 

1. 王太后致諭羅馬教皇因諾曾爵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閫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 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涓涘(筆者案:應作「埃」)答(筆者案:通「答」)報,每思恭詣聖父座前親領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聖父向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大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冀聖父多送耶穌會士來,廣傳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聖父前復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台前,致儀行禮,伏望聖慈鑒茲愚悃,特諭! 

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 

2. 王太后敕諭耶穌會總會長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 諭耶穌會大導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大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遂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併入聖教,領聖水,閱 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帝,太祖拾貳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教.待太平之後,即著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盡知我國事情,即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 ! 

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 

3. 司禮太監龐天壽上羅馬教皇因諾曾爵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膝伏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切(筆者案:通「竊」)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天主庇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聖座,瞻禮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為國難未靖,特煩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來代告教皇聖父,在於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國家,立躋昇平.俾我聖天子乃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欽崇天主耶穌,則我中華全福也.當今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中宮皇后,聖名亞納;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聖教,並有諭言致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耶穌會士來我中國,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徼(筆者案:通「邀」)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維慈鑒,不宣. 

永歷四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 慎余 

4. 司禮太監龐天壽書奉耶穌會總會長函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敬於羅瑪聖厄格勒西之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予老師卜彌格爾—耶穌會頓首拜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書奉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台前:切(筆者案:通「竊」)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尊會士開導愚懵,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要立少(筆者案:同「妙」),尊會之恩,累思報答(筆者案:通「答」),未獲涓涘(筆者案:應作「埃」).每願躬詣尊師,奈國家多故,未克遂所願懷,殊慊慊耳.今奉皇太后懿旨,敢煩尊會士卜,聖名彌格,歸航泰西,告教皇聖父及大尊師,彼知吾懷,能詳愚悃,茲求大尊神父並於尊會之友,在聖祖意納爵座前,祈禱天主耶穌慈炤中夏,矜憐主臣,悉知欽崇聖誨,享太平際而已.復懇神父大尊念我寡力德淺,賜尊會聖人通勞之共分,則惠頂戴不極.再多使老師臻我中邦,廣普鐸世人悟悔.仰徼大造,實無窮矣.敬制薄牌,願大尊安於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少表將貢,聊致祝私. 

永歷肆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 慎余 

5. 司禮太監龐天壽致威尼斯共和國諸公拜帖 

泰西物搦齊亞 光地公朝,皇,會帖子.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敬於物搦(筆者案:漏一「齊」字)亞 光地皇,諸侯及公朝,總會,予(筆者案:原識成「於」字)老師卜彌格爾—耶穌會奉拜.

6. 馬皇太后諭耶穌會士瞿安德書 

皇太后諭瞿先生:予在世所作罪業,深如丘山,又慮虜寇交虹(筆者案:通「訌」,其意為「亂」)之際,人心渙散之時,危在燃眉之急,恐落於兇惡之手,以污穢了身體,惟望先生替予每日在天主,聖母聖前祈求,遣天神護持予身,全其名節,只願善終,不枉進教,一嘗生死,感誦勝(筆者案:通「盛」)德不朽也. 

四,永歷皇太后之尊號與徽號(略)

五,結論 

天主教在永歷朝中的發展,由於出現異族入侵,太子受洗以及遣使赴歐等戲劇性的情節,一直吸引了中外古今許多人的濃厚興趣,更萌發奉教人士無限的想像與悵惘,因此成為幾乎每一本綜論中國天主教史的著述均不能不提及的內容.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相關的期刊論文更是汗牛充棟.然而,學界對龐雜的中外文獻的梳理和辨讀,卻一直無法有效突破.筆者在此文中首先整合前人的成果,接著,在爬梳大量的南明史料並藉助網路搜尋的強大功能之後,嘗試透過嚴肅的邏輯思辨和歷史考證,將中,西文史料加以會通,並對相關的史事進行深度解析,希望能將永歷朝天主教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 

文中首度理清兩宮和皇后受洗的時間及其環境背景,根據前文的討論,天主教的傳教工作在永歷二年(1648)春達到高峰,當時帝在桂林,正為朝廷的存續艱苦掙扎,而奉教的司禮太監龐天壽則受命扈從王,馬兩太后以及已懷孕的王皇后僻居在大後方的南寧,面對徬徨灰暗的未來,被許多人認為有能力或管道引進西方先進火器的耶穌會士,很可能觸發內廷的某些遐想.在這種特殊的背景環境之下,瞿安德終於二年三月說服王,馬兩太后以及王皇后入教、返回南寧後始得知此事的永歷帝,並未反對兩宮的宗教選擇,但他本身則不願入教.永歷二年(1648)四月,皇后生皇三子慈炫(前人多誤其為皇長子,且誤以他是第一個被冊立的太子,又,清人文獻因避康熙帝名諱,而逕改其名為慈烜);七月,此子在王太后的主導以及皇帝的允許之下亦受洗.八月,還蹕肇慶後,天主教在永歷朝廷的發展達到高峰,因透過龐天壽的舉薦,瞿安德獲掌欽天監事,而龐天壽在其所提督的勇衛軍中,亦起用天主教的符識,永歷帝當時也曾利用這些關係向信奉天主教的澳門當局請求軍援.但因澳門當局頗為看重與清朝佔領區之間的貿易往來,且對南明政權的存續欠缺信心,故並未積極進行軍事介入. 

當時兩廣和澳門均同屬耶穌會的日本省,在日本幕府殘酷迫害奉教人士之後,該省的注意力即放在永歷朝廷之上.但另一方面,在滿清政權中已站穩腳步的中國副省,因擔心會妨礙其發展,遂堅決反對繼續支持南明.耶穌會士湯若望當時不僅率奉教天文家在清欽天監的權力鬥爭中取得絕對優勢,更很快成為貳臣群體中的重要份子,且與順治帝和太后等皇族建立相當不錯的個人關係.順治七年(1650),清帝還頒布有名的容教敕書. 

隨著局勢的惡化,永歷帝於四年(1650)正月撤離肇慶,暫遷至廣西梧州.十月,眼看傾頹在即的王太后和龐天壽遂決定私遣耶穌會士卜彌格使歐,隨行的只有一位奉教的游擊陳安德,在卜彌格所攜去的信中均有意地將尚未被冊立為東宮的慈炫稱作皇太子,期盼能獲得教皇,耶穌會總會長以及其它天主教國家的同情與幫忙.就在卜彌格離開澳門的一個多月前,廣州和桂林相繼陷落,但他在歐洲時卻從不曾提及此一窘況,原因應為避免對其「出使」之事產生負面影響. 

雖然先前已有頗多學者論述卜彌格「出使」事件中雙方往還的函件,但對其內容卻一直仍有許多辨識錯誤或隱晦難明之處.本文因此重新檢閱了相關的原始文獻,並提出許多新的理解與詮釋:如對兩宮的尊號和徽號做了遠較前人細緻的討論;釐清王太后致教皇書中所稱「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台前」句的深意;還原耶穌會總會長答王太后書中「效昔唐代文,玄,高,建諸帝」句之所以混用諡號,廟號和年號的原因;完整解讀出龐天壽致「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以及威尼斯共和國諸公拜帖上的文字;論證在耶穌會檔案館所發現的一件永歷太后致瞿安德的手諭乃馬太后所書,而非先前所認為的王太后……. 

永歷五年(1651),信教最堅的王太后以及瞿安德先後去世,而卜彌格亦因葡屬印度官員反對其任務,而不被允許搭船返歐.或因滿清政權已然鞏固,且中國副省的教務工作日益蓬勃,耶穌會因此在瞿安德過世之後,就不再派人至南明.而龐天壽對永歷朝的態度可能亦於稍後發生轉變,如在孫可望於六年迎帝駐蹕安龍之後,原為內廷親信的龐天壽與權宦馬吉翔同媚可望,甚至還共謀逼帝禪位,八年,大學士吳貞毓等因此欲潛招李定國率軍入衛,事洩,有十八位廷臣被可望所殺,馬吉翔與龐天壽等人當時亦曾想藉此事廢後,經王皇后在帝前哭訴始免. 

至於身負眾望的慈炫,於永歷五年(1651)十月正式被冊立為東宮(先前文獻對此一時間眾說紛紜),其教名「當定」原就是取君士坦丁大帝之名的諧音,耶穌會士期許他將來能傚法該羅馬君王,大力支持天主教的發展,但他在成長過程中的表現,卻頗令教會失望.如在東京(屬安南)的耶穌會士 Onofrius Borges 於1659年致總會長的信中有云: 

我還瞭解到,皇帝最重要的旨意是讓他的兒子當定繼承皇位.但直到今天,我們仍一點也不瞭解這位皇太子在基督信仰上的進展.太監亞基樓在五,六年前就被毒死了.他死了之後,可以肯定瞿安德神父所提出的和以最大努力開創的神聖事業,不僅沒有繼承下來,而且徹底崩潰了. 

惟據其它的西方文獻,龐天壽在1657年6月才卒於雲南,相當於永歷十一年四,五月間,此與中國方面的材料較合. 

1651年冬,卜彌格與陳安德從陸路潛離印度,並在地中海邊搭船經威尼斯抵達羅馬.但其任務曾否獲明廷正式授權,卻遭到嚴重質疑,尤其,當時耶穌會正因「禮儀之爭」而與許多教會中人產生激烈爭執.即使是在耶穌會中,卜彌格亦未能獲得足夠支持,此因他屢次抗命以致得罪了總會長,且北京的會士也在清廷的支持下派遣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1614-1661) 於1653年8月趕抵歐洲,表示反對支持南明.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卜彌格,並交給他兩封分別緻王太后和龐天壽的回信,但其中盡只是應酬式的內容. 

自稱代表明廷「出使」的卜彌格,於1656年3月搭船離開里斯本,隨身攜帶著兩封教皇的覆書,六封耶穌會總會長致明廷中人的信,兩封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致永歷帝和龐天壽的信,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r. 1643-1715) 據說當時亦曾致函皇太后,其中葡王或是唯一有具體回應的,他應允將提供明廷軍援. 

但當卜彌格返回東方時,澳門當局明白表示不歡迎他借道,以避免危害其正與清人建立的友好關係,卜彌格不得已轉赴安南,在此,他得知了王太后和龐天壽的死訊.當時耶穌會的日本省或中國副省都不承認卜彌格為其成員,無助的卜彌格輾轉進入中國,1659年8月22日(永歷十三年七月五日)終因勞頓而死於邊境,卒時只有陳安德陪伴在側.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歷帝與太子俱死於雲南,至於馬太后與王皇后的出處,有稱同時被殺,有稱自殺(如屬實,則違反天主教誡律),亦有稱被俘至北京,不知孰是. 

相對於許多陸續背離南明的漢人文臣武將,一往無前為永歷朝廷奔波效死的波蘭人卜彌格,似乎十分特出.他一方面希冀能為他所崇奉的天主建立在中國的基業,另一方面,也或為其個人的終生志業追求一個圓夢的可能. 在卜彌格去世後的次月,教廷在遠東的傳教組織出現重大變革,原先在保教權(Padroado) 規定之下由葡萄牙(負責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和西班牙(負責菲律賓等地)負責的傳教區,均轉由直屬教廷的傳信部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Faith) 管理.1659-1660年間,教廷分別成立了東京(管雲,黔,湖,桂,川及今越南北部和寮國等地),交趾(管閩,浙,贛,粵及今越南南部等地)和南京(管蘇,豫,晉,魯,陜和東北,朝鮮等地)三宗座代牧區,由教皇任命權責視同主教的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以直接掌控所有的傳教工作.從此,葡萄牙(以支持耶穌會為主),法國(耶穌會,巴黎外方傳教會),西班牙(道明會,方濟會,奧斯定會)以及傳信部所分別派遣的傳教士混見在中國和中南半島等地,而各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各會間的長期矛盾,亦不斷對天主教的傳教事業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當時因許多亞洲國家均對歐人所帶來的貿易利潤,物質文明或先進火器感到興趣,故傳教士即嘗試利用此種需求來協助宣教的活動.如暹羅國王 Chao Narai (r. 1658-1688) 就曾在法籍耶穌會士的從中安排之下,僱用了一支數百人的法國部隊駐紮在曼谷等要塞,其中二十四人甚至被選任為皇家禁衛隊,兩國且數次遣使往還.傳教士不僅被允許自由傳教,他們還曾以路易十四的名義積極勸說國王入教,惟未如願,但部分耶穌會士卻在法國製造出暹羅國王即將奉教的假象.Narai 的門戶開放政策,終在他病卒之後激起以信奉佛教為主的反對人士的反彈,將法國勢力徹底掃除. 

類似永歷朝「王子皈依記」式的故事,也曾出現在安南.1771年,阮惠 (Nguyen Hue, 1752-1792) 率農民軍起事,經十餘年的爭戰終於推翻黎氏王朝,黎王外孫阮福映 (Nguyen Anh, r. 1802-1820) 為謀求復仇,遂請法國籍主教百多祿 (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 1741-1799) 攜其長子阮景 (Nguyen Canh, 1780-1801) 至歐洲求助,百多祿於1787年代表阮福映與法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 r. 1774-1792) 簽訂合約,同意割讓兩處貿易港,交換條件是法國必須提供軍援.但由於當時法國恰發生大革命,皇室被廢,而新政府亦無暇它顧,因此並不曾履約.百多祿於是以私人身份招募傭兵助戰,1803年,阮福映終於滅了安南.奉天主教的阮景雖於1793年被立為東宮,卻不幸因出天花而已於1801年薨,令傳教士在東方扶持一位天主教君主的努力再度破碎. 

十六世紀以來,為因應基督新教的持續擴張,天主教亦派出大量菁英赴世界各地傳教,雖在亞洲各國偶見佳績,但終因各種文化,宗教或經濟上的因素而遭到失敗,甚至陸續被逐出或禁絕,只有在菲律賓等少數地區,因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護持而得以生根.十九世紀中葉,基督宗教重新在中國等亞洲地區發展,但卻被許多人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一部分,遂使基督宗教迄今仍在大多數的亞洲國家被視為「外來」宗教,而無法取得類似佛教內化成「本土」宗教的結果,其原因頗值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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